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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的学术意义 “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的理论，不仅秉承“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将阴阳对立互根、相反相成法则的灵活运用于疾病治疗之中，而且对后世命门学派元阴、元阳理论的建立及补肾之法的推广，均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指出了阴虚（阳亢）证和阳虚（里寒）证的病机和治疗方法 按照“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的理论，热证“治热以寒”而用寒凉清热，寒证“治寒以热”而用辛热散寒，表面看似无可厚非，但临床上用以治疗虚热、虚寒证，却翻龋而“服寒反热，服热反寒”。《内经》作者有见于此，从阴阳对立消长关系辨析其病机，提出了“治求其属”的法则，既从病机角度深化对阴阳失调所致的寒热病机的认识，亦在治疗上丰富了对寒证和热证的治疗方法，对临床上虚劳病证的治疗尤有深刻指导意义，育阴潜阳和温阳益气成了后世治疗虚寒、虚热证的不二法门。 《清代名医医话精华·王孟英医话精华》∶“萧某素患痰多，常服六君子汤，偶延孟英诊之，脉细数而兼弦滑。曰∶六君亟当屏绝，病由阴亏火盛，津液受灼而成痰，须服壮水之剂，庶可杜患将来。萧因向吸鸦片烟，自疑虚寒，滋阴不敢频服。继患咽痛，专科治而不效，仍乞治于孟英，因谓曰早从吾策，奚至是耶。此阴虚于下，阳浮于上，喉科药不可试也。大剂育阴潜阳，其痛日瘥，而喉腭皆形白腐。孟英曰∶毒气熏蒸之故耳，令吹锡类散，始得渐退。补后复患滞下，孟英曰∶切勿以痢药治之。盖火迫津液，结为痰饮，酿以烟毒，熏成喉患，吾以燃犀之照，而投激浊扬清之治，病虽愈矣，内蕴之痰浊尚多，奈向来为温补药所禁，锢于肠胃曲折之间而不得出。今广投壮水之剂，不啻决江河而涤陈堃，岂可与时行署热之痢同年而语耶。治不易法，食不减餐，日数十行，精神反佳。逾月之后，大解始正。计服甘凉约二百剂，肌肉复充，痰患若失。”本证虽无明显发热证候，但病属阴虚，虚热灼液成痰，其痰多、喉痛、下痢诸证，均本于此。王氏抓住病之本质，力排他议，秉持不移，不用苦寒清热而用甘凉育阴潜阳，药至二百剂而收功，确具卓识。 《续名医类案卷四伤风》∶“喻嘉言治石开晓伤风咳嗽，未尝发热，自觉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续。诊之，见其头面红赤，躁扰不歇，脉大而空，谓曰此证颇奇，全是伤寒戴阳证，何以伤风小恙亦有之急宜用人参、附子等温补下元，以收回阳气，不然，子丑时一身大汗，脱阳而死矣。渠不以为然。及日落，阳不用事，愈慌乱，不能少支，忙服前药。服后稍宁片刻，又为床侧添同寝一人，逼其汗出如雨。再服一剂，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询其所由，云连服麻黄药四帖，遂尔躁急欲死。然后知伤风亦有戴阳症，与伤寒无别，总因其人平素下虚，是以真阳易于上走矣。” 按 本例患者平素肾阳虚馁，患伤风咳嗽而误用麻黄辛温热药，非唯旧病未已，反致虚阳浮越之新病，喻氏以温补下元，收回阳气为治，故收卓效。 《张氏医通·卷二伤寒》∶“馆师吴百川子，年二十余，素有梦交之疾，十月间患伤寒，头疼足冷，医用发散消导，屡汗而昏热不除，反加喘逆。一医用麻黄重剂，头面大汗，喘促愈甚。或者以为邪热入里，主用苓连，或者以为元气大虚，议用冬地，争持未决，始求治于石顽。诊之六脉瞥瞥，按之欲绝，正阳亡欲脱之兆，急须参附，庶可望其回阳。遂疏回阳返本汤，加童便以敛阳。一剂稍宁，三啜安卧，改用大剂独参汤加童便，调理数日频与稀糜而安。” 按 本例虽然为外感伤寒，但因里阳已虚，故用辛温表散而“昏热不除，反加喘逆”，张氏诊其为“阳亡欲脱”，急用回阳返本汤（熟附子、干姜、甘草、人参、麦门冬、五味子、腊茶、陈皮）加童便为治，正是秉“诸热之而寒者取之阳”之旨。 （二）开后世补肾学派之先河 《素问·至真要大论》“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之说，为虚热、虚寒证的辨证论治提供了立法主导，特别是通过王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一深刻阐发之后，更为后世临床论治内伤疾病时所尊奉。命门学派在这一理论启发下，结合命门元气学说，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内藏元阴元阳，既是“水之主”，又是“火之源”，五脏之阴源于肾之真阴，五脏之阳源于肾之真阳，因而力倡“取之阴”、“取之阳”主要应取之于肾阴、肾阳，并在临床中把这一理论作为推行、运用补肾治法的理论依据。如《医贯·阴虚发热论》即谓∶“《内经》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王太仆先生注云∶大寒而盛，热之不热，是无火也；大热而盛，寒之不寒，是无水也。又云∶倏忽往来，时发时止，是无火（按∶王氏原文为“无水”）也；昼见夜伏，夜见昼止，时节而动，是无水（按∶王氏原文为“无火”）也，当求其属而主之。无火者，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无水者，壮水之主，以镇阳光。必须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减，以补真阴。”张景岳的《类经附翼·三卷真阴论》中论左、右归丸和左、右归饮的主治功效，亦以王氏之论为据，如其谓；“左归饮∶此壮水之剂也，凡命门之阴衰阳胜者，宜用此饮加减主之。”“右归饮∶此益火之剂也，凡命门之阳衰阴胜者，宜用此饮加减主之。”但五脏皆有阴阳，虽然肾阴、肾阳为其根本，各脏阴阳之虚衰不足亦可导致虚寒、虚热证，王太仆在注文中亦说∶"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取心者不必齐（剂）以热，取肾者不必齐以寒，但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特别是脾胃为后天之本，温补脾阳或养胃生津，有时亦在所必须。上述王孟英治萧某验案，虽未述及方药，但从其用“甘凉约二百剂”，可知其中必亦有用滋养肺胃阴津药者。至于李士材治何金阳之子，用归脾汤、补中益气汤、还少丹，亦是脾肾双补之法。故临床上不应拘于温补肾阳和滋养肾阴，涉及其他脏腑的阴虚、阳虚，亦应当结合脏腑用药，才能丝丝入扣，切合病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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