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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是时代的“阐释者” ——与作家阿宁对话 封秋昌 下面的“对话”，是我最近读了阿宁近年来所发表的一些作品之后，颇有“庾信文章老更成”之感。兴之所至，从2022年3月2日——5日，在微信上与阿宁进行了即兴交流，由此涉及到作家应该是时代的“阐释者”、人类能否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一般作家的写作有无存在价值和意义等问题。尽管觉得论说还不够充分，却有值得进一步思考之必要。 封秋昌：阿宁，这几天我在拜读您的作品。我最欣赏的是《乌兰一支更》，并且推荐给了李克灵。 他看后说：“的确写得很好：人物鲜活，语言独到，感情真挚细腻，手法老道娴熟。” 我回复克灵说：“阿宁这个中篇，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人物的自身矛盾来揭示人性之美之善。它给我的启示是：要想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就要触及人物的内心矛盾。就这篇小说来说，娥子有两个男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婚姻法施行一夫一妻制，因此娥子必须舍去两个男人中的一个。娥子赞成一夫一妻制，但在感情上却难以割舍。因为，一个是自己被土匪打伤，失去双腿、失去劳动能力的丈夫；一个是在自己家已经生活了六年并且成了她的依靠和事实上的男人。所以，她就在这样难以取舍又必须取舍的煎熬中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最终，她决定不和原配男人离婚，而让她爱着依靠着的男人离开。想来想去，她觉得，若和失去双腿的丈夫离婚，让他一个人怎么生活？而另一个男人，对这个家是有功的，让他离开，在情感和良心上实在于心不忍。但想到他年轻力壮，即便离开了这个家，他到哪都能生活下去。而娥子的丈夫，坚决反对她的这个决定，因为他不愿意再拖累娥子，为了成全娥子，他选择了沉湖自杀。人物的内心之美之善，就是在人物情与法的矛盾纠葛中，体现出娥子处处为两个男人考虑的善良和人性之美。” 阿宁：我当时对这个题材不太看好。因为是父母那一代的生活，就凭着我对父母的了解写了。没想到这篇小说发表后《新华文摘·网络版》、《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了，出乎我的意外。至于我的其他小说是不是写得有问题？功夫下得不到？ 封秋昌：就我已经看过的几篇小说，也都各有特色，只是我更喜欢能钻到人物心里去的作品。我认为，这才是文学应该着力表现的内容。《乌兰一支更》就是这样的作品。我也喜欢《童年的哈拉乌素》，小说中母亲、雪姨、六姨、小矮子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的叙述者“我”，有两个视角：一是童年视角；一是成人视角。在叙述中，这两个视角择时转换。童年的“我”，不喜欢妈妈，却喜欢雪姨和六姨。然而，妈妈的形象则在童年之我的否定中得到了肯定。我之所以不爱妈妈，因为妈妈作为下乡干部，整天为农业社的事忙碌，为别人操心，却没有时间照顾我，时间长了，我对妈妈生疏了，却对每天为我们做饭并照看我的雪姨亲近起来，六姨（雪姨的妹妹）经常来雪姨家，她喜欢我，我也喜欢她。老年视角则对童年的经历和感受进行反思并抒发自己的感慨以及人生体验。妈妈的所作所为，还有她因为不同意急急忙忙地从初级农业社转入高级社，被视为“右倾”而被批判。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征。 《县城里的韩小强》，已经触及到了人性中共有的一个弱点：置身于现实却想脱离现实，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妄想之中而不能自拔，最终导致了冯玉华的精神失常和悲凉结局。只是，为什么冯玉华对台上演《海港》中韩小强的演员痴迷到忘我的程度，给出的理由似乎不够充分，也比较笼统，这就让人感到太过夸张了。 阿宁：封老师，短短的时间里，你看了这么多，真是让我又感动又惭愧，你的意见我会认真研究。目前我得到的印象就是，一定要写好，不能写一般化的作品。有遗憾的作品发表了等于负数，反而拉低了自己。 记得1997年我的作品研讨会开过之后，《文论报》发了你和陈超的“对话”。当时影响很大，有好些人跟我说。 但回想起来，我那时写的一些作品，有的作品虽然不错，却是偶尔碰上的，跟自觉的追求有很大区别。这几年，我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自觉的状态。所以，我对近些年写的作品，比较在意，因为体现了我的一种自觉追求。其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夜里闭不上眼睛》、《病人的私事》、《盛开如谜》。这几个作品，我自以为我的表现方法是独特的。个人特征很明显。不知道这种追求别人是不是认可。 封秋昌：我非常赞同你现在对创作的追求。写到这个份儿上，应该追求质量而不求数量了。你说得对：不能拉低自己！ 当年和陈超关于你的作品的“对话”，我还记得。那时我在《文论报》，你的研讨会开过之后，我想让陈超再写一篇评论，而陈超提议和我搞一个对话。于是，就有了这篇《对话：阿宁的方式及局限》。该文发表在1997年8月15日的《文论报》上。 记得本世纪初，“文学消亡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比尔·盖茨在西班牙参加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他的最大“夙愿”，就是“消灭纸张”。我不认为文学会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而消亡。于是，我写了《文学与人类同在》一文（见《文艺报》）2004年5月22日）。如今，将近20年过去了，文学依然存在，并没有“消亡”，而且，我仍然坚持认为：文学与人类同在。有文学的存在，就有作家的存在；反之，没有作家，何谈文学？因此，文学与作家是“互生”的关系。 作家为什么写作？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目的和追求。但我认为，优秀的作家应该是时代的“阐释者”，而不仅仅是“记录者”。这就要求作家要真正地熟悉自己所表现的时代，并具有从整体上把握生活的能力，具有独具慧眼的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对生活的“新发现”。因为，有新发现，才有艺术创新。而作家的发现，应当是透过现象看到事物本质及其主要特征的新发现。而唯有这样的发现，才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人类自身，才会有作品的深刻性，才有可能成为时代的“阐释者”。 阿宁：我对时代的阐释者，感到有些力不从心。现在播的电视剧《人世间》，同名小说是梁晓声写的，倒很适合你这个标准，确实是一个时代的阐释者。以前还有《平凡的世界》，也属于这一类作品。我对自己能不能做到很怀疑。因为这不光是一个能力问题，还有一个心性问题。从文学的整体要求来看，你是对的。但如果从一个个体的作家来看，能做到的不多。我想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作家，能够独树一帜，跟其他作家有鲜明的区别。世界观，价值观，表现方法，结构故事的方法，语言等等都跟别人不一样。如果能做到，我就谢天谢地了。我可以试图成为时代某一个方面，某一个角落的阐释者。 鲁迅是一个时代的阐释者，我觉得孙犁就不算了。汪曾祺也不算。 封秋昌：所言极是。我是从应该如此的角度说的，你是从具体作家能否做到的角度说的。的确，就一个作家来说，他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不是由他的主观愿望决定的。任何人都有长有短。作家也是一样，要扬长避短。你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作家，但如何才能成为有自己突出特色的作家呢？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愿闻其详。 阿宁：首先我的选材是特殊的。结构故事的方法是特殊的。语言是特殊的。另外价值观是特殊的。我说的是追求，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能做到的很少。把它作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我觉得，《人世间》有可能成为一个流传下来的经典。 封秋昌：能否成为经典，后人说了算。 阿宁：也是。 封秋昌：说作家是时代的阐释者，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人类能不能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因为西方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不可认识的，比如加缪就认为科学也不能认识世界。我认为加缪是以“未知”来否定“已知”；“已知”虽然不是对世界的终极认识，但毕竟也是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会不断得到新的认识。再就是作家是分层次的，只有少数的作家能够成为时代的“阐释者”，而绝大多数作家的作品，将来会变为一堆废纸，被历史所遗忘、所淘汰。但即便是“废纸写作”，我认为也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文学和科学、生产实践、哲学，还有宗教，都是人类探索、认识世界和自身的途径和方法。科学实验不会一举成功，而是经过多次失败后才获得成功，失败为成功积累了经验。废纸写作，也是为文学认识世界和人类自身作出了努力并积累经验。大量的废纸写作，犹如体育方面地方队和国家队的关系，地方队是产生国家队的土壤和基础。我最近有两篇随感，一篇题为《人类能认识世界吗？》，一篇题为《文学的存在和“废纸写作”的意义》，发给你看看。 阿宁：两篇文章都看了。两篇文章的题旨实际上是相通的。我赞成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是个长期追求的过程。不怕废纸写作。 就我来说，我在55岁以前写的好作品确实很少，写了大量的现在无法回头看的东西。这也有意义，这也是脚步。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走到了现在的认知状态。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 巴金那个时代的作家，现在好些东西都没法看。包括像田间那样的东西，跟现在的作品没法比。但他们仍然给后来的作者提供了营养，提供了启发。 封秋昌：是的。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前人的努力，何谈历史的进步？文学亦然。成为时代的阐释者固然令人向往，但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如果能够真正具有自己特色，其实已经很不简单了。然而，我觉得对此既要有所追求又不刻意追求，个人特色应该是水到渠成时自然流淌出来的。生活积累、人生体验、认识能力、艺术修养，特别是个人的禀赋和才情决定着作家的风格和特色。因此，具有一定才能的作家，只要他对人生世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发现及其相应的情感体验，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那么这样的作品就一定会有作家自己的不同于他人的“特色”。 风格与特色的形成，可谓功夫在诗外。 关于“作家是时代的阐释者”，可以理解得更宽泛一些，至少可以分为三种情况或类型：第一类情况：作家在一部作品中，全景式地展示了某个时代广阔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因为它的丰富性被誉为社会的“百科全书”。 第二类情况：作家不是在一部作品中，而是在多部作品中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触及到了某一时代的带有本质性和普遍性的现象和精神特征，将这些作品合起来看，能让读者对某一时代有整体性的认识。这样的作家，我以为也算得上“时代的阐释者”。如此看来，孙犁、汪曾祺还有许多作家，都堪称时代的“阐释者”。 第三类情况：一个作家只有一两篇作品能对时代的某个方面或角落进行“阐释”。从整体上看，这样的作家算不上“时代的阐释者”，但他也参与了对时代的“阐释”。就像一项工程中搬砖合泥的小工不可或缺一样，他也为整个工程的完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这样的作家，也是时代阐释者中的一员。 如此看来，所谓作家是时代的“阐释者”，并非高不可攀。 不知这样的看法能否成立。 阿宁：回想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豪情万丈，给自己赋予的责任很大。想反映时代，想反映人民群众火热的生活，相当时代的记录者。到了这个岁数就能让自己静下来，考虑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特别赞成你的这个观点，就是每个作家的局部性，汇合到一起就是文学的整体性，就能够记录时代阐释时代。 同时受你的启发，我也在考虑局部性可能就是整体性，作家把每一个局部观察、理解得到位，展示得充分，就意味着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整体性。从这个角度说，一般的作家也是可以充当时代的阐释者的。不过，我恐怕没这个能力，也不敢有这个奢望。 封秋昌：你说得很好，我非常认同。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说：作家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既要反映生活，又要说明生活，即所谓“阐释”。而作为个体的作家，都是这个作家整体中的一员。但作家是分层次的，所能达到的高度是不同的。就像楼房一样，有上层有下层，没有下层就没有上层。 但作家这个整体好像和楼房还不太一样。楼房的层级是死的不可变的，作家的层级是动态的可变的，比如有些不知名的作家会突然冒出来，从不出名到名满天下。因此，作家这个整体的层级，不断地出现新的排列组合。因此，一个具有一定艺术造诣的、生活积累深厚的作家，谁都有可能成为时代的“阐释者”，或者是全景式的阐释，或者是对某个时代的某个方面的“阐释”。 你说《县城里的韩小强》是写当时县城里的一个怪人，这算不算我对时代的一个阐释？ 我觉得，你能写这样一个“怪人”，这是你的艺术发现，但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要揭示出怪人之所以成为怪人的、能体现时代特征的主客观原因，而且要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我以为这样的作品，才是既反映了生活，又说明了生活，即对时代生活的某一方面或某种现象进行了“阐释”。 （2022年3月10——13日整理） （2022年3月25日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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