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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文作为军事性文告，由来已久。一般用于战前声讨、晓谕及征召。北齐颜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1]《尚书》中《甘誓》《汤誓》等已经初步具备檄文的雏形。最早将檄文作为军事性公文文种加以专门研究的是刘勰。东汉时期有关檄文的记载多了起来，当时的檄文多以散体写成。《东观汉记》曰：“隗嚣，故宰府掾吏，善为文书，每上书移檄，士大夫莫不讽诵。”[2]可见，当时檄文除了原有的实用目的外，已经产生了审美性和审美功用。汉末三国，各方割据势力雄踞中原，战争频发。作为战争动员令的檄文自然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檄文作品，如《为袁绍檄豫州》《檄吴将部曲文》等，虽然其中一些文章至今仅流传数语，但仍可窥其壮阔之气。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则是檄文发展史上绕不开的一篇美文巨作。它不仅代表了三国时期檄文的特色，也是后世檄文的典范。在这篇檄文中，陈琳已经开始关注檄文形式美的表达，文中对偶、排比、夸张、用典，大量铺陈，大量骈丽语词的运用，使文章气势宏大，彰显时代的波澜壮阔，大大增强了檄文的美感。魏晋六朝，檄文的发展进入了兴盛期。著名的有西晋孙惠的《为东海王讨成都王檄文》、王永的《宣檄州郡》、梁元帝的《伐候景檄文》、陈徐陵的《檄周文》等等。檄文作为一种具有专门功用的文种，其内容具有限定性。正如《文心雕龙·檄移》所云:“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3]即抨击敌方，宣扬我方正义，泄敌方士气，壮我方军威。所以，后世想要突破前代，就要在形式上加以创造。汉魏六朝是檄文骈化的关键时期，檄文形式的创造性转变也成形于这个时期。此时檄文的形式由骈散结合最终发展为完全的骈体檄文，产生了一大批注重辞令之妙，句型整齐，气势磅礴，凸显审美功用的骈体美文。骈体檄文多用四字句，追求音律和谐，注重对仗。六朝时期之所以骈体檄文盛行，与这个时期文学的骈俪化趋向是分不开的。当时朝廷的各类公务文书多用骈文写成，骈体文章应用于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重塑着文学风尚和审美趣味。此后，历代文章大家也留下了很多骈体檄文名作。如隋末祖君彦为农民起义领袖李密声讨隋炀帝的檄文《为李密檄洛州文》。后有李自成、杨秀清等人也使用过一些骈体檄文。综观骈体檄文的发展史，其代表作当数唐代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全文采用骈文最常用的四六句或对仗句，广泛用典，公文的框架与骈俪的形式、华丽的词语相结合，形成了骈体檄文的新样式。唐以后的檄文样式变化不大，以骈散结合为主，直到清代“檄”这一文种被布告等代替。虽然清以后檄文名称变了，但骈体檄文的写法却未尝消弭。直到共产党成立之后，骈体檄文的写法也常见于书信之中，如党中央于1936年8月25日致国民党的信中，用了“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这样的骈句，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是非不明丧权辱国的嘴脸。1939年东北军沈烈鸿讨伐张维翰的布告，最后一句尤为精彩：“披毫草檄，怒发冲冠。”这些都算是骈体檄文的写法在当代的延续。六朝是骈体檄文鼎盛时期，最早的骈体檄文产生于东晋。之所以发生在这个时期，与当时骈体的大肆盛行是分不开的。“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代的变异，社会的变迁往往是文体变异的主要原因。动荡的社会现实也带来了思想观念的转变。魏晋六朝时的思想风化与前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庄复活，儒家思想走下神坛，儒道释三家齐飞，怀疑精神与辩论风气盛行，结束了前代思想单一、风气拘谨的社会状态。魏晋六朝的人生观是现实的，也是逍遥的，对美的追求臻于极境。骈体结构齐整、音律和谐，无疑是美的显现。骈体檄文的出现不过是骈体极致盛行渗透到各个层面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既然骈体檄文源于对美的追求，那么其特点自然脱离不了美学意义。首先，骈体檄文的出现是对前代檄文形式上的突破，体现了形态美。骈文，因其通篇多对偶句，如二马并驰而得名。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併马谓之俪驾，亦谓之骈。併、骈皆从并，谓并二马……骈之引伸，凡二物并曰骈。”[4]可见，骈文注重形式对仗。除了每段的发句、收句以及段中的转接句、补足句可以用一至数句散行之外，通篇都以字句相对、平仄调和为准则，就像两马奔腾并驱步调一致。骈体檄文形式上讲究对偶，追求结构的对称和美感。这就要求在遣词造句时对每句的字数要有一定的控制和拿捏。如“若举炎火以焫飞蓬，覆沧海以沃熛炭。”“明者见危于无形,智者规祸于未萌。”这些句子结构工整，富有美感。其次，骈体檄文不只具有形态美,其实用性也加强了。檄文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战前动员，如果只关注审美性而忽视实用性，那么就不是一篇好的檄文。骈体檄文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其实用性，和它善用对偶、排比、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旁征博引，营造宏大气势是分不开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指出：“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5]这里指出了四种主要的对偶方式：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如王伟《传檄荆州》：“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则运用了事对与正对，鞭辟入里，极具煽动力和讽刺意味。将言对发挥到极致的是南朝萧绎讨伐侯景的檄文，该文一千多字，几乎无句不对。篇幅宏大华美，造就宏大的气势，读之朗朗上口，易激起南朝军民对侯景叛军的愤恨。再次，在抒情和铺叙、夸张一些事物时，骈体檄文往往能把一些曲折、复杂的感情或生动的事物形象传神地表达出来,塑造出一大批鲜明的人物形象。一些应用文字则写得义正言辞、铿锵有力，让人印象深刻。隗嚣《移檄告郡国》开篇道:故新都候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只,歌颂祸殃。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文中历数了王莽的几大罪状，刻画出王莽不忠不敬恶毒狡诈的形象，节奏短快，情绪激动。再如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先对武氏的身世、品行进行攻击，如：“杀姊屠兄，弑君鸩母”，再对其窃国夺权的行为进行抨击：“近狎邪僻，残害忠良”。用简练坚定的笔触、慷慨铿锵的情绪为战前鼓动，招揽人心。骈文是一种崇尚美的文体，在修辞上，多用偶对，如鲜花之并蒂，如美玉之成双，又如明镜之有影。从东汉末年始，文学创作中注重华辞丽藻、逞词纵横逐渐形成的风气，骈体也渗透到各种公文文种之中。古往今来，一些文学家认为檄文以散体为宜。台湾学者张仁青称：“散文雄健如俗世之伟人，骈文闲逸如出尘之高士。”[6]清代袁枚也说过：“散文多适用，骈体多无用。”[7]他们认为以散体写檄文更符合檄文的体式。然而，以骈体作檄文,也有显著的优势。檄文要给看到的或听到的军民以较深的印象,骈体句式整齐,音节谐熟,读之朗朗上口,便于宣读，长于记忆。笔者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檄文骈体化的优缺点是相辅相成的。骈体檄文很好地结合了雅与丽，在论理与尚实上有所缺失，但这也是其文种特点所决定的。首先，骈体檄文形式上讲究对偶、音韵，所以读之笔势雄健，纵横奔放，宏富壮伟，铿锵有力,节奏感强。然而，过分追求字数的工整也会使文章僵硬牵强，失之洒脱。其次，骈体檄文善用典故，一为引用历史故事，二是引用古人诗文。一篇檄文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要注意警句的运用，骈体在这方面较散句更有优势。这可以使文章语言简练、委婉含蓄、风格典雅、文采斐然，但同时也会造成词不达意或艰涩难懂的毛病。采用夸张的手法有助于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激起民愤，但夸张引申也使文章失去了尚实的本质。如《为袁绍檄豫州》文，以大量篇幅夸张的笔墨对曹操的罪状加以揭发，“赘堰遗丑，本无懿德”“破棺裸尸，掠取金宝”。当时取得了很好的鼓动效果，但就现实来看，不免有失公允。再次，骈体檄文注重对形式、文采美的追求，讲究藻饰，讲究文采，着力炼字、炼意，尽力使用色彩浓烈、典雅富丽的词汇，使文章华美壮丽。这也导致篇章冗长繁杂，文句繁复却无助于加深文意,文虽锦绣但乏于骨力，有冲淡主旨之嫌。如梁元帝萧绎讨伐侯景的檄文长达一千多字，气势宏大，文采雅然，却不符合檄文誓师注重实用性，讲求效率的原则。所以，对待骈体檄文，我们大可不必有古人骈散的门户之见。总的来说，骈体檄文虽然有一些弊端，却很好地坚持了其“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的内容主旨及“声如冲风所击，气似巉枪所扫”的宏大气势，其为军事服务的性质没有变，并且在前代实用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审美意义。骈体檄文对美的追求值得肯定，我们应该扬弃地加以吸收借鉴。[1]（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2.[2](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五十八杂文部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5:45.[3]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231.[4]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4:438.[5]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311.[6]张仁青.骈文学[M].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4:23.[7]王英志编.袁枚全集[M].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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