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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2年正值启功先生诞辰110周年。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启功先生等名师先贤在中国现当代美育进程中的弘文励教精神，为新时代美育建设贡献力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特联合主办了“启功先生与美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研讨了启功先生的美育思想及其在多领域的学术贡献、艺术贡献等。在这次研讨会的基础上，我刊特推出同主题专题，刊发部分优秀入选论文，以上、下两期，向读者展示启功先生的书画创作、学术思想，以及启功先生的美育理念。本次专题还得到了中国书店等单位的支持。  启功 行书跋争座位帖 纸本 1977年 妙鉴斋旧藏 中国古典史学历来弥久，自西方“美学”（Aesthetik）引入国门以来，史学中的美学精神逐渐被发掘。然而，近代以来关于“史学”与“美学”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息。自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推动中国史学“近代化”后，近代学人便对此有所关注。1921年，胡适与顾颉刚谈话中就史料审视提出“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的观点。1930年，陈寅恪则提出“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的审视方法，这都是带有“美学”色彩的史学方法讨论。启功先生作为中国当代重要学者，其文学、书法、绘画、鉴定等诸多方面为人所赞。观先生为学之道，由于受教于陈垣先生及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时时流露出作为史家的精神追求。同时，得益于他精深的书画艺术造诣，先生在潜移默化中，又将艺术求美的思想融入其一生治学，体现出“蕴道而不言道”的美学精神特点。 一、“美学”“史学”之关系 “美学”与“史学”二者自有其宗旨与特性，彼此之间既矛盾又统一。顾明远先生认为黑格尔的《美学》“强调艺术是绝对观念在感觉经验上的体现，艺术的发展是精神克服物质局限性而达到'主观性’的过程”。这体现了“美学”中的主观性，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创造力。但对于史学来说，尊重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则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重要保证。此即为二者之矛盾，但二者之间同样有共通之处。康德认为：“对于美的艺术来说，要达到高度完美，就需要大量的科学知识，例如须熟悉古代语言、古典作家以及历史、考古学等等。”这对实现美的过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史学的具体种类自然渗透进美的具体的艺术领域，二者在内容上便表现出一致性。美时常又需要以真为前提，即真实、真诚之美。毕加索说：“艺术是揭示真理的谎言。”这对“美学”中必要的客观性提出了讨论。美亦需要真作为基础，若站在史学角度，“求真”则是治学之基础。若看艺术创造，必然是主体依据客观存在的一种心灵活动，史学求事实之真则是依据“真人真事”客观地表达史家的心灵活动。黑格尔认为《美学》一书是其“检阅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而历史的内容同样是“人类生存的全部内容”。如此看来，“美学”与“史学”便有了统一性。 （请横屏欣赏）  启功 楷书临王虚舟集柳书反经箴 纸本 线装书局《高山仰止——启功先生书画作品及论著手稿展作品集》 启功先生虽然并未将其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专门的史学研究中，但作为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高足，先生的史学素养是世所共知的，这在其治学研究与艺术表达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陈垣先生的学术论著中处处流露“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的爱国情思与治学精神。启功先生回忆：“陈校长不但教我们怎样教书、怎样做学问，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如何做人。”（启功《启功全集·第九卷》）这是陈垣先生作为教育家对“人性”的培养，也是作为史学家对历史中“人性”的理解。追求美也终究是为了追求“人性”之美，《文赋》所讲的“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便在主体人的参与下，成为美学与史学的共同表现。所谓“史”自然离不开“史料”，启功先生对于“史料”的关注中，最具有特点的便是20世纪的新见书迹，不论是敦煌写经还是海外墨迹，启功先生都因其扎实史学修养而对这部分材料的研究与欣赏表现出独特的审美视野。 二、“去伪存真”的求真精神 “史”的发展与“真”的内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真”是中国古典史学的基础。 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确提出：“可以知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启功先生的求真精神大概是贯彻了其终身，这一点从早年学画更喜吴镜汀一类的“内行画”便可看出。启功先生回忆道：“吴老师的'内行画’确实非常高明，他能研究透每种风格、每个人用笔的技法……这等于把画理的基本构成都解剖透了，有点现代科学讲究实证的味道，真不愧'内行’中的'内行’。”（启功《启功全集·第九卷》）而启功先生从23岁开始撰写的《论书绝句》中更是有针对诸多20世纪新见书迹的真伪、本源等问题展开的讨论，求真精神正是启功先生学术研究中史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具体论述启功先生求真精神中的三个方面：事实之“真”、认识之“真”、价值之“真”。  启功 楷书录画论三种 纸本 文物出版社《启功书画论三种》 凡讲“真”必与“实”有所关联。《说文》曰：“实，富也。从宀从贯，贯为货物。”段玉裁曰：“凡稹、镇、瞋……皆以真为声。多取充实之意。”另从更多先秦文献来看，“实”多与财物、器用、果实等事实上的客观存在有关，不难看出“真”与“实”的相通之处。由此便构成了“真”的第一层内涵，即事实之“真”。 启功先生对事实之“真”的追求最为显著的一点便是对新见书迹的研究与利用，《论书绝句》中便有多处体现。第二首自注言：“此帖自宋以来，流传有绪。传世晋人手札，无一原迹，二王诸帖，求其确出唐摹者，已为上乘。此麻纸上用秃笔作书，字近章草，与汉晋木简中草书极相似，是晋人真迹毫无可疑者。”（启功《论书绝句》）启功先生客观地从《平复帖》的客观流传情况与时代风格出发讨论了该帖的真伪问题。如果仅从此出发，此案例与其他书画鉴定并无不同，所利用方法也属书画鉴定的基本方法，但启功先生求“真”的史学精神给出了更深刻的事实之“真”依据。《〈平复帖〉说并释文》曰：“而与出土的一部分汉晋简牍非常相近。”（启功《启功丛稿》）启功先生通过利用新出土材料首先释读出《平复帖》的文字内容，自此还原一段客观历史之存在。同样的思想在《论书绝句》第三首自注中也有体现：“丧乱帖笔法跌宕，气势雄奇。出入顿挫，锋棱俱在，可以窥知当时所用笔毫之健。”（启功《论书绝句》）窥探笔法的真实应当是要还原一段书写的实际情形，帖中的笔法虽不能再次真实地表现出，但是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实际情形却不断作用于今天，试图探求其真实便是对一段书写历史的客观认识。启功先生追求事实之“真”的实践也是其史学求真思想的现实表现。 认识之“真”是启功先生求真思想中最具特色的一点。由于启功先生涉猎广泛、视野广泛，因此先生的认识之“真”不完全同于史学家对于史料、史实真假的认识之“真”，但体现在其书学研究中有着作为书法家独特的一面。  启功 行书临米芾苕溪诗帖 纸本 1966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功书画留影册》 《论书绝句》卅二首言：“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启功先生此言看似在讨论“碑帖之辨”，实际上是将问题变成“刀笔之辩”，并试图尽量接近书法史的真相。此首自注云：“如人未曾一见六朝墨迹，非但不能作透过一层观，且将不信字上有刀痕也。余非谓石刻必不可临，惟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临刻本。”（启功《论书绝句》）在这里，启功先生论述了观新见六朝墨迹对于认识学习刻本的意义，类似的表述还有许多，如第七首自注：“非独智永面目评价于斯可睹，即以研求六朝隋唐书艺递嬗之迹眼目不受枣石遮障者，舍此又将奚求乎？”（启功《论书绝句》）卅六首自注：“此盖时代所限，无如之何。如今所见之西汉帛书，使姚际恒、廖平、康有为见之，又莫非文刘歆所造者矣。”（启功《论书绝句》）八十岁首自注：“明人少见六朝墨迹，误向世传所谓晋唐小楷法帖中求钟王，于是所书小楷，如周身关节，处处散脱，必有葬师捡骨，以丝絮缀联，然后人形可具。”（启功《论书绝句》）求墨迹之“真”正是去刻本之“假”。“假”来自碑版的摹刻失真，响拓的勾廓失真。通过对新见书迹的研究与利用，启功先生将“碑帖之辨”清晰地转化为认识层面的“真”“假”之辨，打破自清以来困扰书学研究的“碑帖之辨”的难题。史学中的“真”“假”之分更多是对治史所需的历史事实进行判断利用，启功先生成功地将治史中的求真精神作用于书学研究，这来源于他对历史事理的准确判断和知识学养的丰厚积累，另外还有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其对出土新见材料的敏锐认识。如此看来，求认识之“真”当属启功先生在书学研究中极具先进性的一点。 求墨迹之真是启功先生书学研究中的重要追求，但是这不意味他会对碑版产生偏见。《论书绝句》廿二、廿三首针对《朝侯小子残碑》《张景碑》便从碑刻本身的“是非”价值给出了评价：“而小子碑字迹、镌工，俱无逊于郑杨诸碑，而名不加著者，出土年近而品题者少耳。不佞尝为友人题此碑，戏云：即为此碑吐气，我辈亦须各自奋勉。假令吾二人得为翁覃溪、黄小松，则小子碑亦可侪于郑杨诸石假令得为欧赵诸洪，则此拓本可值重金，其斤两将逾碑石矣。”（启功《论书绝句》）不因人显而贵，正是启功先生给予20世纪新见碑刻书迹最为公正的价值判断，类似的还有诸多新出土墓志。此外，即便此二物为碑刻而非墨迹，但启功先生仍能找到其价值中“真”的成分，在尽量规避“碑”与“帖”的“是”与“非”之间，启功先生还给出了求“真”方法中蕴含着的另一种重要的史学思想，论书绝句廿三首言：“故于小子、张景诸残石精拓，什袭把玩，常与西陲简牍同观，职此故耳。”（启功《论书绝句》）碑刻墨迹同观，此即求“通”之法。  启功题签一组 妙鉴斋旧藏 三、“知古不泥”的通变精神 追求通变精神也并非易事，《周易·系辞上》曰：“鼓天下之动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对具有通变精神的主体提出了极高的个人修养要求。观启功先生的思想精华，通变是其学术升华的关键精神。通变包括了“变革”“会通”两个层次的意义。 启功先生的字体学研究还包含了书法精神。《论书绝句》九十七首自注言：“文字递嬗，其书写之法，自然不同。虽有时代之异，然非前必优后必劣也。且真草以至行书，自魏晋至隋唐，逐渐完美，世人习用至今，已有千数百年之经历。”（启功《论书绝句》）从文字字体的“变革”联系到与“书写之法”的客观关系，这其中不仅有“变革”意识还体现了“会通”意识。 若从时间维度来看，启功先生的书学经历亦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体现。《论书绝句》十八首自注言：“董氏早岁曾学石刻小楷如宣示表、黄庭经之类，继见唐人墨迹，始悟笔法墨法之道，屡见于论书及题跋之语。余遂求敦煌石室唐人诸迹而临习玩味，书学有所进，端由于此。”（启功《论书绝句》）对于唐人墨迹的追求，自启功先生年少便始，但究其从董其昌跋中悟学书方法则不得不说是出于启功先生对古今书学通识的深刻理解。“会”与“通”时常交织作用，启功先生对“会通”的理解还体现在其“雅”“俗”之分上。先生自言：“平生不喜雅俗之说，文字尤难以雅俗为判。”他针对字体提出“高的古的就雅，近的低的就俗的观念”应尽早破除的观点，因为“文字贵在通行，符号取其共识”（启功《论书绝句》），将文字的通行实用性突出，将“雅”“俗”放入书法史与字体史的发展中给予评价，这也是先生在面对敦煌经生写经时，能够摆脱时风，意识到其独特书法艺术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启功 行楷书跋袁刻阁帖 纸本 妙鉴斋旧藏  启功 行书跋泰山二十九字拓本 纸本 1974年 妙鉴斋旧藏 若从空间维度来看，启功先生对于20世纪新见书迹研究的另一特点便是取材宽广。其关注范围不只集中在国内的某一地，而是随着考古发展遍布全国。前文提到《论书绝句》始作于1935年，启功先生时年23岁，第一首论述汉晋简牍时便提到“此据《流沙坠简》及《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立论”（启功《论书绝句》）。《流沙坠简》成书于1914年，《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成书于1931年，从两书的出版时间及作诗的时间看，启功先生对于出土文献的关注基本贯穿一生。此外，启功先生的“会通”还具有发展的精神，《古代字体论稿》1998年后记中载：“本文写作时，还有一些实物未经发现，所以说'只有西周和秦代未见墨迹，战国未见石刻，还有待于地下材料出现。’”不得不说这正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的史学意识的潜在体现。敦煌写经、西北汉晋简牍、高昌墓砖、楼兰残纸等，启功先生的视野也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日益开阔，当真是“网罗天下所有的资料于一书”，做到“会通”于一心。  启功 行书跋争座位帖 纸本 妙鉴斋旧藏 四、“力求详备”的严谨精神 对于书迹材料的“求全”，启功先生终生视其为重要工作，其不仅表现为对于国内出土材料的追求，海外书迹亦是。《论书绝句》中对海外书迹多有论述，其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海外遗墨，二是日本书迹，三是流失善拓。海外遗墨中启功先生格外重视日本藏唐摹王帖和小川氏所藏《智永千字文》，其次对流失的敦煌写经也加以关注。日本书迹同样是启功先生视野范围内的一部分，不论是如今书学研究中仍属小众的“东瀛所传古写本”还是“三笔三迹”，启功先生都能找出其独特价值。20世纪新见书迹并不局限于墨迹，拓本同样是重要的书学材料。《启功年谱》中详细记载了启功先生在法国婉言拒绝参观凡尔赛宫，一心期盼观看敦煌拓本的情形，先生得到安排后“心情大振”，在观看后拇指一竖言到：“好，好，不虚此行啊！”只一拓本，启功先生亦如此投入，看似是对拓本的喜爱，其实先生更是为了求寓目所缺。如果回看先生一生便可发现其为求材料之全，当是付出极大气力。先生自青年时便随老师吴镜汀每周至故宫观摩，阅览大量珍稀书画，另外从嘉德“启功旧藏金石碑帖、法书影本672种”专场的名录，可以看出先生对部分不常见的书法史材料的有意关注，足见其视野之广泛、思考之独立。  启功 行书跋升仙太子碑 纸本 妙鉴斋旧藏 显然，在掌握足够的历史细节后，还需要对此进行严谨的考证工作。自清代乾嘉考据发展以来，中国近代治史取向逐渐倾向于考据，启功先生同样重视对传统史料的对比考证。陈垣校长也曾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第六》中专门提到：“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启功先生虽在专门的史学工作上投入不多，但不论讲鉴定、书学、文学抑或是文化思想，都脱离不了历史。正如启功先生自述，其“擅长考辨之学”。在讲鉴定方法时曾专门提到“三是看旁证，也就是对这张画提供的相关线索和资料进行考证。这就需要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更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我在这方面也受到过良好的训练，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别人不说，陈校长就教过我许多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启功《启功全集·第九卷》）。启功先生应当十分重视考证的价值，其治学方法亦是贯彻了严谨的考证精神。上文提到史学界有史料即史学的观点，但翦伯赞先生认为“史料不等于历史”，如同“盖房子要有砖瓦，但是砖瓦不等于房子”。启功先生虽然有“六经皆史料也”的观点，但是这是先生出于段玉裁所在的清人治学环境而言的，并不是一种不假思索广泛堆砌史料的思维。若从史料考证的方法与意义来看，先生对史料的利用是经过较为客观成熟的考虑的。面对野史、杂史、别史等，启功先生认为“也应该很好地加以利用”（赵仁皀、万光治、张廷银《启功讲学录》），想要做到“很好”，需要对材料进行细致严谨的考证思辨，对史料的客观尊重便是对历史中“真人真事”的尊重。启功先生关注诸多细小的史料，尽以史料之“小”展现治学精神之“大”。 【详见《中国书画》杂志2022年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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