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海洋文化”角度看，嘉庆年间华南海盗的兴起与平定是件大事，其与地缘政治、海上贸易、国际关系、海上剿匪等都有密切关系。
可是，如果从“陆地文化”看，可能就不觉得海盗有什么研究价值。这几天我从博尔赫斯小说《海盗郑寡妇》读起，开始搜读华南海盗史料，发现许多有趣的文献，更发现不少“有意”的空白。
比如《靖海氛记》一书，简直神神秘秘，作者生平不详，国内连原书都难得一见。可是，这本书刻印成书第二年，英国就已经有了译本，大英图书馆至今藏有原刻本。这是因为英国人要和大清搞海上贸易，才特别重视海盗史料吗？这个说法若成立，那我们这边从前对海盗文献与研究的不重视，大概也是对海上贸易不重视的缘故了。
今晚翻1997年版《宝安县志》，也未发现什么海盗在宝安活动的痕迹，只“大事记”中有一条：
1810年，著名海盗张保仔投降。
看来当年修志人员虽然不愿给海盗更多笔墨，但还是把张保仔归入了“宝安人物”。至于郑一嫂（郑寡妇），不出所料，一字不见。
“大事记”中还提到“山盗”。宝安有山有海，盗的品种也算是山海俱全：
1647年，山寇陈耀破大鹏所城，劫掠而去；后盘踞梅沙、葵涌一带达九年之久。
1987年版《宝安县志》倒有一些明清海防军力配备的史料，还算详尽。不过，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嘉庆年间华南海盗的规模与战力，就知道当年新安县面向海洋准备的那点海防实力，实在是不堪一击。
我抄若干条在下面：
1381年，设大鹏守御千户所，隶属南海卫（即今日惯称之“大鹏所城”）。
1573年，析东莞县，置新安县，属广州府。彼时新安县有7608户，33971人。同年，赤湾左炮台建成。旧址今尚存。
水寨 明清两代相沿，南头寨备有寨船，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有112只。天启元年（1621 年）拨 33只归香山，本寨尚存79只，后将12只小渔艇改装为 4只六橹船，共备有寨船 71 只。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改称新安营，裁汰橹桨船、三板船、琶艇等7只，制造战船式的米艇大、中、小型，本寨有大型米艇3只、中型2只、巡逻船1只，辖汛佛堂门、龙船湾、洛格、大澳、浪淘湾、浪白明6处，主要职责是守海防、防蛮寇。大鹏寨，清康熙年间改称大鹏营。乾隆五十九年备有大中型船艇9只、内河桨船5只、快哨船3只，主要职责是御东北海面蛮寇。
兵力配备 清顺治初年，置大鹏所防守营，设防守千总1员，兵300人。康熙七年 (1668年)，大鹏营归惠州协所属，新安营不辖大鹏，而大鹏仍兼守防新安。康熙四十三年，定营制，大鹏设立水师营，添设游击1员，中军守备1员、左右哨千总2员、左右哨把总4员，兵800人(其中步战兵190人，守兵610人)。雍正四年 （1726 年），裁游击改设参将1员，添设外委千把总7员，隶属水陆提标统辖。嘉庆十五年（1810年)，水陆分开，改归水师提督统辖，称为外海水师营，驻防新安大鹏所。道光十一年 (1831年)，大鹏所设参将1员，分设左右两营，左营下设左右哨，各设把总1员、守备1员、千总2员，驻防九龙、海口二讯；右营驻东涌所城，设守备1员、千总1员，专防大屿山讯。
大概和海盗的交战实在乏善可陈，或者文献无征，这一版县志中的“战事选录”部分，只选录了屯门之役（抗击葡萄牙人）、九龙之战（抗击英国人）和反展拓香港界址斗争与三洲田起义。
还有一事也很奇怪：大鹏所城赖恩爵的父亲赖鹰扬（又做“赖英扬”）本是与海盗作战功臣，《清史稿·列传》中都铺叙他的平海事迹，可县志的“人物传略”中却不见有此内容，只是泛泛地说：
赖鹰扬（生卒年不详），宝安县大鹏镇人。嘉庆十八年 (1813 年）任千总兵，嘉庆星市赏给他头等出力银牌一枚。嘉庆二十二年升任虎门石营中军守备。道光七年 (1827年）任平海参将，道光十八年任浙江定海镇总兵，卒于任上。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传略”中关于刘起龙的条目，倒不避他的“海盗战功”：
刘起龙 （1812—1830），字振升，宝安县大鹏镇人。行伍出身，初人大鹏营，嘉庆十七年（1812 年）升水师提标右营，翌年迁东山营守备，后又迁硇州营守备。当时海盗为患，刘身先士卒，作战机智勇敢，屡立战功，遂不断迁升。嘉庆二十二年升南澳镇标游击，道光三年（1823年）升南澳镇总兵，道光六年升福建水师提督。道光十年，刘在巡南北洋时以身殉职，道光皇帝诰封他为 “振威将军”。
读书有时候确实不能认真。把辛弃疾那两句词改改也合适：近来始觉今人书，信着更少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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