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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闲谈录·三十三 谈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里，把聂赫留朵夫“勾引”卡秋莎（玛丝洛娃）的那段，写得特别精彩，以至于都令人怀疑这事就是托尔斯泰本人干的。《复活》里的良心发现、人性回归，其实是作者的，不是书中那个聂赫留朵夫的。托尔斯泰有个中篇小说，名为《克莱采奏鸣曲》，不是太出名，但它是专门研究俄国家庭、婚恋问题的，委实值得一读。托尔斯泰的《生活之路》，读来令人震撼。令人震撼的原因之一，似这样一本《圣经》般的书，出版时竟然遭到了审查机关的大肆删节。有的篇章如“国家迷信”等，竟然“每一行字都无法获得通过”！别林斯基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很伟大。他的伟大是多方面的，“他不仅通过他的著作宣传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第一个系统地总结了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科学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和美学见解，成为俄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奠基人”。仅就文学方面而言，是他提升了俄罗斯作家的思想，引导了作家的创作走向，也提升了读者的欣赏水准，甚至影响了整个俄罗斯的文学进程。譬如说，别林斯基一句“小说是这时代真正的史诗”，就造就了后来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都具有浓烈的“史诗”色彩。在十八世纪之前，俄罗斯没有文学，就是因为别林斯基的出现，才使俄罗斯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大作家，诸如果戈理。果戈理还是个籍籍无名的文学青年的时候，跟个“京漂”似的，“漂”在彼得堡，寄住在他的舅舅家。一天，他将自己的一篇文稿交给了别林斯基，请别林斯基看一下能不能发表。当时，别林斯基住在一个十分破旧、逼仄的楼房里。果戈理放下文稿就走了。别林斯基读过之后，连夜写了一篇评论，预言俄罗斯将出现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这就是果戈理。别林斯基主持过两份刊物：《现代人》和《祖国纪事》。别林斯基当时很穷，他受着出版商的残酷剥削。有位画家曾为别林斯基画过一幅肖像，瘦削，干瘪，局促，看了令人唏嘘不已。有人说，“别林斯基的文艺批评虽有其精妙之处，但我不敢说他是一位高明的文艺批评家或一位德国式的美学理论大厦的构建者——其自身的知识广度与深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理论家，说严重些，别林斯基的美学理论不过是黑格尔哲学大厦中的一个断片而已。”其实这样的评述有失公允，因为别林斯基不是专门谈“美学”的。令人痛心的是，1848年6月，别林斯基因病去世，年仅三十七岁。果戈理在彼得堡漂泊时，日子过得极为无聊，于是就给他母亲写信，让他母亲给他讲点有趣的故事，聊以破闲解闷。他的母亲告诉他，某某地有个地主，竟然买死魂灵（俄国的地主们将他们的农奴叫做“魂灵”），如何如何。果戈理一听，便来了灵感，于是创作出了不朽之作——《死魂灵》。《死魂灵》描写一个投机钻营的骗子——六等文官乞乞科夫买卖死魂灵的故事。乞乞科夫来到某市先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打通了上至省长下至建筑技师的大小官员的关系，而后去市郊向地主们收买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准备把他们当做活的农奴抵押给监管委员会，骗取大笔押金。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买到一大批死魂灵，当他高高兴兴地凭着早已打通的关系迅速办好了法定的买卖手续后，其罪恶勾当被人揭穿，检察官竟被谣传吓死，乞乞科夫只好匆忙逃走。《死魂灵》的发表，震撼了整个俄国。在作者锋利的笔下，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腐化堕落的官吏以及广大农奴的悲惨处境等可怕的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批判倾向，以及巨大的艺术力量，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定杰作，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典范。福楼拜是十九世纪中叶法国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理论和精雕细刻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福楼拜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曾在巴黎攻读法律，因病辍学。福楼拜的出身对他的写作有巨大的影响：看惯了手术刀的他不相信宗教，崇拜真实——这在他的小说中都有充分的反映。他依靠丰裕的遗产过活，专心于文学创作，他终生过着独身生活。莎士比亚有些剧本写得很风趣很轻松，诸如《温莎的风流娘们》，人们一边呵呵乐着，一边看演出。演出结束后，人们轻轻松松地回家。有些则很沉重，像《奥赛罗》。奥赛罗是员勇将，性格正直、勇敢、单纯。而他手下有个旗官伊阿古，阴险卑鄙。伊阿古嫉恨奥赛罗，便挑拨奥赛罗与妻子苔丝狄梦娜间的感情，说另一名副将凯西奥与苔丝狄梦娜关系不同寻常，并伪造了所谓定情信物等。奥赛罗信以为真，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他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苔丝狄梦娜身边。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充分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他把奥赛罗塑造成了一位坚强博大和灵魂高尚的英雄；其所以杀害爱妻，只是由于轻信，尤其是奸谗者伊阿古过于狡猾所致，把伊阿古塑造成了一个阴险卑鄙的小人。奥赛罗太爱他妻子苔丝狄梦娜，不然就不会有那样的冲动。莎士比亚把人物放在一个大的人格背景下去进行塑造。把奥赛罗的人格提升的很高大，把伊阿古的人格压得非常渺小。《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将人物置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两个年轻人极力想摆脱家庭的束缚，而两个家族又紧紧地攫住他俩不放。这里有多大的张力啊。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的情节，是与作者狄更斯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书中写了许多下层人物，如妓女、小偷等等，也写了上层社会的一些人物。有个水手，很朴素。水手有个小女孩，生活得很悲惨。狄更斯在与水手这个家庭交往的过程中，学会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有个女的，叫安妮斯，比狄更斯大两岁，她使狄更斯懂得了社会，懂得了人生。狄更斯非常崇拜她。还有个女的，叫朵拉。狄更斯和朵拉结婚了。后来朵拉死去，发现安妮斯很爱他，就和安妮斯结了婚。整个一部《大卫·科波菲尔》，就是作者在成长过程中与他关系、交往比较密切的那些人。在狄更斯的写作过程中，或许可以感悟到曹雪芹的写作过程。鲍尔生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著有《德国教育史》。一句是鲍尔生本人说的：“一个害怕'开发民智’的政府，肯定是逃不脱覆灭的命运的。”另一句是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学者浦林尼长老说的：“以恻隐之心待人——就是上帝。”我听说，某出版社欲再版此书，可是我觉得，此书除了绍介德国教育史外，还阐述了作者的许多教育理念，……，我不由地暗自嘀咕：这样一本书，能通过审查吗？然而他一旦恢复正常，就会加倍地努力作画，以弥补损失的时间，并且，“在梵高的作品中，没有一处地方可以找出精神病的迹象……”因为当邻居联名举报他精神异常时，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只是默默地随着警察人员，住进了精神病院。帕斯卡尔说过的许多话都成了“名言警句”，其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或是这句：“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遗憾的是，他就是这样一根脆弱的苇草。在他去世时，年仅三十九岁。他的脆弱，主要是他身体不好。他一岁时，得了肺病，自此种下病根，一生受累。他二十四岁时，中风；二十六岁时，接受医生劝告，回避科学问题，……尽量不去思考；三十二岁时，接受医生的精神指导，隐居度日；三十五岁时，苦于病魔（牙剧疼）纠缠；三十六岁时，病剧疼；三十七岁时，接受医生劝告，到外省旅行；三十九岁时，忽得剧烈腹绞痛，病情急剧恶化，八月病逝。然而，一如帕斯卡尔说过的：“思想，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这才是帕斯卡尔的高贵处、伟大处。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反反复复地读过多遍，却始终不敢置喙。现在，权且转述两位法国人对他的评述吧：一是维克多·吉罗的：“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部书留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思想录》，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一是谢瓦里埃的：“他之于法兰西，犹若柏拉图之于希腊，但丁之于意大利，塞万提斯之于西班牙，莎士比亚之于英格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是肯定读过的。但其书里的一些具体情节，真的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不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轶事，倒还记着一两件，好像是在一本叫《金蔷薇》的书里读到的：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个子比较矮，又病弱，脸色很不好，还有点神经质，当那些作家们聚会时，常常拿他开涮。气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像有点神经质了！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个死刑犯，但就在临被枪毙的前一刻，竟被意外地赦免改流放了。那种死里逃生的遭遇，会给一个人的心灵，造成多大的影响，抑或伤害！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好多长篇小说。他很刻苦。他曾说过一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痛苦。”谈但丁与曹雪芹这两个人，属于比较文学，是个较高层次的课题。两个作家，有些共同的东西，但不仅仅是各自认识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姑娘。应该对他俩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其时，所有的知识、思想，都是旧的了，都是别人说过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人，通过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提出些新的问题。但是这些新的问题，没有答案。也找不到答案。和身边的人，和同时代的人那里，均找不到答案。于是他就试着解答，这就有了探索，就有了新见解，新思想。曹雪芹的“出家”，不是“逃避”，而是探索。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解答自己心头的困惑。《红楼梦》里有个老和尚，住在庙里，终日参禅打坐，其实他就是没有停止探索。此时他的境界就很高了，他已不被生活的幻象所迷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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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闲谈录 · 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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