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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俄罗斯大文豪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ович
Гоголь）诞辰200周年的纪念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该年为“果戈里年”。有统计显示，这位俄罗斯民族的骄傲、最富悲剧色彩的作家在当今世界文学作品阅读排行榜上，名列前五。梅德韦杰夫总统签发了隆重《纪念果戈里诞辰200周年》的命令。政府拨巨款成立果戈里基金会、再版果戈里全集、编撰《果戈里生活和创作编年史》，重新修缮果戈里陵墓，以彻底改变果戈里在本土地位没有达到应有高度、有悖于世界公认评价的现状。其中，俄罗斯学者议论大师作品中许多超越时代、颇可玩味的现代意蕴，足以引起中国读者的深思和探究。
今年上半年，俄罗斯高校的教授、学者就全面认识果戈里、还作者文本原貌等话题，撰写了大量涉及别林斯基对果戈里评价的相关论文，如莫斯科大学В.亚罗茨卡娅的《文化视野下的果戈里》、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Н.达里的《果戈里-别林斯基：友谊与分歧》以及А.科斯齐奥莱克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礼堂作《果戈里的基督教人类学》报告等，考证缜密、研讨热烈……俄罗斯翻开了重新审视果戈里作品的新一页。
俄罗斯学者认为，批判现实主义是果戈理创作中非常突出、引人注目的显著特征，但是光用单一的这种标准评判,以传统法则和常规逻辑去考量，无法涵盖果戈理丰富创作遗产中的全部色彩。他作品中那些带有宗教魔幻色彩的故事,幻象世界里发生的情景，尤其是晚年写成的《与友人书简选》就显得不一定能套用,甚至相去甚远。即使是适合于用这一标准来分析的小说、戏剧等，今天重读，也会发现有所欠缺，无法包揽大师作品中的全部风格。
纳博科夫的话很形象：“如果说普希金的创造是三维的，那么果戈里的便是四维”。以下我们以果戈理三本小说集中的部分名篇、剧本《钦差大臣》、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二部遗稿以及《与友人书简选》等为主线，对俄罗斯研究者们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进行一些粗略分析。
一生的艰难抉择
果戈里是位朴实、平和，具有宗教气质的人。1809年4月1日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德县大索罗庆采村，祖父是乡村神父，全家都虔诚地信仰东正教。父亲是小地主、作家，很早离世。果戈里的名字是母亲为了还愿，为了纪念一位圣徒而取。当年她长期没能怀上健康孩子，曾在圣徒像前许下过承诺。受家庭影响,
果戈里自幼对宗教充满敬畏之情，导致了在创作方法上，总有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在主宰，一生都在为究竟用现实主义，还是用现代主义展现作品主题的矛盾中，艰难抉择。
他从小喜爱民谣、民歌、民间传说；痴迷先知、预感神秘游戏，在同学中的绰号是“诡异的黑矮人”。1821年至1828年果戈里在乌克兰涅仁斯基贵族中学求学时，恰逢十二月党人起义，受18世纪法国启蒙派思想以及普希金诗篇影响，立下匡时济世的凌云壮志。中学毕业后，21岁的果戈里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激情，从家乡来到彼得堡，却事事不尽人意，无处施展拳脚。他应聘过演员、当过文抄公，发表了处女作《汉斯·屈尔加顿》。1834年果戈里在彼得堡大学讲授世界史，因学术积累欠佳，翌年离职，专事文学创作。
屡受挫折的不幸经历、目睹官府黑暗的现状……一系列的不公正使果戈里十分同情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1831年自结识普希金后，他的创作思想受到很大影响，先从描写故乡乌克兰着手，而后大胆泼辣地将彼得堡城市生活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并为《现代人》杂志投稿。1831年至1832年，在最初的成名作《狄康卡近郊夜话》和《密尔格拉德》中，他运用了大量的乌克兰民间传说、乡村俚语、传说故事等等。
1835年，27岁的他抱着为政府清除弊病的目的，创作了五幕喜剧《钦差大臣》，将俄罗斯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毫不留情地于以讽刺和嘲笑，招致了政府部门上上下下的斥责和咒骂。他不得不因此躲到国外，33岁在罗马完成的《死魂灵》让他扬名俄罗斯。这部被称作史诗似的巨著，通过对各色官僚、地主的真切描绘，将俄罗斯农奴制度的吃人本质揭露无遗。果戈理在30年代还发表了一系列以彼得堡为背景，揭示“小人物”被欺凌被迫害的中、短篇小说，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诚如别林斯基所赞誉：“果戈里不是在写，而是在描画”。38岁时他推出了《与友人书简选》，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
果戈里终身未婚。1850年春天，他曾向维耶利戈尔斯基伯爵女儿安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求婚，遭拒。果戈里和伯爵一家关系不错，安娜也非常欣赏他的文学才华，在乎他的身体。据今年出版的《果戈里与维耶利戈尔斯基通信集》披露，他与伯爵一家因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排除了这桩婚姻的可能性。1852年英年早逝，年仅43岁。
果戈里最初被安葬在莫斯科圣丹尼尔教堂墓地内。1931年，修道院被政府关闭，当公墓中名人遗骸大多被迁往新圣母公墓时，突然发现果戈里的头骨被盗。这桩盗墓案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长期被视作国家机密，禁止声张，直到戈尔巴乔夫解密克格勃档案才被公诸于世：作家颅骨在1909年被莫斯科百万富翁巴赫鲁金盗走之后，当时在场的文学院教授、作家利金将此事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探究果戈里遗骸》。1929年巴赫鲁金故世，头骨保存地点的秘密因此被带离尘世。
果戈理是19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他一生写出了不少具有各种文体风格的作品，创立了以他为代表的“自然学派”，强化了俄国文学的批判倾向。在前苏联时期，理论界主要是以批判现实主义来定位果戈理。在作品中，他对现实社会的丑恶现象采用极度夸张笔法，独特的幽默语言予以尖刻嘲讽，嘲笑中蕴藏着对堕落腐朽社会的彻骨悲痛，让读者深切感受作家对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关注。别林斯基称果戈理的笑是“含泪的笑”；普希金说果戈理是“愉快的忧郁者”。果戈里的作品语言丰富华丽、流畅自然，揭露了俄国沙皇农奴制的罪恶与反动，鞭笞了没落的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表达了对受压迫小人物的无尽同情。他始终在痛苦的思考中挣扎：从关注故事传说到关注现实人生，从迷恋多神的民间信仰到笃信东正教，从最初浓厚的浪漫主义创作色彩，过渡到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再到不由自主地张扬宗教哲学，时不时会流露出艰涩的神秘主义格调。其作品在现实主义基调背景下，广泛融入宗教情怀，充满象征和隐喻，在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我们不能低估它为后世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奠定的扎实基础。
现实存在于梦幻中
果戈理第一部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包括8个短篇，以狄康卡近郊一养蜂人在黄昏时给乡亲们讲故事的形式，把各篇串联，描述乌克兰的社会风俗习尚，表现乌克兰人民向往自由的民族品格。这些作品往往从渲染超自然意味的现实开场，然后从一些细节上，突如其来地转为现实情景，如喜欢用优美的语言描写夜间发生的种种故事：精灵、妖怪、鬼魂等。作者在人和鬼的不同世界间自由穿梭，虚妄而又真实，显示出幽默、讽刺的叙述风格和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如歌颂普通农村铁匠，开一代平民文学之先河的《圣约翰节前夜》中那个偷摘月亮的小鬼，《魔地》中“受魔法圈定了的地方”等都是通过魔幻手法让故事在神秘、鬼魅的幻象世界里发生，以反应作者痛苦疑惑的主观世界。在充满感伤的文字中，我们体会到的是，死亡无法避免，一切都是注定的无奈，并使作品充满乡土的浪漫气息。
《索罗钦集市》充满奇异玄妙色彩和出人意料的情节，大段的抒情插话或哲理议论穿插其中，在多种叙事手段的衬托下，浑然天成。小说结尾以老妇人的跳舞代替年轻人的婚礼，读后难免忍俊不禁。读者尽管会感到某种不协调，却能体会到这一结局的多义性特点。果戈里式“含泪的笑”，远不只是含泪的悲痛，还蕴涵着愤怒和反抗。果戈里善于把悲痛和郁闷化为幽默或调侃，由此形成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为一体的讽刺作品。如果说《索罗钦集市》是一幅乌克兰人民生活的世俗风情画，那么《五月之夜》便是一首热情的青春赞歌：
“慢点，这是什么？月色，
不要走，不要走……多么幽静啊！
通向河下的一溜斜坡多么深呀！
你感觉得出，这很深，很暗，朦朦胧胧……
月光下，阴影里总是朦朦胧胧，
可那儿有一条闪亮的光带……这是德聂伯河么？”
生动的色彩顷刻间让你犹如亲临其境。《五月之夜》中绘画般的语句，在妖精和美人鱼的闪现中，充满了果戈里对乌克兰山川秀色的热爱，无怪乎西方有人称他为“现代派的语言画家”。
果戈里的第二部故事集《米尔格罗德》以《旧式地主》开篇，刻画一对地主夫妇吃了睡，睡了吃的寄生生活；末篇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描写比邻而居的两个地主打一辈子官司，只是为一句骂人话的趣事。它们都是无情批判宗法制社会、犀利揭示农奴制地主寄生性、残酷性的佳作，它们标志着作家创作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的转折。
《维》源自民间流传的迷信故事，流露出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老头魔鬼”的眉毛和眼皮长垂到地，要是揭开它们，目光会把看到的一切顷刻摧毁。作者的玄想就像梦中呓语那样，时时在故事情节中出现。А.科斯齐奥莱克教授指出，《维》最近已被确认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具代表的虚构幻想类杰作。纳博科夫评价这部作品很到位：“充满梦占吉凶的况味，现实性存在于析梦的规律中，与人们习以为常的通常逻辑不太一样”。《可怕的复仇》中的巫师，《塔拉斯·布尔巴》中两个儿子的死，和布尔巴的被打死，这一切都和中篇《维》的死亡基调一脉相承。
不违背内在逻辑的怪诞
果戈里的第三部是《彼得堡故事集》，它描写的范围、讽刺的矛头由地主阶级转向城市官僚。它由《涅瓦大街》、《肖像》和《狂人日记》三个中篇和以后发表的《鼻子》、《外套》等故事组成。其中的《外套》写九等文官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入不敷出的艰辛生活。他穿的外套褴褛不堪：“呢子磨得透亮，里子早已开线”，他兢兢业业、省吃俭用，当眼睁睁看着攒钱买来的新外套，被人抢走时，再也无法承受，郁郁而终。这些地位卑下的小人物在反动官僚制度的沉重压力下，麻木到没有思想、没有欲求，只知道照章办事，惟命是从，成了永远被人嘲笑的对象。果戈理以敏锐的眼光，透过世人看得见的笑，看出了他们看不见，也理解不了的泪。在作品结尾处，阿卡基一病不起，死后似乎变成了深夜游魂，继续寻找外套。有意思的是，这个幽灵突然
“变得魁梧起来，蓬乱的大胡子实在吓人……”。小人物终于强大起来，正是作者冲破传统现实主义束缚，超现实、象征性表现自己想为小人物伸冤报仇的明证。
按东正教的说法，临死前，人如没有接受牧师祈祷，死后会化作幽灵到处飘荡。书中尽管未明确幽灵到底是不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本人，但它指归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俄罗斯小公务员全体，毋庸置疑。В.亚罗茨卡娅指出，《外套》并非简单地怜悯受压迫者或诅咒压迫者，而是在暗示：如果人性中还有什么可剩下的话，那就是爱和同情。《肖像》讲述一位才气横溢画家在金钱腐蚀下的堕落，小说后半部分充满抽象的议论和评述，旨在宣扬宗教赎罪的可行性。
我们从果戈里创作的短篇小说《鼻子》中，更能找到明显符合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诸多成分。作品借一个鼻子丢失的怪诞故事，讽刺官场小吏柯瓦辽夫投机钻营、谄上骄下的丑行劣迹：“一辆马车在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了，从里面弯着腰跳出一位穿制服的绅士来，一直跑上台阶进了屋。柯瓦辽夫既害怕又惊奇地发现，那正是他自己的鼻子”。小说没有单纯地再现客观现实,而是注重表现人物的主观精神和内在激情,表现透过表象所见的事物本质。
当今文坛将写成《变形记》的德国作家卡夫卡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该书的主人公全身变异，成了一只甲虫后，才真正感到了自身的彻底解脱，甚至死也死得痛快。离奇的故事，入木三分地表现了现代人的荒诞以及失落后的孤独，而果戈里的《鼻子》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者不仅依从主流观念标准描述现实，还通过鼻子的变异，把描摩纯客观世界转向对主观情感世界的大胆宣泄。鼻子的扭曲变形和《变形记》中的全身变形一样，是一种离奇怪诞的表现手法，是一种创造“陌生化”的技巧。在现代艺术创作中，它能营造一种间离效果，以此揭示人与人之间表面融洽，内心陌生的精神实质。这种怪诞手法，违背客观事物的表面真实，却不违背客观事物的内在逻辑。
现代派手法和救赎情怀
果戈里的喜剧《钦差大臣》嘲讽旧俄官场，描绘偏僻城镇发生的一则趣闻：当市长和所有官僚、仕绅听到京城即将派钦差大臣前来巡视的消息后，无不心慌意乱、惊惶失措。这群贪渎滥权的浑人把无意间投宿当地的离职小官误当成钦差大臣，百般加以逢迎，极尽阿谀、贿赂之能事，期望这位朝廷命官日后能多加眷顾、提携。假钦差于是顺水推舟，索性玩起骗色、骗财的鬼把戏。正当双方各自沉溺于奇异美梦之际，传来真钦差驾临的音信……全剧戛然而止。作者将俄国官僚社会的丑恶和不公集合至一处，进行淋漓尽致地嘲笑、讽刺。赫尔岑赞誉它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1836年4月，《铁差大臣》在彼得堡首演，获得惊人成功，震撼了整个俄罗斯，被视为果戈里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然而作者本人并不满意：尖锐的社会讽刺剧演成了滑稽戏，让他失望。
前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把《钦差大臣》奉为现实主义戏剧的样板。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代表作《演员创造角色》中，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和契诃夫的《海鸥》被并列作为演员创造角色仅有的两部经典性个案教材。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该剧时，注重于突出在市长家里发生的一切，渲染在这座住宅里所弥漫着的、令人窒息的精神情绪；所预示着的突如其来结果的事实上。今天当我们面对现代社会远没清除的荒淫腐化、投机钻营等恶习，再来细看这部作品时，我们应该透过给人以智慧，给人以幽默的独到作品，剖析其怪诞的魔幻魅力，揭示隐藏期间的现代派手法端倪。
我们仔细分析《钦差大臣》，会发现该剧其实也为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提供了最早的依据，如剧中人物穿插有大量的“旁白”、“解说”……演员在台上既可以忘我投身于角色，又可跳出角色，面向观众讲述自己的内心看法，这些技巧，正是布莱希特演剧体系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
事实上，果戈理本人确实在文本中留下了多条启发式的阐释，以便未来的导演能从不同视角处理演出，以免他们只是局限于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诸如闹剧类的手段方法。20世纪初，德国戏剧天王M.莱因哈特采用俄罗斯风格的象征手法架构该剧，大获成功。这位新派德国导演把重点放在“寓言式人物”的心理刻画上，集中自己钟爱的一切现代派技巧予以表现：马戏团式的圆形舞台、露天搬换布景、5
000人同时观看、角色从观众席上场……
20世纪之交，英国先锋派戏剧大师G.克雷则用神秘剧风格排练该剧。市长以及身后跟着的女儿、夫人全都身着白色裹尸布上场……诡秘的扮相，栩栩如生地体现了作者在文本中的提示：他们全都是“胡作非为的冲动”。果戈里说：“我们的冲动，在这座城市里，就象那些腐败的官员一样胡作非为，而市长正是肮脏灵魂的本身”。这是一出没有正面人物的喜剧。作为一种戏讽，贯穿于全剧的高尚人物仅仅是“笑”，是作者对现实的否定态度。作者指出：“笑声明快的力量会带给人们灵魂以安宁”。
注重心理因素的现实主义大师果戈里，和两位重视外部表现形式的象征主义者G.克雷和M.莱因哈特能在此不谋而合、相互交融,不得不让我们注意到《钦差大臣》赋予了角色诸多的表现内容。他们完全可以在以鲜明、跳跃、浓缩见长的现代派表现形式中，得到同样精彩的体现。读者在剧本中，读到的也并非唯一单纯，而是多元指向的现代主义风格描述。
《死魂灵》创作历时7年，是作家达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顶峰的标志。赫尔岑形容道，“《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国”
。它被公认为果戈里“自然学派”的奠基力作，引起了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激烈交锋。《死魂灵》主要写六等文官乞乞科来到某省城，先后来到5个地主庄园，施展各种手段，廉价购得上千个“死魂灵”（户口尚未被注销的死农奴名单），然后再到救济局去以高价作抵押，谋取暴利的故事。乞乞科夫眼看发财在望，不料被深怕吃亏的地主揭发，落荒而逃。作者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展现了19世纪3、40年代俄国城乡社会的风俗画卷，揭露了官场的昏庸腐朽和地主的愚昧落后、奸诈贪婪。
小说塑造了5个个性鲜明的地主形象。泼留希金是其中最丑陋的一个，也是西方文学史上著名的吝啬鬼、守财奴典型。他尽管拥有“像苍蝇一样多”的上千农奴、大片庄园，自己却生活得像个乞丐：整天穿着肮脏的睡衣，脖子上挂着“像袜子又像腰带，反正不是围巾”的东西。病态的贪婪使泼留希金丧失了人性，成了财富的奴隶。
乞乞科夫这一新兴资产者的典型，具有俄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鲜明特征，客观上揭示了俄国农奴制的腐朽和反动，起到了唤醒人民推翻旧世界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然而，我们不要忽视，在许多章节中，小说描绘了梦想中的世界改造方案:不必用暴力摧毁国家机器,只需完善人们的内心世界，理性修补社会环境即可。果戈里寄希望于地主的变好，在《死魂灵》第二部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В.亚罗茨卡娅认为，果戈理在《死魂灵》第二部遗稿中，塑造了理想地主的正面形象——柯斯坦罗格洛，借以表明通过净化道德，抵制非正义行为，解决社会不公问题的设想，美化了当时的俄国政治制度。他原准备通过“第二部”再次宣告自己长期精神探索的结果，呼吁人们通过信仰上帝来达到灵魂的圣洁。果戈里试图袒露心声，最终目的是想达到自己认识自己，他人了解自己的目的，谁知事与愿违，效果适得其反。
Н.达里教授披露：《死魂灵》的发表引发了革命民主派同斯拉夫派，在反对还是维护农奴制问题上的激烈争论。果戈里本想回避矛盾，严酷的现实却使他陷入新的精神危机中，最后导致萌生放弃写作，去当修士的打算。1845年他在牧师的引导下，烧毁了企图着力描写正面形象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别林斯基试图深入分析，解开相关迷团，遗憾的是批评家把果戈理看成了单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为读者揭开了完全不同的果戈里面纱。
各不相同的理解
别林斯基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他曾明确提出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纲领，提出文学的人民性原则,预言通过暴力革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他针对果戈里晚年所写《与友人书简选》的立场，发表了著名的《给果戈里的一封信》，宣判了它竭力为农奴制辩护的“罪行”，并斥之为“有毒的书”。这封信得到了列宁的充分赞赏。前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在承认果戈理出色继承现实主义传统、促进文学同解放运动紧密结合的同时，无情指责他1843年以后，陷入拥护农奴主体制,宣扬基督顺从精神，背离批判现实主义的不忠行为。直到1981年苏联出版的《俄国文学史》才有所改变：承认果戈理的主流思想始终是反对专制制度、追求社会进步。
Н.达里教授指出，别林斯基在《给果戈里的一封信》中以政治判定代替美学分析，不止一次提到果戈里在心理上出了问题。为此,莫斯科语言大学心理语言学教授И.布亚诺夫建议，不妨索性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去考察该类型的作家。他回应道：“不少俄罗斯文学家、艺术家，如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布宁等，尽管他们的个性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很相似，多数都很多虑、神经质，对世界的看法总是心存忧郁。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分析，关键在果戈里究竟想表达什么？我们从他热衷于描写的许多老式地主形象中，可见到一张张临死前饱含悲伤的脸面，这正恰如其分表达了作者对俄罗斯社会风雨飘渺状态的切肤焦虑。
果戈理与生俱来的忧郁气质，长年累月折磨着他身体的、精神的疾病，使他仿佛长期生活在半真半幻的环境中。他对现实生活并不敏感，敏感的是自己的内心。果戈理的创作遵循现实，更遵循他的内心规则。Н.达里教授认为，别林斯基和果戈里对世界的看法迥然不同，前者是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士；后者是充满内心矛盾、讲心理话的文人。从心理语言学角度看，他们对艺术文本的理解各不相同。
果戈里受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所受教育影响，既接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又笃信宗教；既崇尚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又留恋地主生活，不反对农奴制……彼此对立、矛盾的形形色色观念在他脑海中紧相缠绕，影响着他的全部生活和创作，苦不堪言，导致了他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危机。《与友人书简选》是以忏悔形式袒露自己社会观、宗教观、创作观的一种解脱方法，也包括将自己心中的魔鬼——“恶”的一面公诸于世。他对社会制度除了持无情批判态度外，对由社会原因造成的人性恶，始终怀有深深的救赎情结。果戈理无情剖析自己，坦率说出一切，是作家心灵的释然：“我最近所有的著作都是我自己的心史……”。
作品营造非理性的宗教语境，与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所崇尚的真实环境有所不同。在“独尊现实主义”思想影响下，别林斯基的批评过于看重所谓“现实主义创作规律”。别林斯基在评论果戈里作品时，以革命民主主义为圭臬，把作家视为以抒情和抨击著称的革命者。在既定情势下作出这样的选择，观点显然稍欠公允、缺少理性。要知道，果戈里把艺术只看成是促进现实生活矛盾化解的工具，而非极端化地要去推翻什么，离别林斯基的革命要求相差甚远。我们后人如果仍然把别林斯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接受，看成真理，那就属于管见所及了。反之，别尔嘉耶夫对果戈里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却很客观：“他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是幻想家。他描绘的不是现实的人们，而是原始的恶的灵魂，首先是俄罗斯人具有的虚伪灵魂。”
宗教信仰决定了果戈理的思考方式。在所有作品中他对基督精神始终保持着高度肯定，如他所说：“只要表现出对人们心灵的清晰认识，从世俗之人的忏悔到隐士和修士的忏悔，都使我很感兴趣，并在这条道上我不知不觉地转向了基督，因为我看到，在基督身上有一把解开人类心灵之秘的钥匙，了解心灵的人中，没有谁能上升到他所处的认识高度”。这种宗教情结使别林斯基感到困惑、反感。他在《给果戈里的一封信》中批评道：“您只是忧郁，而不明朗，您既不懂灵魂，也不懂当代基督教的形式，在您书中不是真实的基督学说，而是病态的死神、魔鬼和地狱”。
我们应该运用宗教哲学、宗教信仰等理论来关注作品文本本身的内涵，分析它的艺术结构和语言表达，让文学研究真正回归到对其自身的分析上。我们发现,这部在俄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激起过轩然大波的奇书，其实是果戈理创作过程的必然,
是果戈理透过宗教道德棱镜看生活的范本，也是了解果戈理思想与创作、认识俄罗斯思想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综上所述，果戈里的不少作品尽管没有像现代派作品所惯用的手法那样，打乱故事顺序，破坏组建部分，却同样卓有成效地对叙事世界进行了陌生化处理。众所周知，果戈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往往重于对外部生活的描摹，喜欢用凹、凸面镜看世界，擅长在作品中通过畸变与扩展，打破叙事链的呆板衔接，使日常生活事件变得离奇古怪，让读者从异常世界中获得魔力，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物内在的心理变态上。这些怪诞笔法都一一应对了五彩斑斓的表现主义创作因素：变形、夸张、荒诞以及浓浓的悲剧色彩。我们完全同意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所提，果戈理是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发展中的一座丰碑。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他作品中的多元表现手法，应该给果戈里一个公正、全面的正确评价：果戈理除了是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外，还是在扎实现实主义背景下衍生出的现代主义文学里程碑式的领军者。这正是俄罗斯文艺评论界当今想要证实的主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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