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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制度的成熟期是明、清两代，因为清几乎是全盘继承了明的各种制度，因此，明是“官窑”制度成熟的关键，这种成熟的标志就是景德镇御器厂。 明太祖为第三帝国进行的几项根本性顶层设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取消相权而把君权加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与之相对应的，发源于宋的“官窑”制度就进一步发展，成为了“御器厂”（清代也称“御窑厂”）制度。
由“官”转“御”，这一字之差就深刻体现出了君权的至尊，“官”所代表的国家、朝廷、官僚体系，已经被“御”所代表的皇权踩在脚下。最高等级的瓷器直接称为“御器”而非“官器”，皇帝已经赤裸裸地把自家置于整个国家之上，中国古代之“家天下”达到了它的最高峰。 《明会典·工部》“窑冶·陶器”条：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如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 可以看到，明太祖时期宫廷用瓷的生产方式还是“官窑”和“制样须索”并用的：如果需要耗费的成本多，就直接在京城（此时是南京）置窑生产，这无疑是宋代“官窑”制度；如果少，就“定夺样制”，然后发派到龙泉和景德镇的瓷窑去定制，这很明显是“制样须索”。 《明史·地理志》“浮梁县”条： （县）西南有景德镇，宣德初，置御器厂于此。 此时，明朝的京师已经迁到北京，北京周边历来是不适合进行瓷器生产的，而且路途遥远，再把南方的工匠召进京建“官窑”，无疑是不合理也不现实的。于是，延用了明、清两代的“御器（窑）厂”制度就诞生了。在这个制度下，官窑”不再设在皇帝眼皮底下，而是在传统的瓷器产地设立。但皇帝必须亲自监控供御瓷器的生产，因此，虽然在窑址上采用了“制样须索”的模式设于产地，在管理上则采用了“官窑”的模式，就是由皇帝派出自己的代表直接监督生产。 《明史·食货志》： 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烧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器。 这是皇帝派往新版“官窑”监督御用瓷器烧造的开端，张善也就成了未来大名鼎鼎的景德镇御窑厂督窑官年希尧、唐英们的开山门前辈。中国古代瓷器史上后五百余年的辉煌，就在这新版“官窑”的基础上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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