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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2022年12月05日 B06版
杨旭辉 一 研究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黄人本应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环节，但许久以来，一直成为学术研究的盲点。近年来，随着黄人《中国文学史》逐渐为人知晓，他的价值和学术开创之功也逐渐被人重视，台湾学者黄维梁说，黄人及其《中国文学史》，“在百年孤寂之后，他所积累的名声，我们真要'连本带利’、十倍百倍地奉献给他——他在地的后人，他在天的英灵！” 黄人（1866—1913），原名黄振元，字慕庵，一作慕韩，中年以后改名黄人，字摩西，别署蛮、野蛮、野黄、梦闇、诗虎。江苏昭文（今常熟）浒浦问村人。三十岁时，应友人之约寓居苏州，结交吴中名流吴梅、金松岑、吴湖帆、范烟桥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庞树松、树柏兄弟在苏州组织“三千剑气文社”。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黄人偕所有成员并入，以文会友，评说时事，并创办了苏州历史上最早的报纸《独立报》，后终因“借明讽清，语多警辟”“言词犯上”而于次年被苏州知府彦秀封禁。 光绪二十七年（1901），农历二月，东吴大学正式成立开学，聘黄人任国学教习（教授），直至辞世。黄摩西在东吴园中的十三年，对于东吴人文学术传统之建立，功莫大焉，尤其是他在晚清保守势力盛行的背景下，却多有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学术活动，其创新精神直至今日依然是东吴后人不可多得的学术财富。他在学术文化研究中的开创之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转捩的关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刊的《雁来红》是东吴大学最早的年刊，黄人为主编，据笔者不完全的调查，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文学社团刊物。不少优秀文学作品借这一刊物得以流布世间，沈复的《浮生六记》就是首先刊布于此，遂广为传诵。 光绪三十二年（1906），黄人主笔的《学桴》创刊，他在《发刊词》中明确《学桴》的办刊宗旨是以“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智识”为要务，这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学学报，以学术传播、学术交流为己任的大学学报传统也就由此而奠定。 宣统三年（1911），黄人完成了《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主编，共计收入66门现代新学科的词条12000余，除少量中国传统学问的词条之外，更多的是西方新学科新知识的条目。这部大辞典被学术界视为“中国现代第一部百科全书”“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出版之后大受欢迎，三月内再版三次，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其传播新知识、启发民智的贡献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二 当然，更值得称道的就是他的《中国文学史》，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真正具文学史意义与规模的巨著，全书二十九册，凡一百七十余万言，“创论层出，冠绝时贤”（钱仲联《南社吟坛点将录》）。它为文学研究开创了很多崭新的领域，尤其在比较文学、戏曲、古典小说研究中，都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人”。 关于黄人《中国文学史》的撰著经过，东吴大学的另一位汉文教习徐允修在《东吴六志·志琐言》中有一段详尽记载：“光绪三十年，西历1904年，孙校长以本校仪式上之布置，略有就绪，急应厘订各科学课本。而西学课本尽可择优取用，唯国学方面，既一向未有学校之设立，何来合适课本，不得不自谋编著。因商之黄摩西先生，请其担任编辑主任，别延嵇绍周、吴瞿庵两先生分任其事。一面将国学课择要编著；一面即用誊写版油印，随编随课，故编辑之外，又招写手四五人，逐日写印。如是者三年，约计所费已达银圆五六千，所编《东亚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五六种。” 据此可知，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之撰著始于1904年，最早是以油印形式流传，就写作时间来看，它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是在同一年。基于时间的认识，“南黄北林”被视为《中国文学史》撰著之始，也成为中国文学史学科奠基的标志。 与林传甲“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林传甲在卷首的自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人完全是“自谋编著”，故其著“体大思精，议论宏通”，中多“独创之见”。因而，二十世纪前期对这两部开山之作的评价高下不一。1922年，郑振铎先生就对林著《中国文学史》有过激烈批评，说林著“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人说，他都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史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后来，郑振铎所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就力避林著的这一缺陷。民国著名学者浦江清在评说郑著时，追溯文学史撰述渊源，对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给予高度评价：“关于中国文学史之著作，数年来所出虽多，惬心满意之作实少。最早当推已故之黄慕西氏在东吴大学所编讲义，始具文学史之规模，以骈文出之，文词隽妙。然议论固有独见，考证非其所长。”林著虽有“文学史”之名，而未具其实，故浦江清先生未将它视为中国第一部文学史著作，却以为黄著“始具文学史之规模”，从真正的文学史意义上来讲，黄人之著实堪称首部。 三 “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是黄人《中国文学史》最为显著的特点。在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审视中，黄人发现其中的诸多弊端，因而对它的批判亦堪称激烈：“所持者又甚狭，既失先河后海之旨，更多朝三暮四之弊……各守畛域而不能交通。……而乃画地为牢，操戈入室，执近果而昧远因，拘一隅而失全局，皆因乎无正当之文学史以破其锢见也”（《中国文学史·总论·历史文学与文学史》）。正是有了这样的理性反思，黄人在文学史的研究中引入了西方的“文法”“文典”等理论，并以为这些西方学说“诚足以破拘墟之见，得反隅之益”（《中国文学史·文典》）。他借鉴国外学者对于文学的理论思辨成果，成功地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学问嫁接，开创了有别于以文学家列传、目录、选本、批评为主要形态的传统文学研究的新路径。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真正使中国的文学研究由经验式的品评转向辨别种类、源流、正变、沿革的历史研究，这正是黄人自己所言：“就既往之因，求其分合沿革之果”（《中国文学史·文学史之效用》），所以，全书无论选材、体例，还是叙述、评论，无不体现出中西合璧的特色，书中随手胪举的中外文学比较之例，比比皆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黄人是“我国首先介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并运用其观点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先行者”。 在《中国文学史》中，黄人确立了“真、善、美”的统一标准，对文学范围的界定诚如他自己所说“破成格而广取”，远远超越于传统文学的藩篱，体现了博通的学术视野和通达的文学史识见。神话、小说、戏曲等一直以来被轻忽的文体也是黄人在书中极力彰显的对象。 一直以来，学术界都视王国维为中国戏曲研究的拓荒者，尤其是他完成于1912年的《宋元戏曲考》中提出“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广为后世称誉。殊不知，黄人《中国文学史》中评骘元杂剧、明清传奇时就早有“一代文学之代表”“文界之异军苍头”（《中国文学史·略论·文学华离期》）这样的论说，所以，王永健教授在《“苏州奇人”——黄摩西评传》中把黄人之论与王国维之说相提并论，以为“真可谓前后辉映”，并不无感慨地说道：“长期以来，研治中国戏曲史者，只提王国维，而不提黄摩西。推崇《宋元戏曲考》，誉之为中学与西学结合的产物，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结晶，而不知《中国文学史》也是同样的精品。”黄人对古典戏曲研究的另一位大家吴梅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吴梅在《奢摩他室曲话自序》中自言：“又得黄君摩西相指示，而所学益进。故余与词曲之道，虽不能至，而此中甘苦险夷，皆备尝之矣。养纯导于先，摩西成于后，是二人者，皆大有造于我者也。”可见黄人对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拓荒意义。 对于古代小说的评价，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论说不多，但其中的思想却一承其《小说小话》。《小说小话》是中国小说研究的奠基作之一，开创了小说目录学的先河，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影响深远。如《中国文学史·明人章回小说》中有云：“若夫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浇漓，舆论之向背，反多见于通俗小说。且言禁方严，独小说之寓言，十九手挥目送，而自由抒写。而内容宏富，动辄百万言，庄谐互行，细大不捐，非特可以刍尧补简册，又可为普通教育科本之资料。虽或托神怪，或堕猥亵，而以意逆志，可为人事之犀鉴。”因而，他对以《金瓶梅》为代表的家庭小说，评价很高。黄人对科学题材的小说也很重视，其主编的《小说林》杂志曾编辑发表《电冠》等科学小说，开中国科幻小说之先河。 四 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所标举的革命思想、保存国粹、力倡文学自由、文学改革、白话文学的主张，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亦有其重要的认识价值，诚如陈旭轮《关于黄摩西》中的一句“其提倡文学改革论、白话文学论，尚在胡氏之先”，足以让人引起足够的重视。 和《中国文学史》一起编撰的《中国哲学史》，一直未见踪影。笔者在整理、点校、研究黄人《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曾到常熟拜访黄人的曾孙黄钧达先生，在钧达先生处惊喜地发现了黄人《中国哲学史》部分手稿，这无疑又是一个重大发现。现在学术界通行的说法是，谢无量1916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手稿的发现，则至少可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端向前推进十年，也将加重黄人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中的分量。这部分手稿尚未得到完全整理，相信随着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我们将越发认识到其重要价值。 黄人之出现于20世纪之初的东吴大学，并非偶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办之初的东吴大学“兼容并包”的校园学术空气。东吴大学自学校“创办之始，即提倡中西并重，俾毕业生吸收西方科学，熔冶于中国文字之中，不致偏重一方，造成外国化的中国人，'虽有学识，与国无补之弊’”，由此形成了东吴大学在学术上中学、西学相互融通与对话、“互相考证，免除中外隔膜” （徐允修《东吴六志·志师资》）的优良传统。端赖于此，东吴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史上出现了章太炎、吴梅、金叔远、凌景埏等一大批有着重要影响和地位的学者，黄人仅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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