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温儒敏
当然,这种“思想史热”可以从所谓科际整合的角度得到支持,因为当代学术的发展出现了学科打通和融合的趋势,跨学科研究格外受到重视。学科分工过细也的确不利于发展,应当探究新的出路。何况现代文学本来就与政治、社会变革紧密相联,研究文学史必然要了解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背景,所以文学史与思想史的融合也是顺理成章。而且我们承认,许多关注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富于现实观照精神,也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角度与内涵,在思想史研究的背景中获得对文学史内涵的新的理解,丰富了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阈。但上述“理由”都并不制止我们发出质询:文学研究中的“思想史热”到底引起学术格局怎样的失衡?这种变化有没有值得反省的问题?思想史能否取替文学史?文学的审美诉求在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地位吗? 我们这个学科好像始终处于摇摆失重状态,近20多年来的研究历程,就走了一个来回。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讨论现当代文学史,渴望重视审美,“回到文学自身”,摆脱种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当时正是依靠这种“回到文学”的呼唤与努力,重新建构了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础与规范。现在仿佛又从“河东”转到“河西”,“回到文学自身”呀、“审美诉求”呀,又被丢到一边了。也许这都可以从文学思潮的流变得到解释,认为每一段的趋向都有其合理性。但不管如何变化,总不能忘记文学研究必须基于“文学”,而文学创造是非常个人化的,是独特的想象力和语言创造力造就了各式各样的艺术世界,所以文学研究特别是作家作品研究,在许多情况下都必须发现艺术个性,也必须重视经验性审美性的分析,而不能满足于大的思想背景的考察或所谓时代精神同一性的阐析。尽管具体到某一篇文章,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学者会各有侧重,有些研究也会专注于“思想”,但从学科整体考虑,文学研究的基本特质不应当忘记,一窝蜂都去发掘“思想”那就可能出现偏至。遗憾的是,现在的确发生了偏至,那种重视文学特性的审美分析很少见到了,因为这样的评论需要艺术感悟,需要体验,不容易“操作”和“出活”,况且还容易被讥为缺少“理论高度”。特别是学院派的论文,都得有相应的理论架势,靠审美感受与分析难于“凑够”篇幅。于是,我们现代文学界重又格外关注以前曾经鄙弃的“外部研究”,热衷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进入评论,并力图介入政治的社会的批判,指点江山。文学研究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毫无疑问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现在那种独钟“外部”的“思想史热”正在导致越来越脱离文学特质的趋向,有可能销解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础,我们必须考虑应该如何在学科的融合上取得平衡。 我曾强调“术业有专攻”,并非看不到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交叉,事实上两者可以互为背景,或互相诠释。我想指出的只是各自的领域有分工、有不可通约之处。一般而言,思想史主要是叙述各时期思想、知识和信仰的历史,处理的是能代表时代特色或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主要应该是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 学思潮的历史,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搞文学史的自然要了解思想史的背景,甚至也难免“越位”,做一些偏重思想史的或其他跨学科的题目。就个人的学术选择而言,各有所好,无可厚非。但“跨”进思想史研究领域就应当遵照思想史的治学理路。如果完全不去考虑不同学科有不尽相同的“游戏规则”,那么就会“越位”和“进球无效”,甚至本末倒置,造成混乱。我曾经举过这样的例子,来说明“越位”可能发生的“无效”。比如某位诗人的诗写得非常出色,很有哲理性和智性之美,就应主要从诗艺的、审美的角度去探讨其成就。如果硬要发掘他的诗作中的哲学思想,甚至干脆把他当成哲学家,煞有介事地探讨其哲学上的贡献,那就是“过度诠释”的“越位”了。因为诗人用诗歌表达的那些哲思,那些独特的体验与感悟,可能并不构成思想史上的意义。我们有些论文探讨现代作家的哲学思想怎么深入,如何有特点,也许文学圈内会叫好,可是在治思想史哲学史的学者看来,不一定入得了“围”。还有些研究想重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心理历程,可是只挑选了一些作家为分析对象,从写文章角度说也许是很方便的。问题是这些敏感的文人到底在多大范围与什么层面上可以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体现当时社会精神状态方面是否有足够的典型性?恐怕都还是问题。如果硬要“越位”,摆出思想史的架势来处理这样一些其实并不真正具备思想史资源意味的对象,那充其量只是文学史家在“玩票”思想史。 专家的思维往往可能陷于专业的局限。有时,在我们学科圈子内习以为常的事,跳出来换位思考一下,就可能“陌生化”,产生一些值得探究的新问题。就拿鲁迅来说,一般认为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研究的论著汗牛充栋。鲁迅诚然是伟大的,他的确有非常独特的思想。例如,鲁迅早期在《文化偏至论》等著作中所表述的对文化转型的焦虑与探索,就不同凡响,在思想史上值得关注。我也曾发表多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总体而言,鲁迅的独特思想还是作为文学家来表现的。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如《野草》)所体验与感悟的许多哲学命题也是独特而深邃的,那也可以说是“鲁迅的哲学”。但文学研究的意义不是讨论鲁迅和世界思想史上哪一位可相提并论,究竟是萨特第二还是尼采第二,而应当探究文学家的鲁迅如何表现出其思想艺术的独特性。如果不从“文学家的思想家”来定位,而真的把鲁迅放到现代思想史哲学史上考量,那么我们的结论也许就不一定被人接受。大家可以看看一些比较权威的现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除了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没有一本是以专章或专节来评述鲁迅的。冯友兰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甚至根本就不提鲁迅。也许哲学史思想史的写法有问题。但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也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关于鲁迅哲学思想研究只是文学圈内热,而在思想史、哲学史领域却少有反响呢?这现象值得研究,似乎其中也涉及到了不同学科的对象、标准和方法差异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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