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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2022年12月05日 B07版
胡伯诚 一 先说乾隆。 乾隆皇帝是位文艺爱好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云：每年坤宁宫祀灶，其正炕上设鼓板。后先至。高宗驾到，坐炕上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执事官等听唱毕，即焚钱粮，驾回宫。 每年的正月初二，清宫照例在坤宁宫祭灶。这本是满族旧俗，由皇后娘娘亲自主持。在清朝大臣的笔记里，称之为“赐吃肉”。 翁同龢自光绪八年起，曾连续三年享受吃肉待遇。翁氏日记写道：“卯正二刻坤宁宫吃肉。”坤宁宫是明朝皇后的正宫，广九楹，入清后有所改动。坤宁宫如何吃肉？翁同龢没有细说。 民国十三年冬，吴稚晖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清点清宫资产，谜底揭开。吴氏《茶客日记》写道：坤宁宫，共九间。除了二间卧房以外，锅灶厨房占了四间。这是天下第一厨房，也是天下第一灶台。灶台上三口大铁锅，与常州天宁寺饭锅不相上下。 为了说清坤宁宫的内部布置，他还画了一张简图，标明卧房、储藏室，以及锅灶案台的位置。所谓“天下第一厨房”，其实是幽默，它的功能是祀灶。按照汉代以来的祭祀规矩，“祭物尤贵温热，须设厨灶于祭所，馨香以荐。”厨灶与祭祀，本是合理的搭配。至于皇后饮食，从不在此做饭。 一年一度，皇家以祀灶的形式，招待王公大臣，以示亲近。乾隆皇帝并不参加吃肉，他比臣子们早到，烧了钱粮，也就完成了祀灶。 而身为皇帝，借祀灶的机会，打着鼓板，高歌一曲，此情此景，被起居注官员所记录，自在情理之中。《竹叶亭杂记》的作者姚元之，翰林出身，曾入直南书房，参与编写《高宗纯皇帝实录》，有机会阅读《起居注》。所以，他的文字是有来历的。 乾隆是位文艺爱好者，再举一个例子。 乾隆十六年，皇帝第一次南巡后，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命苏州织造挑选苏州籍伶工，组成一个江南戏班，进京承差，安置在南府排演新戏。这一年，恰逢乾隆皇帝四十整寿，到十一月份，又是皇太后寿辰，他决心要狠狠地热闹一番。 北京的南府，属内务府管辖，因地处西华门外的南池子而得名，因地方宽敞，从苏杭等地所进盆景，也在此培育备用。世传南府是吴三桂儿子吴应熊的府邸，属坊间无稽之谈，因为清朝的南池子，属宫禁之地。 二 清朝的官衙制度都是照抄明朝的，所谓“清袭明制”，但礼乐制度并没有照抄，显得很是一本正经。乾隆初年，于六部之外，另设乐部，负责宫廷音乐，就是证明。相比之下，明朝的教坊司，既掌雅乐，又掌俗乐。雅乐即丹陛之乐。俗乐即百戏、队舞、讴歌等，是逗皇帝开心的文艺表演。 百戏，不仅仅是戏曲，而是杂技百戏的简称。在乾隆时代，还包括高丽筋斗、跳狮子、戏法、傀儡戏、秧歌、童子棍等各种杂耍表演，以及十分时尚的放烟火，当时叫“花炮盒子”。队舞，就是集体舞。讴歌，就是合唱。都是高成本演出。 将百戏、队舞、讴歌等样式打乱了重新组合，就是一套综艺节目，清朝皇帝用来招待蒙古王公，受到热烈欢迎。 清朝的官方文献中，对皇家俗乐的记载很少。这是因为儒家经典中，觉得统治者沉湎于声色之娱，是亡国之兆。凡治国者，很是忌讳。 清宫可有戏班侍候？有的。清宫戏班以太监身份为掩饰，实行高薪制，纪律约束极严，实行封闭式管理，历经清朝三百年，从未发生过习艺太监恃宠弄权、招摇生非的事故，也算是一个奇迹。其习艺之地，即是南府。 这其中有个背景。雍正、乾隆、嘉庆都曾严禁官员挟伶。《钦定六部处分则例》规定：“官员畜养优伶者，革职。上司徇隐不参，降三级调用。”官员因挟养优伶革职者，与挟妓一样，不准捐复。 上文说到，乾隆是带有浓厚文艺气质的君主，他从南方带戏班进京，就很有一点文艺改革的意思。 吴志勤先生著《升平署之沿革》写道：高宗喜声色，精音律，于戏剧音乐，性之所嗜，尤为迈绝千古。乃取昆弋二腔之长，制为曲谱，名“御制腔”。每岁祀灶日，辄亲操鼓板歌《访贤》一曲，即系此腔。故南府所演之承应戏，大半依此腔调。 “御制腔”三字太重要了，它回答了乾隆皇帝无事端端在坤宁宫唱曲的理由。民国初年，北平故宫博物院在整理升平署文献时发现：升平署所藏剧本，种类繁多，多为乾隆时张照等所编。张氏创作的昆弋“月令承应戏”数十种，尤属外间所罕见。其款式、谱板，均与外间剧本迥异。这些昆弋作品，显然获得乾隆皇帝的首肯与参与。 张照，江南娄县人，谥文敏。其人精通音律，宫内演出的本子，“曲文皆文敏亲制”，深受乾隆帝宠爱。张照做官不咋滴，还经常出错，甚至廷议当斩，都被乾隆豁免了。乾隆皇帝说：“照虽不醇，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 三 乾隆皇帝将这帮苏州伶人安排住在景山，还特地建造了一批房屋，充作宿舍。至于吃用开销，由崇文门监督承担，每年向南府增拨九千两。崇文门是进京的纳税通道，属内务府管辖，其收入由皇帝支配，无须惊动户部。 这批苏州伶人能有多少俸入？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有记：最高四两，最低二两。另有公费钱一吊，属于零用。 最高四两是什么概念？一名知县，七品官，年薪仅四十五两，月薪四两不到。但乾隆年间，已经实行养廉制度，知县养廉看地方财政，有高有低。 伶人没有养廉，但有赏金。南府每年能从“永祥当”获得两千五百多吊制钱的利息收入，乾隆二十六年前，银贱钱贵，按当时的银钱比价，一两银子易钱七百八十文左右。用这笔钱开销赏金，是绰绰有余了。 清朝的各级衙门，常常将暂且不用的财政资金存入当铺或钱庄生息，但这笔钱，不是小金库，笔笔开支，都需上报获批，方能报销。伶人的赏金，会在每次演出后，批注在戏单上，交内务府办理。内务府从“永祥当”利息中列支。此外，表演出色的伶人，还能获得宫里的特别赏金，这在慈禧太后的年代达到顶峰。而乾隆皇帝的习惯做法，是嘉赏“一两重银锞二个”，有时也赏赐银锞四个。这种银锞，民间炉房银楼也有浇铸，但乾隆皇帝赏赐的银锞，或是宫里的特别制作。 至于伶人的粮米，也按薪金同步发放。因为清朝的薪金中，是既有钱又有粮的。伶人属于特别劳动，另有口分粮，按日派发。 有一种关怀叫无微不至。乾隆皇帝因为南方人不习惯吃京中黄米，特在内务府官三仓为南来伶人开设白米仓，赏食白米，一直吃到清末。 行文至此，要补充一个知识点，因为读此文的，未必都是专家。大清漕粮分五等，各有讲究。“白米”是大米中的最高等级，是皇家招待王公百官与各国贡使的上等米，由江浙两省特供内务府，管理机构是光禄寺。见《清内阁汉文黄册》。 四 大批苏州伶人进京，带动苏州剧装戏具行业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南府所用戏箱，由苏杭三织造采办。而戏衣戏装，乐器道具之类，是苏州的强项。 南府承差演出，并不局限于大内一隅。皇帝经常驻留的圆明园、颐和园，以及关外的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张三营行宫、盘山行宫，都有戏台，都有南府的行在衙署。张三营行宫，知道的人不多，它是皇帝木兰行围的驻跸之地，盘山行宫是乾隆皇帝东巡的驻跸之地。皇帝要看戏，演员可以随驾，但行头戏箱，得处处预做准备。 以热河行宫为例，衣箱有1610件，靠箱（装跑龙套衣饰）3242件，盔箱1682件，杂箱（装切末，即道具）1564件。这四色箱子，共8098件，数量惊人。 即使是张三营行宫，供应皇帝秋狩，仅一年一度，也有二百多箱衣饰。苏州剧装戏具行业，想不发财也难。 乾隆一朝承平盛世，国力充裕，皇帝热爱戏剧，可以不惜代价地珍爱一世。乾隆五十六年，乾隆皇帝于八旬正诞后，发出一道上谕：允许将苏州优伶等，择其一二人，纳入“内务三旗”，终生吃皇粮。 但实际操作，何止一二人，乾隆这话是说给子孙听的。乾隆担心，后世子孙也如他一样，将伶人充作包衣，这将造成国家支出超标。于是下旨内务府，加意存记，“朕之子孙，不得任意。”并将这道谕旨，送阿哥书房、军机处、内务府，一道尊藏。 包衣，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文字中，常常被粗暴地译成“奴仆”。更为公允的翻译，应该是“家仆”，或“家里人”。郑天挺先生说：包，汉语译为“家”，衣为虚字，犹如“的”。 包衣，是清代史籍中比较难以解释的词。 从宏观上说，满洲八旗旗主，均封贝勒。贝勒爷的属下，不管是满族旗人还是汉军旗，均是贝勒的奴仆，有主仆之分。但贝勒爷与皇帝，也有主仆之分。所谓主人之上仍有主人，包衣之下也用包衣。赫赫有名的年羹尧，汉军镶黄旗，就是雍正皇帝的包衣。 清朝上三旗不设旗主，因为旗主就是皇帝。因此需要另设一机构，予以管理。这个机构就是内务府。满族入关后，其他下五旗的包衣，均改称家仆，只有上三旗仍称包衣。包衣制度被固化为皇家专属，地位上升了。 有一个背景值得一提。满族入主，需要大量的官员，而既懂汉语又具有旗人身份的“包衣”，绝对是首选，他们因此成为天生的领导阶层。 所以，乾隆皇帝开恩准予伶人入“内府三旗”，是大恩典。对当时的人而言，他们绝对没有为人奴仆的感觉，这是必须说明的一点。 五 乾隆皇帝因为喜欢戏剧，终于喜欢出了绯闻。 南府有两座祖师殿，大祖师殿供奉“喜神”，小祖师殿供奉“喜音圣母”。这位喜音圣母，是传说中高宗南巡时看中的一位绝色女伶，乾隆将之携回京城，封为贵人。生二子，即清仁宗与成亲王永瑆。临终时，以戏装殓之。当然，这仅仅是传说。 每月朔望，由南府总管太监致祭，甚是虔诚，至清末不衰。民国初年，升平署迁至景山，喜音圣母随之供奉在观德殿后的一座便殿内，圣母前依然立着清仁宗（嘉庆）、宣宗（道光）神牌，虽然有所残缺，但仍然还在。 而关于这位江南女子的民间故事，在太湖西山一带广为流传。 道光元二，国力衰弱，在京苏州伶人渐遭遣散，总数达一百数十名，每人赏银十五两。道光七年，又有第二次遣散，将苏州伶人全数遣回，又是一百七十多名，每人赏银十两。两次遣散，都由苏州织造委派人役护送回籍。苏州织造是内务府的派出机构。 南府，也更名为升平署。宫内承差演出，全由习艺太监应对，恢复到乾隆以前的景象了。 最后交代一句。同光年间，京剧兴起，赏赐优厚，一日所赏，几至千金，升平署又突然吃香起来。京剧的兴起，与苏州伶人关系不大，但苏州产的剧装戏具却因此获得了第二次进京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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