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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苏晚报》2022年11月28日 B06版
杨维忠 苏州洞庭山席氏是近代上海有影响的金融世家，席正甫家庭是这个家族的代表。从清同治三年（1874），席正甫担任上海英商汇丰银行买办起，至1929年其孙席鹿笙遇刺身亡结束，祖孙三代任汇丰银行买办达55之久。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一味贪图享乐，家业败尽，还招来杀身之祸。 席正甫银行创业 清道光三十年（1850）农历八月十五日黄昏，东山翁巷敦大堂里哭声一片，刚过不惑之年的主人席元乐因病去世，留下老母、妻子与6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此时次子正甫10周岁，最小的女儿只有1岁。 席正甫（1840—1905），名素贵，翁巷敦大堂人。咸丰六年（1856），席元乐留下的微薄遗产再也无法支撑一大家子的生活，16岁的席正甫随哥哥席嘏卿赴沪学生意，在一家翁姓钱庄当学徒。每天的工作是扫地、擦窗、搬货，连老板娘的内裤也要洗。三年学徒期是管饭没工钱，每月只发一块银圆的洗澡、理发和牙膏费。第一年，席正甫省下6块银圆寄回家中，接济母亲和弟妹的生活。 一天，席正甫在店堂走廊里打扫卫生时，捡到一张金额不菲的银票，他设法还给了失主。失主是位有身份的人，他对席正甫说：“小兄弟，看你的相貌，将来也不是等闲之辈，可要在上海滩吃饭，不学洋文（英语）不行，如你愿学，我来教你。”听了此人的话，席正甫一天干活再累，晚上也要到先生那里去学英语。 三年学徒期满，席正甫的英语水平已能写会说，可同英商对话。出师了，得付工钱，钱庄老板不想留他。这时，在上海新沙逊洋行任买办的舅舅沈二园，把外甥席正甫荐入英商汇丰银行当跑楼。跑楼，就是在楼里跑上跑下，有点像业务员，有机会接触洋商，直接对话。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浙江余姚人。王出身钱庄，人极为精明，但他不懂外语，办事困难。此人心胸狭窄，见手下办事员席正甫有时同英商交谈，自己又听不懂，怕这个小东山将来抢了他的饭碗，处处刁难席正甫，想把他挤走，席正甫咬紧牙关都忍了。 王槐山人虽然精明，但人算不如天算，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王、席两人的命运。清朝末期，朝廷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于军用浩繁，国库空虚，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准慈禧太后同意，派遣在天津海关任事的孙竹堂到上海向汇丰银行进行政治贷款，借银500万两。汇丰大班麦克利要买办王槐山负责洽谈。这是一笔巨额借款，王槐山一时急得没了主意。不借吧，怕触怒朝廷，自己身家性命难保；借吧，又怕朝廷赖账，将来无法收回，自己倾家荡产也赔不起。王槐山竟忧愁得生起病来。 席正甫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是一笔送上门的赚钱大生意，但又不宜点穿。当王槐山找他商量办法时，席只答应由他出面试办。席正甫跟着孙竹堂到了天津，开始李鸿章根本没有把这个汇丰的跑楼放在眼里，但一接触发现席正甫谈吐不凡，见识超群，分析形势切中时弊，马上对席刮目相看。第二天，席正甫就代表王槐山同李鸿章签订了清廷向外商银行的借款合同，并指定以全国盐税作为担保。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笔巨额政治借款，事情办成后，朝廷褒奖有功人员，孙竹堂升授直隶按察使，王、席二人都赐四品顶戴，赏戴花翎，成了“买办大人”，还得到了上万两银子的好处。汇丰与清廷结缘，“红娘”受益匪浅。王槐山因担心日后会吃赔账而整日忧心忡忡，竟患上精神分裂症，只得回余姚老家养病，不久中风去世。王槐山一走，席正甫顺理成章当上了汇丰银行第二任买办。 席正甫坐上汇丰银行买办宝座后，既善于经营，又敢于政治投机。他完全摈弃前任王槐山的保守做法，干了三件大事：拆票控制沪上钱庄，揽办洋烟垫付银款，大量投放政治贷款。所谓拆票，就是沪地钱庄用自己开出的庄票，凭信誉和关系到汇丰银行去贷银票做生意，一家资本只不过七八万银两的小钱庄，可获拆票七八十万两，而且汇丰拆票的利息，远远低于钱庄放贷的款息，这一拆一贷，钱庄就赚了大钱。当时上海有一百多家钱庄，要想得到汇丰的拆票，都得席正甫点头签字。当然，席正甫这字也不是白签的，他在大多数拆票的钱庄里有干股分红。上海自开埠后，银钱业一直是浙江绍兴人掌控，自从席正甫把持汇丰银行拆票后，洞庭东西山人开的钱庄，因能优先得到汇丰银行的资金扶持而迅速壮大，很快超过了绍兴帮。 投放政治贷款也使席正甫名利双收，尤其是他通过借贷给清政府银款，同朝廷官员打得火热。李鸿章与席正甫关系更为密切，李每次有事到上海，总要先去拜访席正甫。同时，因李鸿章的关系，席正甫与军机大臣左宗棠、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上海道台袁树勋也交上了朋友。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国库更加空虚，因日方逼迫清廷交付战争赔款，李鸿章又找到席正甫。两人心照不宣，有来有去，双方经办人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很快席正甫又办妥了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合作借给清廷的320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既能为朝廷解决难题，又能为银行赚得利润，席正甫左右逢源，名利双收。经李鸿章、左宗棠保荐，朝廷把席正甫召进京，授以户部侍郎之职，但他不愿当官，婉言谢绝，只捐了个道台的虚职。 席立功稳中求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汇丰银行担任了30多年买办的席正甫去世，享年65岁，席立功接替父亲当上了汇丰的第三任买办。席立功（1864—1922），名裕成，席正甫长子。“生于金融世家，壮年注意商务，于财政尤为熟识，故继其父业，充当汇丰银行买办，益使汇丰之事业发达也”（上海《商埠志》）。 为席立功继承汇丰银行买办一职，席氏家族内部产生了小摩擦。席正甫在任买办时向洋行交了一笔数目不菲的保证金，席正甫有6个儿子，为汇丰银行保证金问题，5个弟弟与大哥席立功发生纠纷。这笔财产是席正甫积累的，系席家兄弟共有，怎么能席立功一个人独吞呢？兄弟几人诉诸租界法庭，要求汇丰银行退还保证金。后来，家产被拆分，席立功在亲朋好友资助下，凑满一定的金额，继续维持汇丰银行所需要的保证金数目，保住了买办一职。数年后，席立功不仅还清了上任时的全部借款，还投资了数家钱庄，并经营起金号、银楼等实业。1904年席立功与严蟾香、万梅峰合资开办久源钱庄，1906年他又与人合股开办正大钱庄，1908年还与严蟾香等合办裕祥钱庄，可见汇丰银行买办一职的油水丰厚。 席立功刚上任，汇丰银行发生了一件事。年仅30岁的高级职员沈绥之在办公室猝死，沈绥之留下两个孩子，一个3岁，一个不满周岁。席立功给了沈妻翁氏800块银圆的抚恤金。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一担白米的价格也就一块银圆。沈翁氏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会坐吃山空，席立功又替翁氏出主意，让她把钱存在席家钱庄里，靠每月所得利息维持生活，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后来，沈绥之的次子沈莱舟长大后，在沪创办了“恒源祥”人造丝毛绒号，成为民国时期上海著名实业家。 清末民初，随着国家银行的建立，外资银行所起的作用逐渐削弱，买办的职效自然也有所减少。但席立功任职时的汇丰银行，对当时中国的财政仍有着相当影响。1905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财政严重亏空，席立功代表汇丰银行贷款一百万英镑给清廷。1913年，以汇丰银行为首的五国银行团，经席立功之手，贷款2500万英镑给当时的袁世凯政府，条件是政府将全部盐税收入存入汇丰银行。这时的汇丰银行，实际上已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总管。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外国列强在华势力受到抑制，汇丰银行对中国财政所起的作用也随之有所削弱。 从1905年到1922年，席立功任汇丰银行买办17年。虽说没有多大的作为，但因他童年生活受过磨难，接替父职时又遭遇曲折，总的来说还算守住了父业，并有所发展。席立功的去世颇具戏剧性，他去世的前一天傍晚，举办了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宴会，来的都是当时上海各界的名流，当天夜里就突然去世了，年仅58岁。席立功去世后，长子席鹿笙接任了父亲之职。 席鹿笙享乐败业 席鹿笙（1884—1929），亦名鹿生，席立功长子，上海汇丰银行第四任买办。席鹿笙虽生于买办世家，却不是个干事业的人，他声色犬马，常年寻花问柳，是上海滩有名的花花公子。席鹿笙整天只知吃喝玩乐，无暇处理银行业务，作为汇丰买办他与跑楼龚子渔订了个合约，一切实际业务均由龚子渔负责，他挂个买办名头，坐分红利。席鹿笙如此荒唐，家业哪有不败之理。 席正甫、席立功父子任汇丰银行买办近50年，早期汇丰银行买办的收入每年约5万两银，后来达到10万两，仅此一项，席家的收入就相当可观，更何况席正甫、席立功皆善于经营，与人合股开设钱庄、银楼、投资房地产等，由此积累起来的财富堪称巨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席家光房地产物业就数不胜数。 位于上海法租界福熙路191号的席家住宅，巍屋巨厦，异常华丽。在福熙路法租界的181号、191号内还有席家的许多产业。其中一处名安乐村的地方，就有60多间屋子，再加上其他地方的房子，总共达到100多处。这么多的房子出租，每个月的租金就十分可观，但这还只是席鹿笙财产的一部分。 席鹿笙很会享受，花钱如流水。当时上海有个跑马厅，对中国人有限制，一气之下，席鹿笙与一位姓严的同乡开起了中国的跑马厅。他一个人的开销每年达五六千元，出入有小车，居住的小洋房有几幢，周边的环境清幽。室内宽敞，装饰考究，分中、西客厅，里面的设施一应俱全。他有保镖、车夫、跟班，家里有用人，还有几个马车夫。席鹿笙的原配夫人姓叶，也是大家闺秀，这是他小时候，母亲给他订的娃娃亲，门当户对，但后来他嫌发妻长得不漂亮，离了婚，席家给了她5万元。 继娶的妻子王氏，是荡口王景文长女。王氏生于1898年，比席鹿笙小14岁。两人是在一家茶楼里认识的。王氏原在苏州，父亲去世后，到上海跟叔叔学艺，在茶楼唱歌，16岁时，与席鹿笙好上了，怀上了他的孩子，但席又不想要。席鹿笙母亲知道后对儿子说：“你不能这样，应该让她搬进来，你不要，我也认这个媳妇，她肚里有我们家的血脉。”于是，王氏搬进了福熙路181号。后来两人举办了婚礼。婚后，王氏替席家生有二男二女。 席鹿笙接替父亲的买办职位后，靠着祖父、父亲的影响和财力，他一上任就成了上海买办中的中心人物。1927年2月，44岁的席鹿笙被选为上海总商会会员，可他没有好好珍惜，而是极度享受奢华的生活，把祖父、父亲两代人积累的巨额财富挥霍一空，最后还招来杀身之祸。 1929年12月7日下午，席鹿笙在上海福州路一枝香菜馆门前的车内身中数枪，抢救无效去世。席鹿笙谋杀案背景极为复杂，有说是情杀，有说是仇杀，也有说是劫财，最后不了了之。 席鹿笙去世时，两个儿子一个8岁，一个7岁。因子年幼，已传三代、历时50余年的汇丰银行买办之职，终与席家无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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