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草树木“墙内开花墙外香”，人也一样。明朝嘉靖年间的钟振，是土生土生的廉州人，但当地很少有人知道这样一位异地为官、上书入传的廉能之吏。 明清两代，廉州府乡试共出过一百五十一位举人，常科考试中有进士十九名。但这是“不完全统计”，比如进士中不包括皇上登基、生日等“非常科”取录的恩科、赐授之类。 此外，明朝从朱元璋立国（1368年）起，到明宪宗的成化八年（1472年），廉州府曾设立石康县，其间一百多年举人进士的名单也没有。 总的来说，地僻民穷的廉州府功名寥落，“出人”不多。能考上举人、进士的都是堪称人中龙凤的佼佼者。 史书中没有钟振乡籍和出身的记载。只知道他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由府里推荐参加进士考试，次年考上二甲进士。他任过朝官，也辗转多地当过地方官，官声斐然。 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科举是官员的正途出身。一般来说，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一般都进翰林院，二、三甲的进士，经过试用期（“观政”）后任实职，或者是在中央机关任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之类，相当于处级或正科级的主任科员；或者外派到地方任知县、县丞、推官之类。 钟振考中进士后，先是“知滁州事”。这个职务是县处级的正七品，但相对更重要一些。史书称他“亟除夙弊”，雷厉风行推行改革。但才干了六个月，因为父亲或母亲去世离职回家守丧（“寻以忧行”）。 按照礼制，父母去世要守丧二十七个月，但位子却不会留着。重新出山（“起复”）要有空缺，还得有人推荐。钟振获得推荐，补了安徽广德知县的缺，后来又调到江苏的嘉定县。 无论是在滁州，还是广德、嘉定，他任过职的地方，都建有生祠铭记他的德政。
生祠 许多人都知道大太监魏忠贤立生祠留下千载骂名，其实为职官立生祠从汉代就有了。对有德政的官员，“民甚恋慕，共为立生祠，塑其像，以广其报”，与德政碑、去思碑是同样的路数。 历史上立生祠的情况十分复杂——本来对为官一任者的评价就不是非黑即白，由于立祠泛滥，名不副实的不少。但不可否认，作为对官员的一种鼓励和旌表制度，并不是所有生祠的受敬奉者都不够格。 上述几处生祠，记载着钟振做过的事：包括盘清当地的田亩家底，摒除溺死女婴的陋习，开辟市场，疏浚环绕学校的水渠，祭祀水神禳灾祈福，组织抗疫，禁革师公巫婆迷信活动，大力兴建学校，还修建了一个九龙滩水利工程。 由于钟振实施这些善政，任职的地方出现了麦子开双穗、竹子并生六节等吉象。 古人讲“天人感应”，德政感于天，喜欢拿这些东西来渲染，不必太过当真。但将这些祥瑞附在谁的身上，一般来说他都是做了好事，是公认的好官。 钟振后来“擢守云南”。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当地民智不开，教化不到，他发布通告，推行礼仪，移风易俗；鼓励垦荒耕作，发展蚕桑业；从严执法，不办“关系案”“人情案”。还由于平定部落造反，曾获得皇上表彰奖赏（“持法毫不假借，以靖猡功褒锡貤赠”）。 古代志书的记载，大都比较抽象，修史者像现在一些人写材料喜欢对仗和用排比句一样，玩弄词藻，多用骈文，缺乏具体的事例，像司马迁的《史记》那么生动的极少。不过做过的一些好事，还是可以从中找到旁证。 钟振尽管官当得不错，但仕途并不顺，他当过户部郎中，相当于民政部的司长，最后升到正四品的福建按察司副使后，弃官回家，原因是“介性忤时”，也就是性格耿直，不合时宜，触犯了上司。 告老回家后，他并没有闲着，专心致志做起了编辑地方志的工作。隆庆四年（1570年），他编纂了一部《廉州府志稿》（“手较郡乘，悉于旧志”）。 传于后世的崇祯版《廉州府志》，就是兵巡道张国经以钟振的书稿为蓝本修编而成。张国经饮水思源，给钟振的故居题写了“文献遗风”的匾额。
合浦大廉山（网络图） 钟振除了编纂府志，还应邀为在廉州任职的官员写过两篇碑文，一篇是《掌教林侯去思碑记》（点击《一个“校长”升职何故万人空巷送行》；另一篇是《郡守星冈王公遗爱碑》（点击《三月短命知府 民众勒石铭碑》）。他借评价和褒扬在家乡受到民众怀念的好官，表达自己的为官理念。 钟振显然是个喜欢舞文弄墨之人。他回乡之后，寻芳探胜，流连地方风景，到过合浦闸口的仙人桥、北流葛洪炼丹的勾漏洞，还游览十万大山，留下了一些咏诵山水风物的诗歌。（完） 其他“廉州讲古”文章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