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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井” 張富海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 《説文》五下：“ 一、 秦漢文字中的“丼”和“井” 據《秦文字編》《秦簡牘文字編》所收字形，秦文字中凡水井字皆作“丼”（《秦文字編》所收個别字形不清楚），而且本从“丼”的“穽”也是从“丼”不从“井”。[6]秦簡中有個别水井字寫作“井”，如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49號簡的 西漢文字與秦文字情況大致相同，只是有更多的例外。 馬王堆帛書中四十多例水井字皆作“丼”，[10]而多達二百六十多例的“㓝（刑）”字皆从“井”，未見从“丼”者。[11]這一現象很能説明問題，絶非偶然。但“丼”字有一例可能讀作“形”，屬於例外。帛書《五行》62—63行：“金聲而玉振之者，動□□[□□]丼（形）善於外，有德者之□。”[12]篇中其他｛形｝都用“㓝”字表示，此處用“丼”字，極爲特殊，或係誤書。馬王堆帛書中“荊”字或从“丼”，[13]“耕”字或从“丼”，[14]亦屬例外。 《張家山漢簡文字編》所收四例水井字皆作“丼”，[15]“穽”字一例，亦从“丼”。[16]所收兩例“荊”字，皆从“丼”，[17]屬於例外。《銀雀山漢簡文字編》收水井字六例，第一例摹作 以上所考察的出土秦、西漢文字資料雖然並不全面，但已經足夠説明問題，應該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秦、西漢文字中水井字寫作“丼”，只有極少的例子省去中間筆畫，“穽”字也是从“丼”；而本从“井”的字基本上不會从“丼”，只偶見例外，如西漢文字中的“荆”字、“刑”字和“耕”字。可見“井”和“丼”在秦漢文字中是有區别的兩個字，還不能隨便相互替換。但是，秦漢文字中的“井”字只保留在偏旁中，已經不再獨立使用，這使得“丼”中間的筆畫即使省去也不致誤認。大概東漢以後，“丼”字形遂逐漸被省去中間筆畫的寫法“井”所取代，[21]而與原來的“井”字相混；《説文》混併“丼”“井”二字，可以説是勢所必然。 二、 戰國文字中的“丼”和“井” 《齊文字編》“井”字頭下收録陶文一例，作 晋系文字中的“ 戰國齊系和晋系文字中均未見“丼”字。下面着重考察楚系文字中的“丼”和“井”。 曾侯乙墓衣箱漆書文字星宿名“東井”之“井”作 上博簡《周易》44—46號簡井卦中的十一個水井字皆作 清華簡《四時》13號簡：“中（仲） 與秦漢文字不同的是，楚簡中“井”字仍獨立使用。 九店56號墓楚簡47號簡：“東、南高，二方下，是胃（謂）虚井，攻通安。”[30]内容爲相宅之書，其中的“井”字作 上博簡《用曰》“井”字共出現四次，讀爲“刑”或“形”。4號簡：“ 清華簡《四告》“井”字兩見，皆讀爲“型”。26—27號簡：“隹（惟）邦 楚簡中的“井”字還是十分罕用的，迄今所見只有上述幾例，絶大多數則用从“井”聲的“坓”或“型”字來表示｛刑｝｛形｝｛型｝，説明戰國楚文字中獨立的“井”字也已經趨於淘汰，偶爾使用，是一種存古現象。 楚簡中从“井”聲的字還有：“ 三、 西周春秋金文中的“丼”和“井” 西周春秋金文中“丼”“井”二字都常見，但是用法有明顯區别。關於兩字的區别，陳夢家先生有重要的研究。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將“井”（包含“丼”和“井”）分爲兩式。第一式，他認爲是型範之象形（前人已説，見上文），特點是兩直畫不平行而異向外斜下，中間無點，商代甲骨金文中的“井方”之“井”及西周金文“井（邢）侯”皆如此，“帥井（型）”之“井”字大多如此，有少量例外作第二式（指兩直畫平行而中間無點之形）。第二式，他認爲象井田之形（亦前人已説，見上文），兩直畫平行，中間常有一點。“井伯”“井叔”“井季”“井公”“井人”“井邑”等之“井”字如此。“井伯”之“井”又分兩種，其一中間有點（“井叔”等同），其二中間無點。[38]按中間無點的“井伯”之“井”比較少見，陳氏所舉有三件：長甶盉（《集成》9455）、七年趞曹鼎（《集成》2783）和豆閉簋（《集成》4276）。其實，除了“井伯”，“井叔”之“井”也偶爾有寫作不加點的“井”者，如鄭井叔康盨（《集成》4400）之“井”作 陳氏所分“井”的兩式實際上是“丼”和“井”兩個讀音和用法差别很大的不相干的字。“丼”字在西周春秋金文中不用本義（水井義），都用作“井氏”之“井”；“井”字用作“邢侯”之“邢”，又多讀爲“型”（是其可能的本義），兮甲盤（《集成》10174）兩個“井”字則讀爲“刑”。雖然“丼”字偶爾有誤寫作“井”者，但“井”字（包括偏旁中的“井”，如作“荊”字的聲旁者）却從未見寫作“丼”者，憑此點也完全能説明這是兩個不同的字。 關於西周井氏和邢國的關係，學界有不同的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爲井氏和邢國爲同一族，是小宗和大宗的關係，如徐中舒説：“邢侯大宗出坯就封於邢，其次子當仍留居王朝，食采邑於畿内的丼邑。”[39]第二種意見認爲井氏與邢國無關，如上引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目前第一種意見是學界的主流觀點，第二種意見則極少有人贊同。[40]按第一種意見的唯一依據就是“丼”“井”一字這種錯誤的成説，所以雖然幾乎衆口一詞，其實不可信。因“丼”“井”一字而認定井氏和邢國同族，即相當於認爲井氏之井和邢國之邢是一名，小宗和大宗用同一個名稱，恐怕也不合常理，如周與魯、召與燕，小宗和大宗即不同名。既然從西周金文到戰國文字，井氏之“井”都用水井字，而邢國之“邢”用“井”“ 四、 商代文字中的“丼”和“井” 商代金文“井”字見尹光方鼎（《集成》2709），原形作 商代甲骨文“井”字常見，原形作 除了“妌”字，甲骨文中从“井”的字還有“汫”，見《合集》18770，原形作 商代陶文有“丼”字，作 作偏旁的“丼”有很多兩橫畫不貫穿直畫的寫法，此形即與“丹”字完全混同。“丹”字在甲骨文中作人名、地名或方國名（如《合集》716之“丹伯”），無法完全確定其讀音，所以不能排除甲骨文中通常釋“丹”的字其實是“丼”的可能。那麼所謂“丹伯”實爲“丼伯”，地名之“丹”實爲“丼”，與西周金文中井氏之“丼”或許有前後相承關係。西周金文也有“丹”“丼”不分的例子。如：丹叔番盂：“丹弔（叔）番乍（作）寶盂。”發表者據《漢書·律曆志》堯封其子朱於丹淵爲諸侯的記載，認爲古有丹國，在丹水流域，此器是丹國青銅器的首次出土。不過，丹國的青銅器爲何出現在周原，丹叔番的身份爲何，整理者僅僅提出了問題，未能作解釋。[53]或許此“丹”字其實是“丼”字，所謂“丹叔”應爲“丼叔”，不過是西周金文常見的氏族。霸伯簋（M1017:8）器銘“丹二糧”之“丹”，蓋銘作“丼”，同銘的霸伯簋（M1017:40）則蓋銘作“丹”，器銘作“丼”，[54]作“丼”者與同篇銘文中的“丼叔”之“丼”形同。 五、 結論 綜上所述，從商代甲骨文一直到秦漢文字，水井字以及“阱”所从作中間有筆畫的“丼”或其變體（如楚簡中的“ 下面對“丼”的上古聲母問題再作一點討論。 “丼”的中古聲母是精母，音值爲ts-,其上古聲母通常構擬爲與中古音值相同的*ts-。[55]白一平—沙加爾構擬爲*C.ts-，[56]有一個不確定音值的前置輔音（根據漢越語構擬），但其基本聲母也是*ts-。鄭張尚芳先生考慮到“丼”與牙喉音字諧聲的成説，將“丼”的上古聲母構擬爲*sk-。[57]這是在古音構擬中貫徹諧聲原則的必然結果，只是他所使用的這一組諧聲是錯誤的諧聲，“丼”與牙喉音字實際不存在諧聲關係。否定了“丼”和“邢”“刑”“型”“形”“荊”“耕”等牙喉音字的諧聲關係後，*sk-的構擬自然就失去了依據，根據中古音簡單構擬爲*ts-則是比較穩妥的選擇。不過，中古音的證據是不夠充分的，因爲即使“丼”與牙喉音字不存在諧聲關係，*sk->ts-這樣的構擬仍然可能成立。但“丼”與其他字存在的可靠的諧聲關係，可以證明其上古聲母確屬齒音一類，而與牙喉音無關。 除去“丼”與牙喉音字的錯誤諧聲，《説文》中諧“丼”聲的字還有“阱”及其重文“穽”“汬”，以及“ “丼”的上古聲母是齒音*ts-，與“邢”“刑”“型”“形”“荊”“耕”等牙喉音字的聲旁“井”相差極大，這種語音上的差别也反過來證明“丼”和“井”絶不可能是同一個字。 附識： 小文蒙鄔可晶先生指正，謹致謝忱。  注釋 向上滑動閱覽 [1] 林義光：《文源》，中西書局影印，2012年，第73頁。 [2] 參季旭昇：《説文新證》，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9頁；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261—1262頁；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50頁。 [3] （宋）戴侗：《六書故》，中華書局影印，2012年，第87頁。 [4] 丁福保編纂：《説文解字詁林》，中華書局影印，1988年，第5288頁。 [5] 這些耕部牙喉音字，《説文》小篆或从“丼”或从“幵”，皆从“井”之誤。關於篆文从“幵”爲从“井”之誤，參李家浩：《〈説文〉篆文有漢代小學家篡改和虚造的字形》，《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李家浩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73—375頁。按从“开”的“刑”“荆”已見於秦、西漢文字（嶽麓秦簡、馬王堆帛書等），但其所从之“开”是“井”之變體，非元部的“幵”（參看李家浩先生文）。《説文》分“刑”“㓝”爲兩字（篆形皆誤），一訓剄，一訓罪罰，與秦、西漢文字中兩形的用法區别相合（參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中華書局，2020年，第488頁）。 [6]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中華書局，2015年，第790頁；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4頁。 [7]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第791頁；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第145頁。 [8] 王輝主編：《秦文字編》，第112頁；方勇：《秦簡牘文字編》，第12頁。 [9] 王輝、程學華：《秦文字集證》，藝文印書館，1999年，第270頁，圖版第166頁。 [10] 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第575—576頁。 [11] 同上注，第576—580頁。 [12] 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中華書局，2014年，第74頁。 [13] 劉釗主編：《馬王堆漢墓簡帛文字全編》，第83—84頁。 [14] 同上注，第491頁。 [15] 張守中：《張家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138頁。 [16] 同上注，第139頁。 [17] 同上注，第10頁。 [18] 駢宇騫：《銀雀山漢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0頁。 [19] 同上注，第180頁。 [20] 黄艷萍、張再興：《肩水金關漢簡字形編》，學苑出版社，2018年，第776—779頁。 [21] 參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第5頁。 [22] 孫剛：《齊文字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1頁。 [23] 湯志彪：《三晋文字編》，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739—740頁。 [24] 同上注，第955—956頁。 [25] 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中華書局，1998年，第817頁。 [26] 裘錫圭：《戰國貨幣考（十二篇）》，《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14頁。 [27] 字形采自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修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24頁。 [2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第82頁注[八二]。 [29]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中西書局，2010年，第177頁注[二三]。 [3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九店楚簡》，第51頁。 [3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9頁。 [32] “攝好棄尤”的釋讀，見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33]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第300頁。 [34] 同上注，第301頁。 [35] 何有祖：《讀〈上博六〉札記》，武漢大學簡帛網，2007年7月9日。 [36]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第303頁。 [37] 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中西書局，2020年，第120頁。 [38]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年，第178—179頁。 [39]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 [40] 參龐小霞：《商周之邢綜合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87—190頁；陳穎飛：《清華簡井利與西周井氏之井公、井侯、井伯》，《出土文獻》第2輯，中西書局，2011年。龐、陳皆主井氏和邢國同族説，並做了一些論證。 [41] 字形采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8—319頁。 [42] 參龐小霞：《商周之邢綜合研究》，第66頁。 [43] 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中華書局，1991年，第13頁。 [44] 字形采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第790—791頁。 [45]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中華書局，1996年，第316頁，姚孝遂先生按語。 [46] 字形采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第602頁。 [47]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第1029頁，姚孝遂先生按語以爲“井伯”合文。 [48] 字形采自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第319頁。 [49] 同上注，第319頁。 [50] 王子楊：《釋甲骨文中的“阱”字》，《文史》2017年第2期，第5頁。 [51] 同上注，第14頁。 [52] 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第319頁。 [53] 張恩賢、魏興興：《周原遺址出土“丹叔番”盂》，《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5期。 [54] 兩件霸伯簋的銘文拓片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1017號發掘》，《考古學報》2018年第1期，第102、103頁，另有同銘的霸伯山簋器蓋銘文皆作“丹”，見第105頁。按豦簋（《集成》4167）“丼五量”，裘錫圭先生認爲是指一井的百畝公田所産之“五糧”（《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第197頁），若其説可信，則此“丼二糧”的意思應與之相同。但“五糧”“二糧”之義難以確知，霸伯簋“丼二糧”作爲賞賜物居於“幬”和“虎皮”之間，若是糧食也頗爲不倫，霸伯簋銘文中丼叔賞賜霸伯一井的百畝公田所産之糧更是可疑之事。參看嚴志斌：《霸伯簋銘文校議》，《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5期。 [55] 董同龢：《上古音韻表稿》，《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 1948年，第179頁；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册》（增訂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435頁；張日昇、林潔明：《周法高上古音韻表》，三民書局，1973年，第72頁。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90頁）構擬的音變規則有*sk->s-，而沒有*sk->ts-，所以“丼”應該也是構擬爲*ts-的。 [56] William H. Baxter & Laurent Sagart：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年，第168頁。 [57]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82頁。 [58] 《廣韻》“穽”字另有去聲的異讀。 [59]（清）王筠：《説文釋例》，中華書局影印，1987年，第392頁。 [60] 董蓮池：《新金文編》，作家出版社，2011年，第622頁。 [61] 同上注，第623頁。 [62] 參杜忠誥：《説文篆文訛形釋例》，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203—209頁。 [63] 林義光：《文源》，第418頁。郭店簡《成之聞之》35號簡“津梁争舟”之“争”作从力青聲之形，可證“争”“青”音近。 [64] 上博簡《容成氏》13號簡：“ 本文原發表於《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感謝張富海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發佈！ 微刊小編：老八 文字校對：懋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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