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伟 | 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

Lushisheng 2022-12-16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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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北平街景

编者按

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是民国史上的重要一页，首都的迁移并非单纯的军事力量作用的结果，还关联着一套有关北京的政治与文化论述。王建伟教授系统地梳理了1928年京津易帜之际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及南北之见，深入分析这一论述所体现的文化心理、政治策略以及在实际运作中产生的后果，为讨论更长时段中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野。本文初刊《安徽史学》2022年第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

王建伟

摘要：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

清末以来，国都北京作为早期国民党人的革命对象，难以摆脱被“污名化”的命运。不管是从个体生活经验，还是从主观意识形态方面着眼，主要以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为活动基地的国民党人对北京普遍观感不佳，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北京的特定印象与论述。他们基于政治和种族立场，多将北京视为官僚政治污染之地与满洲游牧民族盘踞的腥膻之地，因此，需要借助革命之力改变这种面貌。这种情绪在早期的国民党人中非常普遍。 [①]

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与袁世凯围绕定都问题展开交锋，孙继续沿袭先前的北京论述，以此作为定都南京的重要依据，但无力改变最终归属。 [②]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辖下的军事力量进驻京津，自民初以来第一次打通南北，从政治上确立了对北京的统治，北伐告成。北京的国都身份被剥离，南京成为新的国都。但国民党人对于北京的抨击并未停止，而是在以往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大力抨击旧都的官僚政治之弊，继续凸显北京的负面形象，两相对比之中，南京作为新都的合法性也由此强化。 [③]

一、国都之争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观感

辛亥革命期间，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围绕国都问题展开拉锯，争执不断。孙中山坚持否认国都留守北京，此举是为使袁脱离北方，斩断其与清廷的联系。黄兴当时解释说：“袁公虽与清廷脱离关系，尚与清帝共处一城……移节南来，感情易惬，于袁与清帝关系断绝，尤足见白于军民各界，而杜悠悠之口”。 [④]不过，袁世凯最终并未南下，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此举也宣告了北京国都身份的再确立。1912年4月1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

但是，孙中山对于定都南京仍念念不忘，在1912年8月北上与袁世凯会晤时再次提出迁都主张：“地点或在南京，或在武昌，或在开封均可”，并在与各报记者的谈话中比较系统地陈述了理由：从地理位置考察，北京偏于东北，“当此满、蒙多事之秋，每易为外人所挟制”；“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北京为“前清旧都”，“一般腐败人物，如社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 [⑤]孙还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力陈迁都理由。北京以地势论，本可为民国首都。但庚子之后，国权丧失，形势已变，“南北险要，荡若平夷，甚至以一国都城之内，外人居留，特画区域，炮台高耸，兵队环集，是无异陷于外人势力包围之中，被束缚其手足！” [⑥]

此时的孙中山只能在口头上呼吁，在事实上无法挑战北京作为民国国都的地位。但他构建的这套建都话语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重要的政治遗产，在随后的几次国都之争中被国民党人沿用。而且孙中山否定建都北京这一事实本身，也成为国民党人的“尚方宝剑”，似乎具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

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东组建国民政府。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同年10月攻克武汉，成为北伐战场上的重要转折，国民政府亦随之迁入。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以武汉《中央日报》下的《中央副刊》为中心，出现了一场关于建都地点的小规模讨论，其中也牵涉到北京。 [⑦]政治倾向偏重于国民党的张其昀以地理学家的身份在《中国之国都问题》开篇即“痛乎言之”：

中国历代京师风俗之不良，迨无过于现代之北京。北京为官吏渊薮，自满清中叶以来，官僚政治之腐败，达于极点，习俗移人，积重难返。都下官吏莫不热衷富贵，挥霍自豪，上下相接，有谄媚而无忠爱。其作事也，初非本于学理，只以姑息之策，粉饰一时，寡廉鲜耻，未可穷述……外人早以北京士气之堕落，对于中国前途，下悲观的观察。 [⑧]

上述这种认识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国民党人对北京的典型观感，时任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的经亨颐认为北京“暮气太深”，如果定都于此，“难免要挫折革命的精神”。 [⑨]《中央副刊》则称北京在文化上是博物馆、古物的中心点，一切方面都是表现“东方式”和“老调子式”，“至于革命中心更讲不到”。 [⑩]因此，他们对北京长久以来形成的“封建帝都”“军阀巢穴”身份大加挞伐，并以此作为此地不宜建都的重要论据。这些人的观点与主张也与后来国民党统一全国之后的官方宣传口径一脉相承。

1928年5月底，国民革命军进抵京津一带，同时也在与奉方举行和平移交北京的谈判。北伐战事大局已定之际，国都定在何处引发各方关注。6月5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南京市党部“总理纪念周”演讲时明确表态：“北京和南京两两相较，北京较为整齐，不过只能算是历史上的陈列物，红墙头，黄墙头，不能就可算首都。南京固然简陋，以前有人谈起，建设上要表现出一些简朴的美德来。”他重申：“南京建都是总理理想的主张，总理还要将遗体葬在南京”。 [11]时任国府委员兼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继也对记者发表主张：“北方情形甚复杂，非彻底澄清不可，迁都北京一层本人极端反对，因建都南京，系总理遗训，国民政府断不能再迁都于北京，而受各国铁蹄下之压迫，且北京恶化势力太深，无丝毫生气，断不宜于建都”。 [12]

国民党内改组派主办的《革命评论》也刊发文章，反对国都定于北京：“北京为多朝专制君主建都之地，封建思想习毒于人民头脑甚深，而且北京居民强半为清室及所谓公，侯，将，相，吏，宦，侍，卒的余族，民国以来，名号更改，但是习俗依然，所以普通人一到北京，未有不为所同化。”此外，改组派也借此机会表达了对国民党内政治实况的不满：“现在国民政府，因为得了一班所谓'老前辈’的领导，本来就一天一天望'古’的一方面走，再加添一班从北京方面'转过来’的'十足官僚’，腐化得已是够受，一经迁到北京，那还了得？” [13]

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出发，北京作为延续数百年的封建帝都，腐化污浊，另建南京新都，即是洗刷旧迹、重造崭新气象之举，是用“革命”的意识形态改造过时的封建伦理，从而与那个“旧世界”作根本断绝。实际上，1928年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进入北京当日，《大公报》刊发社评即认定：“今者以南京为首都之国民革命军入京，北京之首都地位，事实上遂暂告废止。即单就历史眼光论，民国十七年六月七日党军之入京，诚可特纪之一大事也。” [14]文章题称“五百零七年之北京”，即特指1420年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的史事，表明五百多年以来北京连续作为国都历史的终结。6月11日，《顺天时报》刊发一则消息，报道蒋介石主持召开特别会议，议题之一即为“首都仍决设南京，北京设政治分会。” [15]此举也已经传递了新都已定的消息。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偕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至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祭告北伐告成

1928年6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军校纪念周讲话中明确表示：“国都问题不应再来讨论，总理早已确定”，并强调国都设在北京“毫无理由”。 [16]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迨北伐完成，全国统一，中央为贯彻定都南京的主张计，以旧京兆特别区之京兆二字与直隶省之采用直接隶属于京师之义，均为不当，乃于中央政治会议第一四五次会议议决，改直隶为河北省，旧京兆各区各县并入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 [17]这一举措进一步确认了南京取代北京成为新都的事实，“连北京的京字都已取消，北京的不能复为首都当然是毫无疑义了”。 [18]《申报》当日刊发评论：“都城问题，已属定局，各方所说空话，不算数。使团系客体，当视主人定夺”。 [19]

1928年7月5日，蒋介石在致段祺瑞的函件中解释定都南京的理由：“先总统以北都帝居闳侈，易启奸人妄念，污秽丛集，荡涤尤难，因议建都南京，以立民国万年不拔之基”。 [20]第二天，蒋氏在祭奠孙中山的仪式上宣读《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时再次表示：“今宛平旧都，已更名义，旧时建置，悉予接收，新京确立，更无疑义。凡我同志，誓当拥护总理夙昔之主张，努力于新都物质精神之建设，彻底扫除数千年封建之恶习，以为更新国运之始基。” [21]

从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出发，北京既是革命对象，又是改造对象，北京早已腐朽不堪，国民党人以解放者的姿态宣称，南京取代北京不仅是新政权对旧政权的代替，更是“新政治”战胜“旧政治”的标志，是革命胜利的象征，可以表现国民政府的崭新革命精神：“数百年北京旧有名称，毅然改为北平，所以铲除帝王思想，巩固新都地位，不特军阀余孽不敢作死灰复燃之想，而腐败官僚政客根本盘据之地，一旦廓清摧陷，俾四万万人民之耳目，焕然一新，此诚我国历史上一大纪念也”。 [22]

此时，《申报》也积极配合国民党的官方宣传，阐释新旧都城转换的合理性：“北京一种因袭腐败的旧势力，实在是可说根深蒂固的了。任何一种人，一到了北京，便没有一个不受环境的融化，如同入了污泥而不能自拔。倘若仍旧把他作为国都，我想我们的革命政府不要多时就可变成了一个不革命而极腐化的政府。政府一腐化，还谈甚么新的政治呢？所以为彻底澄清与民更始起见，实以迁地为善。” [23]他们都把新都的确立作为中国历史的一次大转折与革命事业的新起点，无论对于南京，还是北京，均有标志性意义。《大公报》也转变了先前的论调，宣称“迁都含有非常伟大的革命意义，也是这次北伐成功的惟一表现”。 [24]表述虽有些武断，但表达出来的政治立场则非常明确。

二、易帜之后国民党人的“旧都”刻画

1928年6月北伐告成之际，本为革命胜利之日，训政开始之时。但在国民党方面传递出来的态度其实比较复杂，其间夹杂着两种相反的“音调”。一方面，国民党官方层面展示出胜利者的意气风发、雄心勃勃，对未来的极度乐观，将此视为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表露出巨大的隐忧，甚至声称国民党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们发出危机预警，指出当时党内存在诸多问题，包括派系分裂、小组织、小团体的活跃、武装军人的割据等等，因此提醒国民党人不能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在各种情绪的交织中，北平作为前朝旧都，继续成为国民党人的论述议题，各方都在借题发挥，在“刻画”北平的过程中其实另有所指。在这种舆论交锋之中，北平附着的一些固有城市特性也被不断放大。

从国民党人的视角出发，北京作为长期“帝都”，政治空气沉闷，民众心理麻木，革命意识不高，见风使舵。政治态度明显偏重于国民党的《申报》总编辑龚德柏概括说：“从来掌握北京政权之人，非帝制自为，即恋栈而不忍去者，盖帝王思想之遗毒也。” [25]刚刚率军进城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很担心国民党人的革命意气被旧都的专制气息“污染”，“京津之间，政治空气，阴晦太久。数百年官僚政治之余毒，三十年北洋军治之恶风，深中社会，几入膏肓……是以得到京津，固北伐之成功，而稍有疏忽，反演革命之失败。” [26]

就在同一时期，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仇鳌以辛亥以来的一系列事例提醒国民党人要特别注意：“我们革命党的失败，每每在革命成功以后”，“北京一向为我国政治中心，也同时为我国万恶渊薮，稍一不慎，即入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不自觉，康庄跂路，各大自努力！” [27]吴稚晖也对当时的局面有类似表述：“每到登峰造极之时，亦即一败涂地之日”。 [28]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一份刊物也感受到了革命中潜在的危机，警惕国民党新生政权有被北京的官僚政治“同化”的风险：

北平社会，原似一麻木不仁之病体，腐败细菌，寄生太多，此次名为革命。实仅易帜，对于一般败类，不惟未加刷洗，寄生如故，稍异者，即昔日之长衫先生，今皆中山装矣！而传染所及，将珠江流域革命发源地之青年，亦渐次腐化，我今日始确信“谁在北京久了谁就糟了”之语。现在北平社会，必须积极作一番洗刷及修整的功夫，而后可以谈建设；否则北伐完成之价值，不仍在虚无缥缈之中乎？ [29]

对此，蒋介石也有清醒认识。在1928年7月6日召开的北平政治分会成立典礼上，他表示：“北平是先总理莅止之区，亦为中国数百年帝王都会之所在地，所有坏的旧的恶习惯总是由北平做中心点。先总理游历所经异常痛愤，且北平为外交上压迫束缚，几于不能动转。加之空气恶劣，习染极深，虽系力自振拔之人，久居北平，亦虽难免堕落”。 [30]白崇禧作为北平政治分会委员，在向分会所提的议案中也强调：“北平为专制政治唯一策源地，亦即吾党革命之唯一对象”，“积弊既深，拔出非易，且外国使馆丛集，直接予外论以资料，间接影响于一般国际政治”，因此，分会成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改革北平的消极方面，“由除旧而后谋求布新”。 [31]蒋、白二人的表态既是沿袭了先前国民党人的一贯看法，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国民党官方评价北平的一套固有说辞，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日后国民党在北平的相关决策与行为。

“腐化”与“恶化”是当时国民党人形容北平时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北京天津，是军阀、官僚、政客的逋逃薮，腐化的精神，恶化的手段，比什么还要高明”，“试看北京什么老旧呀，名流呀，安福系呀，交通系呀，将军团呀，都在那里摇旗呐喊，把和平治安几个字叫得洪钟似的响亮。他积极的行为，就是与我们对抗；消极的行为，就是要混到本党里面来捣乱，用腐化的手段根本来消减我们的革命势力” 。 [32]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在总理纪念周时表示：“北平这个地方，是再龌龊不过的，所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共产党徒等，莫不栖身其间，暗中活动”。因此，他希望委员会不受各种谣言干扰，振作革命精神，“于阴霾沉沉中冲出一条光明之路”。 [33]

白崇禧在中央公园演说革命经过，强调要防止腐化、抑制恶化，“恶化系指军阀及依附军阀之一般人物而言，凡恶化者，吾侪革命同志，急应根本加以肃清；所谓腐化，非以年龄之老幼为标准，乃以其人是否有进取心，思想是否落后为判断。” [34]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的标语中，多有“要把腐化分子盘踞的北平，彻底的革命化”“要严防北平腐化官僚，侵入我们革命的势力”等条目。 [35]一些极端者甚至提出“将腐化份子一齐杀尽”的主张，“不是我们的残毒，是革命的要求。腐化份子之存留社会，就如同人身上长了毒疮，毒脓流在甚么地方，便甚么地方腐烂”。 [36]

民国时期的北京中央公园

国民党人对于北京“腐化”与“恶化”的攻击，主要焦点还是落实到如何处置“旧官僚”方面。 [37]国民党《中央日报》刊文，指陈北京的旧官僚是“革命”的对立面——“反革命”，因此要“严防北方官僚政客混入本党”。 [38]不过，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国民政府接管之后，一些原北洋政府的旧官僚摇身一变，进入新政权，北平市政府的许多机构也多半由北洋时期直接演化而来。放眼全国，政权虽然实现鼎革，但各地政府的人事构成并未实现根本性洗牌，大多仍是脱胎于旧有体系。即使在南京中央政府内部，也为原北洋政府官员预留出部分位置，进而形成“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现象。 [39]这种现象很令人担忧，上海的《党军半月刊》就提醒，京津克复以后，虽然有大量敌人投降或被收编，“我想未必都是信仰我们的主义，大多是屈服我们的威力。” [40]

如果从国民革命设定的步骤看，克复北京只是完成了革命目标序列的第一步，即打倒军阀、统一全国的阶段性任务。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打到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因此，虽然京津已经“克复”，但还需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但是，北洋官僚大量涌入国民政府，不管是在思想观念方面还是在实际利益方面都与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群体尤其是年轻人产生了直接的利益冲突，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声称要严防腐化份子“混入政局”，侵蚀国民党的基础，要求森严国民党党纪，严密国民党组织，建立一个纯粹三民主义的革命集团。他们对准的矛头其实也不仅仅局限于北平，其中还牵涉自身的际遇以及国民党内的新旧势力之争。

几年之后，对北平掌故非常熟悉的瞿宣颖回顾这段历史时感慨：“记得往年北伐初就之时，有人说北平是腐化势力所在，不宜奠都。竟没有人肯公公道道的说：假如没有北平，则腐化势力依然存在。” [41]实际上，瞿的记忆并不准确，当时北平社会对于所谓的“腐化”说辞有很多辩驳的声音。典型者如周作人就谈到，至于腐化，“恐怕中国到处差不多，未必由于北京的特别的风水”。 [42]《国闻周报》刊文提出：“所谓腐败的现象，都是发生于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堕落，并不限于一个地方，更不能归罪于建筑物。挽救的方法全在政治与教育的革新，决不在于迁都。如果国民政府认北京地方风气太不开通，那就更应该在北京建都以开通北方，统一全国，更不应该躲到东南一隅去。” [43]《大公报》也曾发出类似的质疑：“人们常说北平太腐败，所以应该建都南京。我们承认北平腐败是不错，然而究竟是人的腐败，抑是地的腐败？我们不相信人以地腐，只相信地以人败，所以听说南京近来也一样地相当腐败起来了。” [44]北京各团体在致国民政府通电中则表达了期望：“腐化与否，关键在于主政者之力行”。 [45]

南京国民政府在北平的统治确立之后，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有意刻画，不断强化北平作为“帝制余孽、专制遗物、腐败温床”的刻板印象，主要意图之一即为消解国都回迁的可能性。1929年4月国民政府隆重纪念建都南京两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统一制定的宣传大纲再次定调北平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

北平古都，久沦专制，封建势力，根深蒂固。近百年来，更为贪官污吏的汇集场，藏污纳垢的便利地。辛亥以降，北京政府完全赓续亡清末年之余续，政治腐败，与日俱增。贪污之风，流毒于全国，要皆发源于风气久成之北平，革命政府必尽其力以荡涤之。 [46]

此后，国民政府的宣传部门不断强化这样一种论断，即民初北京国都身份的保留使其沿袭了“满洲政府专制系统之旧习”而成为“官僚政客的渊薮”，而南京新都的确立是对这种错误的纠正，是“先进”对“落后”的压制，是“正义”对“腐朽”的胜利，含有解放大众的意味。只有将国都从北平迁出，才有建设廉洁政治的可能。 [47]从属国民党宣传系统的《北平日报》也发表社评称：“自从建都南京以后，革命的中心才由广州移到长江，革命潮流才由一隅扩展到全国……建都南京，是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枢纽，是革命史中最光荣的一页。” [48]

这些内容代表了国民党官方的意识形态，经过这样一种阐释，南京作为国家首都地位的严肃性得到进一步确认。中央党部专门举行建都南京两周年纪念会，首都各机关均休假一日，悬旗志庆。而在北平，除市党务指委会召集各民众团体代表在党部大礼堂举行纪念会外，“全市商民均悬旗庆祝，前门大街及东单西单等热闹市街，满目国旗，殊足表示商民对于奠都南京之心云”。 [49]

三、南北之见

总体而言，清末以来国民党人主要在南方活动，对北方的渗透有限，对北京普遍观感不佳。在北伐胜利后的国都之争中，他们列举了许多不宜建都北京的理由，尤其是糟糕的政治生态不利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承袭民初以来逐渐形成的“南北新旧”认知框架。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人对北京的刻画进一步凸显了“南北之别”，不仅未能因国家形式上的统一弥合南北之间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裂痕，反而推波助澜，拉大了北方民众对于南方政权在心理情感上的距离。

在中国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南北之间的地域分别一直都存在，并逐渐形成不同文化体系。至清后期，这种南北之别逐渐超越了地理、环境、习俗等方面的自然差异，越来越带有一定的价值判断色彩。大体上，南方代表西洋文化，北方代表传统文化。 [50]辛亥革命期间，中国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个政府，分别为南京临时政府与北京政府，政治上的南北畛域进一步明确。南京为民国奠基之地，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而袁世凯则在北京接收了一整套清朝中央政权，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博弈的结果是，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参议院北上。

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期间在塘沽答记者问时说道“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 [51]此时，“南”与“北”已经有明确所指。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本部缺少领袖主持，在袁世凯的分化政策下渐呈分裂之势。不久，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国民党人纷纷南下。

在南北对峙逐渐加剧的同时，孙中山也开始赋予二者以“新旧”之别：“革命起于南方，而北方影响尚细，故一切旧思想，未能扫除净尽。是以北方如一本旧历，南方如一本新历，必新旧并用，全新全旧，皆不合宜。” [52]孙中山还以共和与专政分别指代“南北”，“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故南人有慕君主专制之风者，必趋附于北方；北方有慕共和立宪之风者，必趋附于南方，自然之势也。今日欲图巩固共和，而为扫污荡垢，拔本塞源之事，则不能不倚重于南方。” [53]1916年蔡元培被北洋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时，曾遭到身边很多朋友的反对，但孙中山对此很支持，他认为这样可以将革命精神传播到历代帝王与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 [54]

1917年，张勋复辟，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段祺瑞领衔讨逆，再次组阁，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以捍卫民国法统为号召，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建了以“护法”“讨逆”为目标的军政府。此时，自民元之后，中国再次出现了两个法统、两个政府、两个国会并存的对峙局面。段祺瑞奉行武力统一中国战略，开始征讨西南地方势力，护法战争爆发，民初以来的各路军事混战逐渐演化为以国民党以及一批西南军阀为代表的“南方” [55]与以北洋军阀为主要代表的“北方”的政治分野与军事对抗。

不过，对于是否可以用“南北”这样简单的框架分析当时非常复杂的政治格局，早有质疑。“南”与“北”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划分标准，并非楚河汉界那样界限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公报》记者胡政之就认为：“南北之间，则南方军民长官，固多北籍之人，北方执政诸公，又多南省之贤，形迹绝无扞格”。他直言，南北之说之所以能够流行，“或外人借为挑拨离间之资，而国人习焉不察，相与传说，黠者则更假借以供纵横游说之用，其实揭破真相，不值半文”。 [56]陈独秀也指出：“同一北洋系，而冯、段又未必相融；同一民党，而孙、岑素不相得；同一护国军，而滇、粤势不相下。分裂之象，已至于斯。” [57]

陈独秀的观察颇具预见性。后来的情况是，当时的南方力量多来自广东、广西、湖南、云南等地的地方军阀，属临时拼凑，行动的逻辑仍是金钱与地盘，护法运动很快失败。1918年孙中山在辞去大元帅之职时感叹：“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58]

进入1920年代之后，国共合作态势逐渐形成，伴随南北政治上的持续对峙，经过国民党人以及一些知识群体的主观“发挥”，南北之别愈加“放大”，逐渐在知识界和舆论界催生出“南北新旧”的大体认知，价值判断色彩不断凸显。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国共两党的宣传部门继续强化这种视角，其中以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就大体说，南方所希望者为真共和，北方所容忍者为旧专制；南方要实现平民主义、北方要贯澈武力统一；南方着眼在将来，北方注意在现在；南方为新进少年的活动地，北方为官僚政客的逋逃薮”。 [59]这在当时已经日益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心理，并被认为对于“北伐”的成功起到了无形的“战力”作用。 [60]

南方军队在战场上的最终胜利似乎进一步印证了“南北新旧”之说的合理性。在国民党人的解说中，由于北京作为长期的封建国都，是“帝制”的代言人，是封建势力的大本营，“一切反革命力量的总汇集，国际帝国主义者据之以为分割中国的中枢，军阀依之以为拍卖中国的商场”。 [61]因此，他们把国民革命军攻入北京定义为“克复”，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是一个“以新代旧”的过程。

正是在这种心理意识的支配下，国民党人进驻北京之后，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白崇禧在与《大公报》记者的谈话中继续强化南北之别，他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作为划分标准：“黄河流域，人强马壮，故足以凌南。且其俗尚保守，人贵服从，故适于专制之政。长江流域，较开明矣，而人民较懦弱，思想贪安逸，故亦不适于革命之发源。独自近代海通以来，珠江流域，欧化最早，感触最深，其人民以后起之秀，而独多革命之热情……故此次之革命战，乃以珠江流域之思想，而合三大流域之人才物力以成之者也” [62]。1928年9月，作为国民党员的罗家伦成为清华大学的新校长，在就职讲话中强调：“这回国民革命军收复北平，是国民革命力量彻底达到黄河流域的第一次，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纪元。国民政府于收复旧京以后，首先把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要在北方为国家添树一个新的文化力量！” [63]

白、罗二人不约而同都用大江大河比喻革命的推进程度，潜意识中流露出的仍是南方对北方的“征服”意味，而一位年轻的国民党人对此的表达则更加露骨。北伐战事大局已定之时，北京大学学生钟天心就已经在头脑中夸张地想象了北京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在“青天白日旗飘扬下欢欣鼓舞的图画”：

他们这一年多都在愁云暗淡的凄惨中和狂风暴雨的恐怖里过生活，一旦忽然望见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旭日的红光从朝阳射到景山顶，从景山顶散布遍了全城，辉映着紫禁城的红墙金瓦，闪烁着硃红的大门，雪白的石阶，这自然是比青天白日照在市声噪杂的黄鹤楼，蛛丝结网的北极阁要富丽堂皇得多，他们兴高采烈的心情自然更是不能形诸文字了！ [64]

实际上，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兵临城下，政权更迭，大量南方人随之涌入。在最早一批进驻北平的战地政务委员会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中，主席蒋作宾表示：“北方民众，压迫于军阀铁蹄之下者较久，对于我们国民党尚不十分了解，对于国民党主义，犹有怀疑，究竟国民党是什么呢？三民主义又是什么呢？方在引领翘足，观望我们的行动”。因此，他要求：“各位总要将党的整个精神，在北京充分表现出来，使人见了发生出一种或敬可爱的感觉，万不可做出堕落行为，使人藉口”。 [65]这里传递出理所当然的胜利者姿态与口吻。但对很多北方人而言，则是另一番意味。他们直接的感受不是国家统一，而是南北之争，北方被南人征服。

1928年7月6日，蒋介石率军政要员在香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

一直居住在北京的瞿宣颖几年后曾提及这段史事：“北伐的革命军初到北平，对于北平旧政府下的人们有视作俘虏之概”。 [66]当时正在北京大学教书的国家主义派人物李璜后来曾回忆指出，当时国民党虽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在精神方面，北人对于南人，在此次国民革命之后，怀着一种嫉视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义号召，而要称作'北伐’，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对金人，把北人当作异族看待……此一误解与怨言相当的普遍于北方社会”。 [67]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谈及北京的改名时也表示，北平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地名，“未始不可以用”，但国民党人的用意是“北方安宁，这就不大好了。” [68]

结语

清末以来，南方国民党人一直将北京作为革命对象，这种将北京作为“对手”的设置与定位也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在很多国民党人的解说中，北京是帝制巢穴、专制策源地与腐败温床。即使北伐告成，北京已经被纳入国民党的统治范围，是国民政府下辖的特别市，但对北京的“污名化”并未停止，而是沿袭原有思路，继续对北京的负面特性大力挞伐，抨击旧京封建色彩浓厚，民众心理保守，思想不开化。这套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两种因素汇合在一起，更加凸显了北京腐朽、专制的一面。

长期作为国都的政治身份使北京被近代中国的一系列“败局”“拖累”，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一系列政治与外交上的危机很容易被转嫁到它的身上，北京不仅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化身，还被戴上了“丧权辱国”的标签，这是一个巨大的减分项。国民党人对此加以充分“发挥”，一方面从种族革命的角度攻击北京作为满清巢穴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瓦解北京作为北洋政府国都的正当性，北京被称为“拍卖中华民国的交易所”。在两种叙述的夹击中，北京成为近代中国一系列内政与外交失败的缩影，要为近代中国不断沉沦的“国家命运”“埋单”。解读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特定背景。

京津易帜之际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中，隐藏着“南北畛域”的潜在意识。民初以来随着南北政治对峙局面逐渐明朗，原本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之别与文化差异逐渐被附加了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国民党人构建了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将主要立足南方的国民党政权与主要立足北方的北洋政权的更替阐释为正义对非正义、进步对落后、光明对黑暗的压制与胜利。因此，北京“克复”之日就是“新纪元”开始之时。他们怀着强烈的政治优越感，力图洗刷陈迹，再创新局，努力祛除旧京的“封建”色彩，改造民众的精神世界，传递国民党的官方意志，完成胜利者的自我书写，进而构建一套与新生政权相匹配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秩序。 [69]

不过，北京保持了强大的历史“惯性”，国民党人的行事风格在故都显得格格不入，导致各种纷争不断。可以说，南北之见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相互作用，加剧了南北社会在政治以及文化上的裂痕与隔阂，这种分立并未随着国民党形式上的统一全国得到缓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北方民众对于新政权的认可与接纳程度。国民党一直未能深刻植入北平社会内部，始终无法摆脱外来政权的色彩。

1928年京津易帜前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指。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彻底消解北京作为国都的合法性与可能性，从而为新都南京确立稳固的思想基础。同时，这种论述也夹杂大量借题发挥的成分，具有攻击以阎锡山、冯玉祥等为代表的北方实力派的潜在意图。北平虽在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统治，但党政军大权全由阎锡山实际掌控，在一段时期都是蒋介石无法染指的半独立性质的地方王国，与中央的关系若即若离。国民政府始终无法信任北平、亲近北平。

在京津易帜之际国民党人的论述中，北京成为一个带有明显负面意义的政治符号。从长远看产生了不利影响。国民政府一直未能在北平稳固扎根，在党化建设方面乏善可陈，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更是有限，国民政府在北平的存在感一直不强，追根溯源，都与国民党人对北京的政治态度以及构建的这一套论述有一定关联。

注释：

[①] 季剑青：《南社等革命党人的北京想象与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

[②] 高翔宇：《民元孙中山北上晤袁与迁都论争》，《史学月刊》2017年第5期。

[③] 相关研究可参见高郁雅《北方报纸舆论对北伐之反应：以天津大公报、北京晨报为代表的探讨》，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林志宏《北伐期间地方社会的革命政治化》，《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6期（2011年11月）；郑师渠《只缘不在“此山中”：京津报纸舆论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观察——以<晨报><大公报><益世报>为中心》，《澳门理工学报》2020年第2期。

[④] 黄兴：《复庄蕴宽李书城书》（1912年2月24日），《黄兴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131页。

[⑤] 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8月），《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6—427页。

[⑥] 孙中山：《在北京参议院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8月3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5页。

[⑦] 许小青：《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两次迁都之争》，《暨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⑧] 张其昀：《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1927年5月10日。

[⑨] 经亨颐：《从八大山人说到南京在目前》，《民国日报·中央副刊》第85号，1927年6月19日。

[⑩] 易一苇：《对于讨论北京问题及改良中央日报的意见》，《民国日报·中央副刊》第91号，1927年6月25日。

[11]《首都与国民会议问题》（1928年6月5日），罗家伦、黄季陆主编：《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八“国是与党务”，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1969年版，第646页。

[12]《国都问题》，《大公报》1928 年 6 月12日，第3版。

[13] 萧淑宇：《打到北京以后》，《革命评论》1928年第2期，1928年5月7日。

[14]《五百零七年之北京》，《大公报》1928年6月8日，第1版。

[15]《国府之重要决议》，《顺天时报》1928年6月11日，第2版。

[16]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三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529—530页。

[17]《国府秘书处电蒋中正国府会议议决直隶省改名河北省北京改名北平》（1928年6月26日），台北“国史馆”审编处编：《蒋中正总统文物——革命文献（一）北伐史料》，“国史馆”数位典藏计划出版系列，2002年，第338。

[18] 马饮冰：《新都确定以后》，《申报·首都市政周刊》1928年6月26日。

[19]《国都问题已属定局》，《申报》1928年6月20日，第4版。

[20] 周美华编：《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三册，第582页。

[21]《蒋冯阎告祭孙灵纪·蒋中正祭文》，《国闻周报》第5卷第27期，1928年7月15日。

[22]《陈绍由请改南京为中山市》，《申报》1928年7月11日，第3张第10版。

[23] 马饮冰：《新都确定以后》，《申报·首都市政周刊》1928年6月26日。

[24] 刘荫远：《北平的繁荣问题》，《大公报》1928年9月7日，第10版。

[25] 龚德柏：《驳白眉初君<国都问题>》（续），《国闻周报》第5卷第32期，1928年8月19日。

[26]《珠江流域之思想与武力》，《大公报》1928年6月14日，第1版。

[27]《本会第十次纪念周》（1928年6月25日），《战地政务委员会公报》第3期，1928年7月1日。

[28] 何浩：《北伐成功与辛亥革命之比较观》，《党军半月刊》第3期，1928年7月1日。

[29] 吕立言：《党军到后之北平现象》，《先导月刊》第1卷第4期，1928 年9月15日。

[3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三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604页。

[31]《向北平政治分会提议案》（1928年7月12日），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5），1994年版，第340页。

[32] 任：《克复北京以后》，《策进周刊》第2卷第40期，1928年6月19日。

[33]《本会第十一次纪念周》（1928年7月9日），《战地政务委员会公报》第3期，1928年7月1日。

[34]《昨日中央公园之扩大纪念周》，《益世报》1928年6月26日，第2版。

[35]《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标语》，《申报》1928年12月8日，第5张第17版。

[36] 正明：《救党的第一步——杀尽腐化份子》，《青年呼声》第5期，1928年6月10日。

[37] 钟天心：《克复北京以后目前最紧急的两个问题》，《再造》第10期，1928年6月12日。

[38] 雪崖：《严防北方官僚政客混入本党》，《中央日报》1928年6月12日，第1张第3版。

[39]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司法、外交、财政、海军、交通等部的很多官员都来自原北洋政府，相关研究参见鲁卫东《民国中央官僚的群体结构与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0页。

[40] 何浩：《北伐成功与辛亥革命之比较观》，《党军半月刊》第3期，1928年7月1日。

[41] 铢庵：《文化城的文化》（北游录话之九），《宇宙风》第29期，1936年11月16日。

[42] 岂明：《北京通信》，《语丝》第4卷第29期，1928年7月16日。

[43] 叶叔衡：《国都问题》，《国闻周报》第5卷第29期，1928年7月29日。

[44]《疑问？》，《大公报》1928年7月31日，第2版。

[45]《京兆各团体电国府吁恳奠都北京》，《益世报》1928年6月25日。

[46]《建都南京二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央周报》第45期，1929年4月15日。

[47]《一周大事述评·党务报告》，《中央周报》第46期，1929年4月22日。

[48]《奠都南京二周年纪念》，《北平日报》1929年4月28日，第2版。

[49]《建都南京两周纪念昨日中央党部之盛会》，《大公报》1929年4月19日，第2版。

[50] 民国时期，陈序经对此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参见其《中国南北文化观》，《岭南学报》第3卷第3期，1934年5月。

[51] 孙中山：《在塘沽与某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8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5页。

[52]《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10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4—485 页。

[53]《答广州某报记者问》（1917年7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25页。

[54]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33页。

[55] 从北洋一方观察，他们所指的“南方”，既包括孙中山，也包括与孙中山有关联的南方各路军阀和地方实力派。

[56]《西南南北》，《大公报》1917年7月28日。

[57] 陈独秀：《时局杂感》，《新青年》第3卷第4号，1917年6月1日。

[58]《辞大元帅职通电》（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71页。

[59] 张奚若：《南北可以妥协吗》，《现代评论》第5卷第118期，1927年3月11日。

[60] 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专门讨论了“南北地域观念与宣传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293页。王尤清《民国前期南北地缘话语与政治演进》，《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李在全以一位当时居住在北京的黄尊三的个体经验为例指出，用“南北新旧”诠释北伐史，效力与不足并存。见氏著《北伐前后的微观体验——以居京湘人黄尊三为例》，《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