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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富人的奢靡生活 文：阮芝生 节选自：《史记的读法》 人富有什么好处? 司马迁为我们举出一条定律：“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佰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岂不是表明人的财富愈多，便权威愈大、支配力愈强吗！ 司马迁又说:“人富而仁义附焉。”这和他在《游侠列传》所说的“侯之门，仁义存”“已飨其利者为有德”，可以互相发明：表示人富了就不但有了权势，而且还有了道德！巴寡妇清，以丹穴擅利致巨富，连那位震古烁今的秦始皇都尊敬她，“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所以司马迁说：“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又进一步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系封者邪非也?”四富者可比于“素封”，谁能不动心追求呢?司马迁说：“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可见千乘之王尚且患贫，多多益善，更不要说那普通的平民了。但贫者欲求富，有什么办法呢？司马迁对此也有研究：“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水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又说：“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寄。”
可见求富的手段有高下，而其趋向必然是“出奇致胜”的。司马迁在此又为我们举了几个“出奇致胜”的实例:“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之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其中卖浆、贩脂等只是贱业，但像掘冢、博戏等方法，简直是不择手段了。 对于以上所述的这些客观的社会现象，司马迁是洞若观火。他并不否认，也不否定人有求富谋利之心，他所反对的只是以奸致富、好利争利。他说:“夫袖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 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7这是表明虞夏以来，人民嗜欲已开，并且成俗，要想闭塞人民欲利之心，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老子所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就是混混沌沌、嗜欲未启、民智未开的境界。司马迁于《货殖列传》篇首曾引这段话，并立即批判说:“必用此为务，挽近世。
《韩熙载夜宴图》卷局部，五代，顾闳中作 (宋摹本) ，绢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 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表示这是行不通的。“涂民耳目”既行不通，那该怎么办呢？他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因之”“利导之”是指“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教诲之”“整齐之”，则太公与管仲庶几近之。至于“最下与之争”，司马迁未曾明指，但《平准书》却备载其事。司马迁又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本富是指务农而富，末富是指商贾而富，奸富是指奸巧斗智、争于机利而富。司马迁并不反对人求富，但反对奸富和与民争利。不幸的是，这两件事都表现在武帝及其平准的创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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