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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光：往事留痕
195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一、以大放大鸣的方式进行；二、大字报是一种好形式；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四、要动员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 跟据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就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我所在的单位铁路局也开展了“整风运动”，除了在文化宫礼堂召开动员大会外，在局机关召开了一场场“座谈会”，有党政干部座谈会，有党外人士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党外人士工程技术人员座谈会是重点。在这个座谈会上，邀请了各处室和设计事务所的工程师们，请他们提出意见，但沉默了好久，没人提意见，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只好点名请他们发表意见，点的第一个人是设计事务所的工程师钱思初，钱思初笑笑说：“没意见，没意见！”。我了解钱思初，他背有思想包袱，他的亲叔叔是台湾政府的高官，他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可以理解。在冷场中另一位设计事务所的工程师何德增问：“提意见，是不是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书记答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都可以提。”何德增接着问：“比如，怀念旧政府，能提么？”书记没回答这个问题，座谈会就结束了。 我们机关的动员会是在机关夜校里召开的。在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吵吵半天，都是一些小青年，没提出什么有质量的问题，都是些鸡毛蒜皮，倒是有一位女士名叫丁宜，是机务处长黄乃康的爱人，刚从安徽调来，她是安徽省报的编辑，调来济南分配到铁路局的《铁道报》当编辑，一个省报到铁路一个小报有点屈才。当时她在鸣放会上给报社总编夏元崇提了一条意见，她说：“报纸的稿件，包括头版头条、社论、重要稿件，应由总编掌握审批，但是一些次要的稿件，可以放权给编辑处理，这样总编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考虑重大问题。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会开到这里，就结束了，看来，整风也就到此为止。然而时隔不久，即传达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接着，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风云突变，整风转而为“反击右派”，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了。 反右派，要抓“有派言论”，前一阶段谁说了什么，都拿出来重评。设计事务所的何德增说过“怀念旧政府”的话，定为“右派“，一位法律科长说过”法律是独立的“，划为”右派“。那时每个单位都有反右小组，组长由支部书记兼任，每晚小组长都到党委汇报谁说了什么。公安处的一个小组长在汇报时，拿着他的小本子念他记录的别人说的话，不料，他却被划成“右派”，因为他念了那些右派言论，就等于是他说的，所以是右派。前面说过的丁宜，开会之后就调走了，到广播电台工作，但她提的那条意见却没结束，那条意见被定为“右派言论”转到广播电台，她成了电台的“右派”。多年以后，我偶然遇见丁宜，一个年记轻轻的人头发都白了。 反右，人心惶惶，谁都不敢说话了。但是挖历史，也能挖出问题。我们也成立了“反右派战斗小组”，组长由宣传部长马英同志担任。马英是一位老同志，38式的，由《大众日报》调来的，有多年的办报经验，自称是“报棍子”，他领导小组当然是很合适的。小组揭发批判的对象是科技馆的杨天芜。为什么把杨天芜放在我们小组，因为他具有双重身份的“重犯”，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右派”。 在揭发批判中逐步弄清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和“右派言论”的问题。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实际情况是：1939年他在济南一家文艺杂志社当过编辑，那是日本人统治下呀，推论是反革命，就这样牵强符会地定为“历史反革命”。至于“右派言论”缘于单位在一次排练歌曲《东方红》时，中途他提出头疼，先退了。”他是有头疼病的，但后来他这句话被改成“我听见东方红就头疼”。 对于杨天芜的两项罪行，我们都拿不准，私下都觉得勉强，但谁都不敢说出来，揭发批判进行不下去了。正在这时，忽然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路局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局、分局、基层），会上有人提出马英有右派言论，要求他到会坦白。马英的“右派言论”是，他曾说：“苏联不该派兵到南斯拉夫。”突如其来，马部长去参加三级干部会议，我们的小组也就自动解散了。 “反右”后期，定为右派的，下放劳动，虽然还有“整风补课”，但被“补”的人不多。 “反右”运动结束后，过了一段时间，中央下达“甄别改正”的通知，对划成“右派”的逐个甄别，构不成右派的，摘去右派帽子，恢复工作，补偿扣发的工资，返还原住所。这对那些划成右派的人当然是一大喜事，局内所有右派都改正了，只是杨天芜的住房还未办返还手续，政策又变了，停止实施以前的规定，给杨天芜留下深深的遗憾。 往事已矣，许多人都已作古，作为历史教训，应当铭记在心，传之后代，绝不能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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