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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 1920年中国印制出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印制出版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至 1966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在全国印制出版已经达到了数千万册，而作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累计印数也已经达到了 1000万部。 这一印制出版成果的取得，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引人瞩目的。本文将从印刷纸张、印刷技术、装帧排印和印本数量四个方面，考察 1920年直到 1966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印制出版概况。 纸张是书籍印刷的主要原料，解决纸张问题也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印制出版工作中的首要问题。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我国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手工作坊生产土纸。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机制纸技术的传入和“机器之大量印刷”的需要，在城市，进口机制纸逐渐取代手工土纸成为中国书籍印刷的主要纸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上海等城市印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是使用进口机制纸印刷，最常用的则是进口的白报纸和道林纸。比如，1928年郭沫若等人领导成立的创造社在上海出版的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分白报纸和道林纸同时发行”。又如，1930年李达等人在上海创办的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也有精装道林纸版和平装白报纸版。而在农村印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则主要使用土造纸和马兰纸印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逐渐建立并巩固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时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我们党最初很难获得印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纸张。不过，中央苏区所在地江西是当时中国的造纸大省，而我们党在这里的革命斗争则促进了当地造纸事业的发展。 国民党方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江西造纸重镇宜丰，1931年冬，“所有造纸庄槽”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县靠纸工为生活之过半数人民”，“相率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虽然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严厉的纸张封锁，但是随着造纸庄槽与造纸工人加入革命组织，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苏区的造纸问题。当时，苏区的造纸工人以稻草、谷秆等为原材料制作土造纸。虽然苏区生产的土造纸的纸质与进口机制纸相比还有差距，产量也较小，但是毕竟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纸可印。 到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制出版用纸问题同样受到了不少因素的制约。一是，包括陕北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的造纸工业相对落后；二是，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国民党政府严厉禁止纸张流通到陕北；三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洋纸进口数量日益减少而濒于断绝”，我们党能够派人到国统区购买到的纸张也很少。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陕北出现了严重的“纸荒”。面对这种“纸荒”困境，我们党千方百计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制出版用纸问题，并取得了突破。 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化学教员华寿俊利用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成功研制出马兰纸。与当时进口的机制纸相比，马兰纸厚薄不匀、韧性不强且砂粒浆块较多，但优点是原材料非常充足。马兰纸投入使用后，迅速成为陕甘宁边区印刷的重要用纸，使边区的印刷用纸由基本依赖到国统区购买转变为基本自给自足，为边区大规模印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过，亦要指出，在延安时期，陕北之外的其他一些根据地和解放区由于没有生长马兰草或马兰草生长不多，仍是制作土纸来印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44年，河北的晋察冀日报社印刷二厂印制了邓拓主编的《毛泽东选集》。这是历史上第一套《毛选》，它的纸张是土法制作的。一直到 1947年，太岳解放区也还在用土造纸翻印《毛选》。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渐改为使用国产纸印刷。随着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人民群众真正翻身作了主人。他们在信任和爱戴党和政府的同时，也增强了对作为立党立国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兴趣，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大量印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了当时的迫切需要。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并不具备如此大规模的造纸印刷能力。1949年和 1950年，我国曾采取增加进口机制纸、跨区周转纸张等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印刷纸张不足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治本之策。 到1952年，在加强自主研发与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国产机制纸试制成功。当时研制的国产机制纸质量较好，产量较高，“给我国造纸工业开辟了新的前途”。伴随着国产机制纸的研制成功，我国造纸厂的生产能力开始显著增强。到1954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内的全国图书印刷，都已“贯彻了尽先采用国产纸的原则”，印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纸张不足、技术落后的问题基本得以解决。 印刷纸张的制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印制出版的前奏工序，而印刷技术的使用则是这些著作印制出版的正式环节。与造纸术一样，印刷术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中国古代社会主要使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印制书籍。出版商购买木材、聘请雕工，将一本书雕刻好，便能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印刷数量。不过，雕版印刷也有缺点，如雕版存放比较占空间，保存不便。近代以后，西方的金属铅字印刷术传入中国，其印刷出来的文字更加工整严密，也不需要考虑铅版的存放问题。 对比之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印制出版自然会优先考虑选择成本更低、质量更优的铅字印刷。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印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机构往往条件简陋。一是场地狭小。如 1927年瞿秋白等人在汉口创立的长江书店，是一栋有四层、每层楼约 70平米的楼房，其中三楼是印刷场所，负责印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读物。二是人员和设备不足。如1939年，延安的中央印刷厂作为当时党印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最大机构，也只有 70名工人，仅拥有 3部铅印机、3部石印机和一些誊写印刷的设备。这其中，最为稀缺的是铅印资源（包括铅印机和铅等）。因而只能在使用简陋铅印的同时，也使用简陋的油印和石印。 出版专家叶再生曾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条件限制，主要是油印，有些劳动券或重要著作才采用石印；后来印刷条件有所改善，铅印、石印逐步增加。但铅印一般还限于印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等出版物。党的印刷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史育才也在回忆中说到，一些“解放区无铅印机，一开始是油印、石印及简陋的铅印”。 其一是简陋的铅印。比如，1920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秘密建立又新印刷所时，就添置了一台老旧的铅印机，以铅印的方式印制了当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共产党宣言》首版印刷 1000册。一直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铅印条件还是相当简陋的，甚至“铅是从各地几斤几斤的搜集来的”。 其二是简陋的油印。所谓油印，亦称“誊写印刷”，具体印刷流程是“在蜡纸上用打字机打字或用铁笔刻画出图文后，在蜡纸面上施墨印刷”。油印的设备简单轻便，一般不超过 5公斤，具有携带和运输方便的特点，可供印刷者在遭受敌人盘查或袭击时将设备快速转移。因此，对于党的印刷机构来说，使用油印技术印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具有明显优点。1920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油印了罗章龙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唯物辩证法讲授提纲》（即《实践论》《矛盾论》的初稿本）也是先以油印本流行的。 其三是简陋的石印。石印术由捷克人阿洛伊斯·塞内菲尔德在 18世纪末发明，约在19世纪中期传入中国。石印术的“核心原理是利用油与水相拒的化学原理，在磨平的石版表面复制出图文部分形成亲油膜层，空白部分形成亲水膜层，并通过对版面供墨、供水，图文部分吸油抗水，空白部分吸水抗油来进行印刷”。石印具有快速简便的特点，适合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印刷，为我们党印制出版机构广泛使用。如在中央苏区时期，通过石印方式，印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大规模印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紧迫需求，过去简陋的印刷技术已经难以满足。因此，我们党在推动研制先进国产机制纸的同时，也在推动改进印刷技术，致力于实现“现代的纸张和印刷的大生产技术相结合”。很快，全国各地建立起一大批新华印刷厂，主要负责印刷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据记载，在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新华印刷厂逐渐添置了包括铅印机、米勒机、对开机、铸字机、烘版机和胶版机等在内的大批印刷设备，并不断对铅印技术进行革新，如创造了铅版镀铜新工艺、铅版镀铬新工艺和凸印平台机交叉装版法等，并将这些技术广泛应用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制出版工作上。而石印和油印技术则被逐步淘汰。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制出版工作中，解决了印刷纸张和印刷技术问题之后，还要解决装帧排印问题，书籍才可以正式印刷出来。装帧是指对书籍所进行的艺术和工艺设计，其内容包括版本设计、封面设计和字体设计等。排印则指排版和印刷。 首先，在版本设计上。近代以后，中国的图书装帧普遍放弃了传统的线装，而改为平装和精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往往采用平装版和精装版两种形式装帧。如《毛泽东选集》从1944年首次出版，到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出版，基本上都是以平装版和精装版两种形式装帧。从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为方便工农群众携带学习，还出现了体积较小的袖珍版《毛泽东选集》。 不过，出于制作成本和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的小册子一般都是只以平装版装帧。如 1947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就是只以 32开平装本装帧的。 其次，在封面设计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印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封面设计上一般都有鲜明特色。一般说来，这些著作的封面较多地使用了工农群众、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红色五角星等较有代表性的标志。比如，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政治部翻印的《共产党宣言》，其封面印有工人高呼口号的图案。又如，1949年华中新华书店出版的恩格斯著《〈资本论〉提纲》，封面正中印有红色五角星。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列主义书籍常常遭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厉查禁。作为应对措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常以伪装本形式印制出版，主要做法是将封面“偷梁换柱”。如以 1932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恩格斯著《费尔巴哈论》（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为例，“为了应付检查，书店在出版时印制了两种本子采用不同封面，不同的书名。一种是灰色封面，书名是《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一种是黄色封面，书名为《费尔巴哈论》”。 再次，在字体设计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印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横排竖排均有，繁体简体亦均有。如 1930年上海乐群书店出版的马克思著《经济学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采用横排平装的形式印制。又如 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恩格斯著《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则是使用简化汉字排印。不过，笔者查阅民主革命时期出版的数百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发现还是繁体竖排居多。 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4年，在国家推广文字改革的背景之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提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内的所有书籍统一使用简体横排印刷。但是，由于部分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当时已用繁体字竖排印刷了部分卷册，因此有关部门从实际出发，规定这些大部头著作的印制仍暂缓使用简体横排。如在 1955年，文化部强调，“列宁全集估计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出齐，因此，五年内都不能采用简体字”。 最后，在排版印刷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排版印刷上总体质量较好，但也偶有排版印刷错误。如1920年又新印刷所初次印制的《共产党宣言》，封面错排成了《共党产宣言》。又如 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的第 48页第 10行，“价价”二字应为“价格”。出现排印错误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可能是在编译环节已有差错出现，也有可能是印刷工人文化水平不高或者疏忽造成，还有可能是印刷机器发生故障导致，等等。排印方面的错误，虽看似细碎无碍，但仍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印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国家加强排版印刷检查。通过出版社检查小组到印刷厂驻厂检查、群众对书籍装订质量进行监督以及印刷厂对印刷书籍大量抽查等办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印制出版工作的质量不断得到提升，排印错误明显减少。 印本数量是书籍印制出版工作中颇为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 1920-196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少都没有在书中标明印刷册数，因此实难考证这一时期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本数量。但是，通过考察一些标明了印刷册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其他的佐证史料，仍然可以对 1920-196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本数量作一总体性的探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城市印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数量一般是比较小的。如前所述，1920年上海又新印刷所初次印刷《共产党宣言》，只是印制出版了 1000册。到 1930年，上海乐群书店出版的马克思著《经济学批判》，印刷数量也只是达到 2000册。1932年，北平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的恩格斯著《费尔巴哈论》，更是只印刷了约 500册。印刷量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费不足。 如在 1932年，北平社会主义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宋劭文计划组织出版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解决印书的经费问题，宋劭文从家中取回 200元钱”，结果只出版了《费尔巴哈论》，“钱就花光了，其余书籍都无力正式出版”。当时，在城市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购买进口机制纸、交付出版社或者聘请印刷工人等各方面的印刷费用都较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少量印刷。 与城市相比，虽然苏区和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印刷机构也往往是经费有限，但毕竟农村印刷费用较低，所以可以较大规模地印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苏区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印制出版的数量已经比较大。如在 1932年，中央苏区的印刷机构仅是用石印的方式，就印制出版了 2万册《共产党宣言》。 这个印制出版量，比1920年又新印刷所印制出版《共产党宣言》的册数已经高出许多。而且，这还不是个别的例子。如在 1932年，中央苏区的中央印刷局就铅印了1万册列宁的《三个国际》。可见到中央苏区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制出版很多都已数以“万”计。不过，在中央苏区不管是印刷纸张还是印刷设备及材料，都是奇缺的。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使得中央苏区的印刷机构仍然无法印制出版大部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主要是印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小册子。 到延安时期，在造纸和印刷力量得到显著壮大的背景下，我们党的印刷机构大规模地印刷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仅以延安的中央印刷厂为例，其在全面抗战时期印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有大量单行本以及部分卷册的《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与苏区时期相比，延安时期印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增加。 如到 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夕，《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已在解放区印刷了 60多万册。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印制出版的数量，是跟这些著作的普及性密切相关的。例如，《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由于是广大党员干部和工农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入门书籍，所以印数往往比较多。相比之下，像《资本论》《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等大部头著作，印数就会比较少。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印制出版工作投入大量支持，这些书籍的印刷数量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据统计，1949-1965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在全国出版印制了 6909万册，其中包括系列单行本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列宁选集》《斯大林全集》《斯大林文选》等大部头的著作。 1966年 2月，文化部在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中则指出：“过去十五年间，《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累计印数，约计一千万部；六十五种单行本，共印六亿一千余万册；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甲乙两种《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总印数，已达七千五百万份（其中甲种本两千万部）。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关怀之下，毛主席著作的印制、发行工作是有成绩的。”这样的印刷数量，是非常庞大的，也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综上所述，从印刷纸张、印刷技术、装帧排印和印本数量四个方面来看，1920-1966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印制出版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这期间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党还是坚持不懈地推进这一事业并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为我们党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向前，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杨林，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郭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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