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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在心里的两场雪 
今年的冬天有点特殊，大雪节气都过了，也不见一片雪花的影子，心里总盼着突降一场铺天盖地的雪，湿润这天干物燥的大地，也滋润一下一波三折的疫情所困扰的情绪。小时候在老家一到冬天就能见到雪花飞舞，屋檐上挂着的冰凌还不等掉落，又一场雪被呼啸的西北风刮来，脸蛋从早到晚都是红的，整个冬天就像在雪窝窝、冰窟窿里过的。到春天跟着父辈们上山刨地，口渴了就跑到后阴坡的堰跟下，拨去厚厚积雪上的一层灰土，抓一把雪两手搓得干净通红，再小心翼翼地插进雪里，捧出一捧攥成雪球张开嘴啃几口，那种凉爽解渴比现在夏天喝冰镇啤酒都觉得舒坦过瘾。自从1978年夏天离开老家博山到临淄就业以后，好像没下过几场像样的雪。也许是随着气候变暖雪确实少了；也许是有些雪天没有引起自己特别的注意，随着时光流逝得无影无踪了。几十年来，刻骨铭心的雪天，在我的记忆里仅有两次。一次是喜逢，一次是遭遇。
上午，我搭乘单位送外地职工回家过年的大通道客车先到博山，然后转乘公共汽车，坐到离家五里路的戴家庄下车后再步行回家，到家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吃了母亲早已备好的饭，就开始忙碌。去井上挑水打满水瓮，然后打扫院子，用父亲的木匠斧头劈一堆木柴。年夜饭都是父亲在准备，我插不上手。那时过年也就是炖一锅炸肉蛋，放点粉条白菜，还有父亲早就搲（见文后注解）好的猪头肉冻。正在忙活着，天上开始飘雪，雪花像春天的杨絮不紧不慢地落在屋顶，落在天井里的每一个角落。几只麻雀好像也有过年的好心情，在磨顶、磨盘上欢快地跳来跳去，以洁白的雪为画板，画出一堆堆碎树枝。
下午约摸五点多钟，二弟急匆匆地直奔里屋，告诉母亲说他媳妇肚子疼。母亲有点慌，嘴里说着“看来拖不过年了”，我这时明白了弟媳妇要生孩子啦。按照母亲的吩咐我去找四爷爷家开拖拉机的大叔，送弟媳妇去乡里卫生院。雪一直在下，脚上的皮鞋也在打滑。经过燃着火苗的一团棉纱不停地烘烤，拖拉机才发出了“嘣嘣嘣嘣”的吼叫，嘣嘣声在这空旷的大山沟里格外清脆响亮。由于半个冬天没干活，拖拉机的前灯不知什么时候坏了就是不亮。我坐在拖拉机头的右轮胎瓦盖上，一手扶着驾驶座位的靠背，一手打着手电照着拖拉机前头白茫茫的碎石公路，天上还在飘着的，已经不是开始的棉花状，而是打得脸生疼的冰粒粒。车斗里面坐着也许是跪着的母亲、二婶和二弟，拥抱着即将分娩的弟媳妇，她们的担心、害怕、焦虑可想而知。十五华里的路程像走过了一个万里长征，可喜的是弟媳妇到医院时羊水还未破。安顿好他们之后，我和大叔回到家已是深夜。父亲问了一句“ 生了”？我说“没有”。他翻了个身再也没吱声。我赶紧在炭火炉旁坐下，脱下白线手套，把两只冻僵的手架到炉口上反复烘烤，直到烤得两手发痒。这时墙上的挂钟“铛叮”了一声，我决定干脆就不睡觉了，出门一看雪这时也几乎停了。我抄起扫帚把天井的雪往四周墙根扫成堆，亮出一个放鞭炮的地儿。在老家过年，小孩子们两三点钟就起来放鞭炮，赶头拨串门给长辈们磕头拜年，心里惦记着块儿八毛的磕头钱。第二天新年一大早，二弟就跑回来报喜：“生了个闺女。”说吃过饭就回去用独轮车把大人孩子推回来，那样既不颠也差一些冷。
这场雪，这个年，给老周家添了人口，让父母有了第三代，也让还没成家的我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大爷。我和父亲一边喝着温乎的年酒，一边规划着接下来的光景，爷俩拉得惬意满满。这正是“昨夜漫雪铺前庭，今朝温酒赏美景”。这场雪下得喜庆，下得舒坦，下得满院子福气盈盈。这才叫真正的瑞雪兆丰年呐！
第二场雪是在十四年后的1999年冬天。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是我生命中的一次遭遇，也是对我的一次巨大的考验，能艰难地踏过那场雪，每每想起我都觉得自己挺坚强，很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精神和毅力。那年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三个年头。父亲一个人生活在老家，喂着十几只山羊，两个弟弟家虽然单过，但有两个弟媳妇伺候着，父亲的生活也难为不着。快到冬至的一个周日，我刚吃完午饭，接到二弟的电话说父亲感冒咳嗽，打了好几天吊瓶也不见好。因为我知道父亲四十多岁时得过胸膜炎，我就有些担心，赶紧收拾了一下准备回去看看。那时我在单位机关上班，从小车队要个值班车送我一趟也是可以的，但考虑到是周日，也不确定当天回来还是住下，就没给值班室打电话。于是我就到辛化路等临淄通淄川峨庄的公交车，路程也近也挺方便，以前回去经常这样走。坐上车出发的时候天气很好，可公交车刚过了青州庙子站，雪花扑簌扑簌地就落了下来，并且越下越大。因为这条路是沿着淄河南岸向山里去的，很多急转弯，公交车跑得很慢，一个半小时后才到了目的地峨庄，此时地上的雪足有十几公分厚，估计这里的雪上午就下开了。
下了公共汽车，车站周围除了几辆三轮和大发面包外没见到有人影，我心里想这回可麻烦了，要是没有出租车咋办？一边想着一边向乡里的门市部走去。推门一看里面有四五个人在打牌，我便和他们打起招呼，询问这里有没有开出租的。有个三十出头的青年问我去哪里？我说过岭去李家，他直摇头大声说：“我以为你去淄川路还行，过岭这么大的雪上不去啊。”我再三恳求他帮帮忙，旁边的人也说跑跑试试吧，小伙子才答应我上了他的大发面包。车走得不快但还是没打滑，行走两公里过了村口的水库大坝就得开始爬坡过岭。这个岭叫紫峪岭，岭西是博山区前紫峪村，岭东是淄川区后紫峪村，两村之间的距离有四公里。岭西的下坡路陡距离短，岭东的上坡路相对平缓一些但距离长，最陡的地方就是过了水库大坝，连续有两个崖头急转弯。司机开始缓慢地爬坡，车子扭来扭去行进得相当困难，这时我便跳下车到车后面帮着推车，好不容易过了第一个陡坡急转弯。到第二个急转弯时，车子“突突突”喘着粗气，车轮子愤怒地打着飞转，把雪下面的小石子扒出来打得我小腿生疼，但依然走不动。又是垫玉米秸，又是往车轮下塞干树叶，把人家的柴禾垛抽出一个洞，折腾了好大一阵也无济于事。司机师傅尽力了，无奈地和我说下步走吧。我掏出钱给，他说啥也不要，还指着路边的一堆树枝柴禾，让我找根木棍拄着。雪没有半点停下来的意思，我只好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往前走，大约走了三四百米左右，才算爬上了最难爬的第二个崖头，来到一截平坦路上。两腿发软，气喘吁吁，眉毛上挂着雪片，鬓角却湿漉漉的。歇会儿再走吧！自己劝慰着自己。我把木棍顶在胸口，两腿叉开成三足鼎立。在遥无一人的半山腰，望着眼前白茫茫的山野，那种进退两难绝望无助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若是内心没有一点韧劲，那肯定是要哭鼻子的。可我没有，我在原地转了一圈，好像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片的雪花，第一次看到四周山坡、山坳、山头绵延起伏的雪景。我突然大声喊出“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此时，我的声音再大，也只有这大山听到！
走！穿着没膝的大棉袄，斜背挎包，脚下的雪已经没过靴子。刚开始有一段平路还挺有劲，越往前越是上坡就越难走，身上出着汗耳朵冻得生疼。走走歇歇，歇歇再走，腿肚子像绑着沙袋一样迈一步都呼呼喘，费尽了力气总算到达山凹口，一屁股坐下就不想起来。可是没歇多久后背就变得冰凉，起来继续走，一路下坡。人们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其实下山还是相对容易的，尽管两腿打颤，摔倒好几次，起码不那么累也不那么喘不上气来。我终于来到博山区的地盘，在前紫峪村一棵大槐树下，看见路边的场院里停着一辆12马力拖拉机。那个年代，村里有一两台拖拉机就挺稀罕了，有汽车从村里路过，也大多是城里的车从这里抄近路，或是来山里收购农产品的。我试探着走进大槐树旁的人家，开门的是个中年大哥，屋里有个电视机正播放新闻联播。大哥很热情，把我让进屋里后才说不认识我。我简要地说了我过岭的遭遇，询问他村里的拖拉机是谁家的，我雇他把我送回家，并告诉了是哪个村姓氏名谁。大哥说我找对人了，脱拉机是他的。坐在一旁的媳妇听了我的情况，便对他男的说快送这个兄弟一趟吧，嘱咐路滑开得慢一点。大哥一直把我送到村口，我连连道谢，掏出一张五十的给他，他坚决不要，我拽着他不让他走，他说乡里乡亲咋能要钱，我说不要绝对不行。他看我态度坚决就说给十块吧，我从兜里找出了二十硬是塞进了他的军大衣口袋。多么淳朴的山里人呀，这个人让我一生都忘不了。回到家我推门进屋，父亲还躺在床上打着吊瓶，愣了一下才明白过来，“这个天咋回来了？”接着就向坐在椅子上邻村的村医介绍说：“这是老大，从临淄回来的。”这场雪让我回家的时间比平时延长了五个多小时。有了这场雪的经历之后，我就开始动员父亲到临淄和我一起居住，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我每次回家看他都提出一样的恳求，他一直没答应。我后来琢磨着乡下的父亲可能考虑的太多了，和我们一起住觉得不方便。2004我就在生活区给他买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二手房，收拾好了才告诉他，父亲爽快地答应了。至此，父亲离开我们整十年了，回老家看望父亲遭遇的这场雪，和他躺在床上打吊瓶的样子，一直记在脑海里，或许记到我没有了记忆的那一天。
雪，对于北方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但每个人一生中心里藏得住记得清的雪天，估计也不会很多。能够记忆犹新让你值得回味的不是雪花本身，而是雪花飘飘时的美好遇见或者遭遇。人生如一条大河，在岁月的长河中，能够伴随一次、两次刻骨铭心的“千树万树梨花开”，那也是无比幸运的事啦！注解：搲，一共13笔，用普通人说方言的意思来理解是用勺挖、掏、舀取东西，与小时候“wǎ一瓢米煮饭”没有太大的出入。 搲字有三个读音:wa、wǎ、wà，最常用的是第一声和第三声。尤其是第三声，人们使用得比较多。 作者简介：周和信，网名和欣一笑，淄博人现居青岛，央企从事宣传、文秘、管理工作41年，喜欢阅读与写作，曾在《大众日报》《淄博日报》《中国石化报》《中国施工企业管理》等报刊发表文章。已亥年春退休，余生以快乐为中心，旅游、垂钓、写作，随心所欲、自由自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