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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回。”这是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诗句，美妙的诗句预示着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将到来。在我们蕉城民间，端午节是仅次于春节的传统节日，俗有“年三天，节三顿，中秋立夏只一顿。”的说法。 闽东民间把端午节称为“五月节”，过端午称为“做节”。在闽东蕉城、福安、寿宁、古田、屏南等县（市）的大部份乡镇都是五月初四过节，这种情况在本省的闽西以及浙南地区也普遍存在。至于这种习俗的由来，众说纷纭，大部分都认为与闽王王审知的忌辰有关。据明万历《福宁州志·卷二·风俗》：“端午节。相传闽王以五日薨，凡闽产者怀王之德，不忍是日为乐，故移于四日。”明嘉靖《宁德县志》记载：“端午。相传闽王以五日死，俗以四日为节。”乾隆版《宁德县志》记载：“五月端午节。俗传五日为闽王忌辰，皆以四日为节。”乾隆版《古田县志·卷之二·节序》记载：“（端午）按闽俗以四日泛蒲酒，五日为闽王忌。”万历版《福安县志·第一卷·舆地志》记载：“（端午）相传为闽王以五日薨，是日不忍饮酒为乐，故移于四之日以为节。” 寿宁民间对于“五月初四”过端午却另有来历。寿宁县有个著名的官办银场—大宝坑（即官台山）银场，朝廷派有太监驻守监督开采。由于收入颇丰，引起了一些不法之徒的觊觎。正统十四年（1449），括州（今浙江丽水）人郑怀茂聚众二千余人在官台山黑风洞武装采银，“剽掠旁县”（据《大清一统志》）为了平息这股人马，景泰六年（1455）五月初四，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巡抚福建的刘广衡协同福建按察副使沈讷，挑选了一批精壮乡勇，备上鱼肉酒菜，以乡里平民的身份到山寨犒劳郑怀茂部众。郑怀茂不只是计，当晚大开酒宴，与“乡民”痛饮。初五凌晨，郑怀茂和他的部下已是烂醉如泥，昏昏入睡。沈讷乘机亲率大军，一鼓作气，郑怀茂仓促应战，最终全军覆没。为了纪念这次事件，寿宁百姓均于五月初四过端午节，并相沿成俗，流传至今。 寿宁县的这个传说，笔者认为并不科学。因为沈讷剿灭郑怀茂，它的影响仅限于寿宁县范围，其它县市不会因此受到波动。更何况这个传说在闽北浦城、浙江庆元等地也有翻版。更为主要的是，寿宁县地方志中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曾担任过寿宁知县的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记载：“端午以四日为之。相传国初（明初），民与兵争市肉至相杀，自是民间先一日作节。”所以说，因战争而改动节日，这只是一种牵强附会罢了。 冯梦龙提到的这种说法，在嘉靖《福宁州志》中也可以找到相应记载：“端午。民以四日，军以五日。”这种说法明显是受俗语“官三民四乞食（即乞丐；一说“曲蹄”，即渔民）五”的影响，而这个俗语是指祭灶，与端午节无关。但可以说明的是，初四过节早在明代中叶就已形成。 至于“闽王忌辰”这种说法，早在清代就受到了学者的质疑。清道光时期，宁德训导刘家谋在《鹤场漫志》中引《十国春秋》的记载：“同光三年（925）冬十二月辛未，王薨。”予以反驳。笔者查阅了福建最早地方志之一的《三山志》，书中也是以五月初五为端午节，没有四日过节的记载。 据笔者翻阅有关资料进行考证，认为民间选择初四过节，这很可能与五月初五这个“不祥”的日子有关。按照民间的说法，农历五月是个百病丛生、时疫流行的“恶月”，五月初五又是祭祀“五瘟使者”（即在福建著名的“五帝”）的日子，古人称之为“恶月恶日”。《吕氏春秋·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夏小正》记载：“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民间甚至还认为重五是死亡之日。就连五月初五这天出生的婴儿也被认为不祥。应劭在《风俗通》中说：“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所以这一天，人们要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 古代福建人以“信巫尚鬼”著称于世，闽东也不例外。自古以来，民间忌讳甚多。大至婚丧嫁娶，小至出行、剃头、安床，都必须选择黄道吉日，一点都不能马虎。因此难免就对一些传统节日进行了“改造包装”，形成了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现象。比如说，农历正月初二，在宁德、福安两地称作“做白年”，意思是在旧的一年有办过丧事的家庭，就在这一天进行对死者的祭祀。所以这一天民间禁止走亲戚。而在北方，这一天不仅是嫁出去的女儿带着丈夫“回门”的日子，而且是“祭财神”的大好日子。在闽东，端午节还是祭祀祖先的日子，这是一个十分严肃谨慎的仪式，怎么能够选择“死亡之日”来祭祀呢？更为重要的是，儿童在这天还要系用五色丝线编成的“长命缕”，这又怎么能够选择“死亡之日”呢？在这么多因素的影响下，民间才会提前一天过节，避开这个不吉祥的日子，让瘟疫疾病、灾难厄运随着祝福的提前到来而烟消云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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