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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郊区廉情微发布）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支援前线，国内工业、农业及其他战线上广泛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在此过程中，暴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着许多惊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列举沈阳部分单位贪污人员的事例，认为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这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应在党的领导下分为党派团体，政府，军队三个系统，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发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按级相互检查。”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上致祝词，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月4日，党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运动的指示。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去进行的指示》。自此，全国规模的“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并很快进入高潮。 就全国情况看，“三反”运动从开始到结束，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发动群众和打击贪污犯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定案处理阶段；第三阶段是建设阶段。10月25日，中央批转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运动的成效是显著的。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不包括军队)参加“三反”运动约383.6万人，共查出贪污千万元以上者计10.8万人，占贪污总人数的8.8%，其中，以中小贪污人员为绝大多数，受行政处分的占20.8%，免受处分的占75.7%；贪污万元以上受到刑事处理的大贪污分子占3.64%，其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死刑立即执行的42人。 “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许多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败分子。同时，“三反”还是一场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树立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朴素、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形象。社会各界群众的广泛参与，使厉行节约、艰苦奋斗、爱护国家财产等新的社会风气进一步形成。 “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表明，党和国家机关中，凡是大的贪污案件，往往是同资产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活动相联系的，大都是由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同社会上资产阶级中的不法分子相勾结。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在工商业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是大中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我党历次的反腐败斗争中，依据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一批腐败分子，实践证明是具有强大震慑作用的。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也不例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十分重提对大案要案的处理，亲自在文件上作批示，要求严厉惩处，决不容情。在“三反”运动期间，党中央和毛泽东连续批转了各级党委的报告，及时阐明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步骤，使运动很快进入高潮。党中央明确指出运动的重点是反贪污，一定要把大大小小的贪污分子通通挖出来，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当时群众把贪污分子比作“老虎”，把打击贪污分子叫作“打老虎”或“打虎”。根据李富春的建议，毛泽东指示，凡是符合下列六种情况之一的贪污分子都是“大老虎”(即大贪污犯)。这六种情况为：(1）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2）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3）满1亿元以上的集团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4）贪污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者，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5）坐探分子，与奸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的，或利用职位自肥，使国家损失1亿元以上者；（6）在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在1亿元以上而未报者。（以上均为旧币金额，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 来源：黑龙江省纪检监察干部学院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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