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大锅饭年代，磨洋工，干多干少一个样，干部不干活，没这现象！

文/柳成荫（泰兴）

现在的人都认为，人民公社的年代，吃的是“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其实是种误会，那个年代既没有“大锅饭”，也没有“小锅灶”，靠勤劳的双手挣工分，工分多了分配的收入也就高了。

那时有个口号叫：你争我赶争上游。

那个年代，农民干活的积极性很高，天没亮，上工的哨子一吹响，社员就齐刷刷赶到田里。在那时，也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生产队有记工员，不只是记你出勤没出勤，而是记你完成的工作量。

就拿割麦子来说吧，笔者也割过，每块田亩的大小都一致，规定了割完一块地得多少工分。手慢的一上午割一块地，只得到10个工分；手快的，两个人割三块地，一个人一天可以得到15个工分。

割麦子属于四夏大忙，“麻雀还巴个四熟场”，干活最苦，工分也最高，社员都抢着干活，并没有磨洋工之说。哨子一响，社员集中到晒场上，队长分下任务，社员跑步赶到田里，那叫“连跑带遛”，开始抢活，在田头上割上几钩刀，这块田地就算自己的了，手脚快的一个人抢几块地，抢得多的到天黑了还在割，甚至割到半夜。

割麦

人民公社年代，干活干不过别人是种耻辱。

麦子割了，要插秧了，插秧也是多劳多得，栽10棵秧得10个工分，手快的能插十二三棵，就多得到两三个工分。记得生产队里有一个女的，块头不大，割麦子速度不快，插秧却不示弱，一个人插15棵，把割麦子少挣的工分多多补过来了。插秧很苦的，全是弓着腰干活，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用社员的话来说，叫“忙得屁都没空放”。

栽秧

六七十年代，到了冬季清闲时，又要组织兴修水利了，那时叫上河工，挑河。家乡的古马河、增产港、跃进河都是人工开挖出来的。笔者也曾上过河工，算是青壮劳动力。在粮食、肉食缺乏的年代，唯有上河工才能天天有猪肉、有大米饭吃，生产队三天就杀一头猪送到河工上。论理说上河工算是大锅饭吧？错了，也是划分任务的，带河工的负责人每天上工之前就把任务分下去了，用尺丈量好，插上稻草，一视同仁，每人规定多少方土，谁挖完谁回住地休息。

上河工

那时家家户户养猪，猪粪归集体所有，每个月组织社员统一挑两三次粪，家乡人叫“清缸”。猪粪也是折算成工分的，刚开始论担记数，两木头粪桶算一担，有的养猪户玩起了歪脑子，刷猪圈时冲入大量的河水，挑的担数越多，工分就越多啊，实则花力气挑的是清水，根本就没壮气。生产队队长发现了其中的猫膩，改成了根据猪圈里猪的斤重折算工分，由三个经验丰富的社员组成评估小组，每月到家家户户猪圈里估算生猪的斤量，这叫做“估猪子”。这应该算是生产队唯一的变相“大锅饭”，也被打破了。

挑粪

那时，生产队除了队长和会计，还有记工员、司秤员，号称生产队四大员，他们都干活的，和社员一起干。队长、记工员下田头，会计、司秤员下晒场。社员拖几车麦把子，队长也拖几车，只会多不会少。晒场上都是女劳力，打粮食、晒粮食，只有会计一个人是男劳力，粮食晒干了，司秤员过磅入库，会计一个人一箩筐接着一箩筐地扛到囤子里。一晒场粮食有几千斤，肩膀上的皮都扛掉了。吃过晚饭，社员可以休息了，会计还歇不下来，点起洋油灯开始记账。队长、会计也是根据劳动量记工分的，只是每个月适当补点工分，印象中是一天补一分工，碰到下雨天休息，这一分工还要扣除。

拖麦把子

那时的干群关系很融洽，干部说出去的话，老百姓没有反抗的，滴水成珠。老百姓卖一圈猪子，要请队长、会计吃饭；过年时，也要请生产队干部吃饭。但这不叫腐败，叫正常礼尚往来。菜很简单，除了一碗红烧肉是硬菜，其它也就花生米子、豆腐、百叶了。干部卖了猪子、过春节也要回请的，从来不会吃社员的白大饭的。社员请的是两个人，干部却要请两三桌人，一户一个人。那种干群关系真的叫亲兄弟的关系，随着分田到户，这种关系久远了，已成记忆。

不少人没有经历过生产队干农活的场景，总认为那个年代吃的大锅饭，社员干活磨洋工，那你错了，那才真正叫号子连天，干劲冲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