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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一连串的数字记录了新四军抗击日军的丰功伟绩： 对日作战24617次，打死打伤日军117605人、打死打伤伪军176605人，俘虏日军2022人、伪军122181人，缴获各种火炮690门、枪支235950支……解放人口3420余万，收复失地25.3万平方公里。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新四军8万指战员抛头颅、洒热血的见证，我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他们的丰功伟绩必须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新四军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新四军的诞生确实那样的艰难、曲折和复杂。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众所周知，新四军是由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改编的，而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是共产党的武装，是曾经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 叶挺是何许人也？ 1937年4月，经蒋介石亲自点名，叶挺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中将高级参谋。此时，蒋介石又任命“国民党的人”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由他来领导共产党的武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1937年8月，周恩来提出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成立一个军用于抗日，当时与周恩来进行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是陈诚，陈诚将这一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蒋介石说：“可以集中成立一个军，但是，军长必须是国军的人，由我们委任。” 蒋介石还表示：“这个军成立以后，要向北开进，到抗日前线去。” 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一是，由国民党的人领导共产党的武装；二是，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到前线去，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武装。 蒋介石此举可谓是老谋深算呀，简单的说，就是借助日寇的力量，拔掉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并非等闲之辈，早就看出了蒋介石的“小算盘”。 周恩来提出：“国共合作，枪口当然是一致对外，作为抗日的武装开赴前线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军长必须是共产党人。” 另外，周恩来还向国民党郑重表示：“这一支军队本来就是共产党的武装，必须隶属于八路军。”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好，想在军队合法化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不然就不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不给番号。 但是，在周恩来的坚持下，蒋介石的态度也没有那么强硬了，国民党随后表示：这一支军队不能由八路军指挥，但军长的人员可以由国共两党商量决定。 从以上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的情况来看，新四军的诞生和改编过程是极为曲折和复杂的。 我们都知道，叶挺后来担任了新四军军长，但是他并非共产党员，由国民党的人领导共产党的武装，中共中央和毛主席能同意吗？ 叶挺 接下来，这篇文章将与大家一起回顾抗日战争年代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新四军艰难诞生的一些情况，揭开由国民党中将高级参谋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领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抗击日寇背后的神秘面纱，追忆那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整编红军一致对外，但蒋介石迟迟不给番号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 张学良与杨虎城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结束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十年内战，极大地促进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寇的入侵，中华民族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形成的，其实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之下，枪口一致对外抗击日军。 既然是合作，那就得谈判和协商，而合作的前提首先是要符合国共双方的利益，在合作的条件上达成一致。 国共两党在谈判的问题上，争论的焦点始终是军队的领导权问题。 时间的指针回到1926年3月和5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加深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危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大革命遭到惨败。 由于当时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很多共产党员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认真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确定了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当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一是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二是在合作当中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 这一独立自主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合作的前提和原则，在这一原则之下，共产党可以改变番号，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以取得“合法地位”，不断地壮大和发展人民武装。 为什么一定要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共产党的武装要接受蒋委员长的领导，不然就不合作，共产党的武装就是“共匪”。 最后，共产党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枪口一致对外打败日寇，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不得已才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 蒋介石一边要求红军要合法化，要整编，另一边又故意拖延，迟迟不给番号。 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之所以同意，完全是被张学良逼得，是出于无奈。虽然“西安事变”的发生，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但实质上，蒋介石一心想要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始终没有改变。 
国共合作合影 蒋介石想借助“合作”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合作”实行军令、政令统一，夺取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进而收编红军到他的麾下，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共产党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五次反围剿、长征等运动和斗争的历练，不断的修正错误，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蒋介石想要瞒天过海夺取人民的武装，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红军整编后的领导权问题，始终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焦点。 “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危急，蒋介石却制订“北和南剿”方针 就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七七事变”爆发，这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七七事变”爆发 第二天，共产党通电全国：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国民族危急！！！ 只有统一起来，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7月17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进行第四次谈判。在这次谈判中，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去向问题被周恩来提到了桌面上。周恩来提议：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分赴南方（鄂豫皖、闽浙赣）等地联络和传达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方针，旨在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改编，使其尽快投入抗日战场。 但蒋介石并没有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并表示：时下只考虑红军的改编问题。 其实蒋介石在红军整编的问题上也是一拖再拖，待时机有变一举歼灭红军企图始终未变，根本无暇顾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一直是让蒋介石头疼的“乱匪”，但也是后来新四军的全部家底。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要是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当时中共中央决定留下红军第24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武装共2万多人，在中央苏区及周边地区坚持斗争。 红一方面军主力突出重围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腹地进行毁灭性打击，叫嚣着“即使掘地三尺，也要斩草除根”，妄图一举歼灭留守红军和颠覆苏维埃政权。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苏区决定根据实际情况改变斗争方式，将红军第24师及其他武装分散到中央苏区周边地区进行游击战争。 由于国民党军以数十倍的兵力优势，对留在苏区的红军实施大规模的“围剿”，何叔衡、毛泽覃等同志先后在战斗中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捕后壮烈就义。少数突围的部队在陈毅、项英等人的领导下，被迫转移到闽西等地会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继续进行抗争。 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因遭到国民党军的“围剿”，长期出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与中央失去了联系，逐渐发展为14个各自为战的游击区和数十支独立作战的红军游击队，分散在赣、闽、粤、湘、鄂、皖、浙、豫等南方8个省份。 这些红军和游击队虽然与中央失去了联系，但仍然坚持与敌人斗争，并且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在生存条件极其艰难的国名党军的缝隙中，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克服重重困难活了下来，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坚持了长达3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表面上同意联合红军进行抗日，但是他还给自己留了一手，既“合作”，又在背后防着共军。 蒋介石在与共产党谈判的同时，企图消灭红军的行动并没有停止，制订了“北和南剿”的方针，调集重兵对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进行更加强硬的、坚决的围剿，南方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大批干部骨干在战斗中牺牲，革命力量遭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周恩来提出集中南方红军和游击队为一个军的建议，虽然蒋介石没有采纳，但是，共产党感到，当前日寇入侵极其猖狂，必须尽快改编红军进行抗战，不能再拖了。 蒋介石在多方压力下，最终同意了红军的改编方案。据说，近70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千里赶赴南京，绝食3天，逼迫蒋介石答复红军的整编。 看看蒋介石给红军的番号都有哪些？ 红军整编后的番号是桂系空出的第八路军，只给了红军3个师的番号，而且这3个师的番号是因为吃了败仗而被撤销的东北军115师、120师和129师。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宣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政委分别是罗荣桓、关向应、张浩，整个八路军编制4.5万人。 朱德 彭德怀 因为前方战事吃紧，此时的蒋介石想利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所以，此前周恩来提出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集中建一个军的建议，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 叶挺离党流亡海外，周恩来提前布局物色新四军军长 蒋介石虽然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但是他是有条件的。 蒋介石说：“可以集中成立一个军，但是，军长必须是国军的人，由我们委任。” 蒋介石还表示：“这个军成立以后，要向北开进，到抗日前线去。” 蒋介石 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一是，由国民党的人领导共产党的武装；二是，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到前线去，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武装。 蒋介石此举可谓是老谋深算呀，简单的说，就是借助日寇的力量，拔掉南方红军和游击队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在新四军组建之初，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新四军军长的人选问题，由谁来当？ 其实，周恩来早就预料到国共两党必然会就这支部队的领导人选而有一争。 所以，周恩来早在此前一个月就开始布局了。 叶挺，曾经是北伐名将，1924年加入共产党，后因李立三的责难而负气离党。在海外流亡了10年，早已脱离了共产党。 1937年4月，经蒋介石亲自提名，叶挺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中将高级参谋。 周恩来得知叶挺回到上海的消息，考虑到新四军的领导人选问题，若由叶挺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或许会比较容易被蒋介石接受。 所以，周恩来决定秘密前往上海会见叶挺。 其实，在此之前，在叶挺流亡海外期间，周恩来与叶挺走过一次会面。那是在1928年，叶挺为了谋生，在德国柏林开了一家饭店，周恩来路过此地，曾经去看望过叶挺，对他脱党流亡海外的情况进行了劝导和批评。 周恩来通过与叶挺的会谈，感觉到叶挺对共产党还是有感情的，也想继续为共产党做事，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周恩来心想：这下是找对人了。 叶挺，从小立志从军报国，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因出色的组织指挥能力而受到教官的赞赏。 1920年，在攻打桂系军阀的战役中，叶挺带领部队一举击溃了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因此威名远播，不久，被任命为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 1921年，叶挺指挥部队击退陈炯明叛军对总统府的进攻，保护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安全。 1924年，叶挺被孙中山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同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叶挺回国，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的第四军独立团，并担任团长。 这就是历史上屡建奇功的“叶挺独立团”。这个团成为北伐战争中，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后来，叶挺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率领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叶挺作为起义的领导人和指挥员，他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 
南昌起义 在南昌起义期间，周恩来与叶挺一起共事，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革命友谊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为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埋下了种子。 广州起义时，叶挺担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是广州起义失败了，叶挺作为指挥员承担了责任，受到中央代表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和责难：指挥“消极”、贻误战机。因为这个责任，叶挺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叶挺也是个血气方刚的汉子，年轻气盛，脾气也不小，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了”，去了莫斯科，后来辗转到了德国柏林，开始了长达10年流亡海外的生活。 蒋介石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欲通过其将新四军占为己有 周恩来得知叶挺在上海的情况后，在潘汉年的精心安排下，秘密地与叶挺见了面。这次见面，是自1928年在德国柏林匆匆一别后的首次会面。 周恩来开诚布公地直言相告：国共两党正在谈判关于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整编问题，而在领导人的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希望叶挺能够出任领导人，并主导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改编工作。 周恩来 叶挺脱离共产党已有10年的时间，但他的心始终是向着共产党的，也想继续为共产党做事，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听见周恩来这么一说，对他很信任，所以就欣然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 叶挺答应了周恩来的请求，这就相当于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受领了任务。 叶挺利用个人旧有关系，积极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并找到了昔日同窗好友陈诚（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党代表人之一），向他表明参加改编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工作的意愿，并通过陈诚巧妙地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将中共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组成一个军”，让其与国军一起抗击日寇，同时提议改编后的部队称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和发扬北伐战争期间第四军的革命传统。 第四军的番号与叶挺有很深的渊源，在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是北伐军当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当时的北伐军总司令是蒋介石。 时间的指针回到1926年8月，当时叶挺独立团仅有2000人，却敢于向手握3万精兵的吴佩孚开战，在进攻湖北的战役中，连战连捷，屡建奇功，令敌人闻风丧胆。 我们还知道，1927年，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胜利会师，而会师后的第一支部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这个番号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北伐战争中的第四军。 
井冈山会师 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故意不编第一军，让敌人误以为在第四军的前面还有“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以此来迷惑敌人。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突然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蒋介石这样做，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爱才，欣赏叶挺的军事才干；二是拉拢人心，认为叶挺在国外流亡了10年，早已脱离共产党并失去了共产党的信任，想通过叶挺来控制共产党的部队。 蒋介石虽然单方面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但是，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毕竟是共产党的队伍，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叶挺还是不能算是新四军的军长。 中共中央认为，这有可能是蒋介石一手操作的，是一个企图消灭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阴谋。 毛泽东对叶挺离党流亡海外的情况也不清楚，不敢贸然把新四军的指挥权交给他。 新四军整编过程极为艰难、曲折和复杂，经过磋商和斗争，最终完成整编，开赴抗日前线 毛泽东当即致电周恩来，询问叶挺担任新四军的原委，然后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是否愿意到延安来一趟。 叶挺的态度很坚决，立场也很坚定，明确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也很乐意到延安向中央报告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7年11月3日，叶挺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与叶挺促膝长谈，了解了叶挺离党后流亡海外的情况，最终疑虑消除了。 毛主席在延安 在延安，中央为叶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在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欢迎叶挺军长呢？主要有三个原因，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毛泽东讲完以后，叶挺有些内疚地说： 大家欢迎我，我实在不敢当，有些内疚呀，这革命犹如爬山，很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勇往直前。我在革命的这座山上，爬到半山腰又回头了，现在又跟上来了。今后，我一定要坚定必胜的信心，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叶挺离开延安，来到汉口，立即着手开展组建新四军的工作。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然而，新四军的改编过程是极为艰难、曲折和复杂的，连陈毅都被怀疑为叛徒。 主要有这么些原因： 一是，南方红军和游击队长期出于国民党的军事封锁之中，很难了解到国内外的形势，更别说与中央取得联系了，只能通过一些报纸了解外界的形势； 二是，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大部分官兵思想一下子很难转过来，红军与国民党打了十年的仗，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结下了血海深仇，现在反而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五星红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在心理上是很难接受的； 三是，由于有些国民党军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整编，说成是向蒋介石“投诚”，并故意散步造谣，说红军被收编了等，以扰乱军心，这就使得一些红军党组织或负责人心存疑惑，使得部队的整编更加艰难。 鉴于这些情况，中央又连续发出指示，具体指导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整编工作。 为了保持改编后部队的独立性，中共多次明确，不接受国民党派驻任何干部，后经过与国民党多次协商和斗争，共产党作了一些让步，即同意国民党在新四军军部和各支队派驻联络员。 1938年1月，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向南昌集结。从2月起，部队开始进行整编。 
叶挺 新四军全军共1.03万人，军长是叶挺，编为四个支队： 第一支队司令员为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为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为张云逸，第四支队司令员为高敬亭。 整编工作结束后，叶挺带领新四军向皖南方向集结，准备开赴华中敌后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 叶挺虽然怀揣蒋介石的委任状，身穿国民党的将军服，但是，叶挺始终有一颗红心，对共产党坚贞忠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指挥新四军英勇作战，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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