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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侵楚之战 －－吴楚争霸的终极之战 吴侵楚之战，是前506年，发生在吴、楚两国之间争霸战争中的重要一战。 鸡父之战（前519年）之后，前515年，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得吴国王位，也即吴王阖闾。吴王阖闾在吴王僚时期，就表现出雄才大志之能，继位后早已立下的雄霸江淮的志向越发坚定。他改革图强，奖励生产，修明法制，整军练兵，增修城池，并重用楚国亡臣伍子胥、伯嚭为谋士、齐人孙武为将军，教授兵法，操练队伍，上下戮力同心，使吴国呈现出国富兵强的势头。 前512年，吴王阖闾在先后灭掉归附楚国的徐国和钟吾国后，想趁机大举伐楚。孙武和伍子胥均认为时机不成熟，建议对楚实施长期袭扰以疲惫楚军。阖闾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骚扰楚军，前后达6年之久，致使楚国连年应付吴军，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费，国内十分空虚，楚军将士疲于奔命，斗志沮丧，为吴日后大举伐楚，准备好了有利条件。这一战略效仿了晋、楚称霸之战中的“三驾之役”，但两者又有实质性区别，“三驾之役”之战略目的仅仅是削弱楚国并无消灭之意，而吴军疲楚之法带有强烈的消灭楚国的目的。 鸡父之战之后，楚国国势渐弱不振，楚平王荒淫无道，致使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先后逼迫伍子胥、伯嚭奔吴。前516年，楚昭王继位，政治更加腐败，大权完全旁落在昏庸贪腐的令尹子常（囊瓦）手中。子常依仗楚国为大国之威，对蔡、唐等附庸小国横加盘剥、恣意诬害，致使楚国众叛亲离。 前507年，蔡国国君蔡昭侯、唐国国君唐成公，为报楚令尹子常的勒索和被拘三年之仇，背叛楚国，与晋、吴结盟，使楚北侧失去屏障。前506年春，应蔡国之请，晋、齐、鲁 、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18国诸侯在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东）会盟，共谋伐楚。同年农历四月，晋国又指使蔡国出兵攻灭楚之附庸沈国。楚国于同年秋发兵围攻蔡国。吴国君臣认为倾全力攻楚的良机已至，决定以救蔡为名，经淮道秘密绕过大别山脉，从楚守备薄弱的东北部突入楚境，对楚国实施打击。 吴侵楚之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暴发了。对此，《左传·定公四年》有较详细的记录，移录如下：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尽说。” 十一月庚午，二师陈于柏举。阖庐之弟夫槩王，晨请于阖庐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弗许。夫槩王曰：“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子常奔郑。史皇以其乘广死。 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槩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鬥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槩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左司马戌及息而还，败吴师于雍澨，伤。初，司马臣阖庐，故耻为禽焉。谓其臣曰：“谁能免吾首？”吴句卑曰：“臣贱，可乎？”司马曰：“我实失子，可哉。”三战皆伤，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上述记载吴侵楚之战的大体概况是：吴、唐、蔡三国沿淮河溯流而上联合伐楚，在豫章登陆改由陆道直赴汉水。面对大敌入侵，楚国左司马沈尹戌向令尹子常建议，采取正面迎敌与迂回夹敌的战法，一举消灭吴军。然而子常出于私利中途放弃执行预定合击计划，冒然先行进攻当面之吴军，被吴军大败，逃到郑国。吴军乘胜追击楚军残部，一路势如破竹，连续攻城拔寨，直至侵入楚国都城郢。沈尹戌闻迅立即返回，但大势已去，终因寡不敌众而以死报国。 对于具体细节，下面逐一作详细分析。首先看： 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 吴军以水军为主，水战是其所长，在大军开赴过程中自然乘舟沿淮河逆流而行。进至淮汭之时，吴军舍舟于此，由舟行改为陆行，从豫章进至汉水与楚军隔江对峙。对于这一作战行动，很多军事书籍解释为孙武舍舟登陆，由向西改为向南，以神速用兵达到出其不意的作战目的。 对此，我们作简要的分析。①从地形上看，淮河与汉水并不连通，吴军沿淮河行军，无论如何必须登陆才能到达汉水。②关于“淮汭”的解释，一种是指淮水弯曲处，另一种是指地名，指今天河南潢川或安徽凤台，合理的解释应该将两种解释融合起来讲，就是指在潢川或凤台两个黄河弯曲处登陆。为什么要强调弯曲处，因为这样的水域水流缓慢，便于人员登岸。③楚军是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而回师防御本土的，这说明对于吴军的行动，楚军是事先知晓的；同时，对于吴军到达汉水东岸，由于舟已舍，没有渡江工具，怎么能够突然间大兵压境，对楚达成奇袭效果呢？ 所以，对于此段的描述，仅当作对其作战行动的一般性描述即可，不要因为是孙武指挥的战争就无限贴上多么高超的战术方法。 当吴军到达汉水东岸，楚军一时难以把分散在全境内的兵力调整至此，所以，楚昭王及其朝野都非常恐慌。虽然楚国执政子常是昏庸之流，但楚国不乏清醒堪当重任之辈。左司马沈尹戌就针对当时楚、吴两军的情况，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 沈尹戌鉴于分散在楚国各地的兵力尚未集结，易被吴军各个击破，难以阻止吴军突破汉水的防御；又针对吴军孤军深入，不占地利、人和的劣势，主张充分发挥楚国兵员众多的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建议：由子常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正面设防，他本人则率部分兵力北上方城（今河南方城），迂回到吴军的侧背，毁其战船，断其归路。尔后与子常主力实施前后夹击，一举消灭吴军。 沈尹戌对两军的情况分析透彻，抓住了现时楚军和吴军各自的优、劣势，应该说做到了知己知彼；同时，沈尹戌扬已之长克敌之短，提出的建议，用今天的思想来解读蕴含了正面佯攻、迂回包围、上下合击、断敌退路等一系列战术方法。如果，虽然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还是假设一下，沈尹戌的建议如果得到切实贯彻，那胜负的天平必然会发生翻转，历史也就会被改写了。 在实施过程中，子常听信谗言，害怕沈尹戌的功劳胜过自己，不顾既定的谋划安排，自行率军过汉水而先与吴军交战。然而这一行动，正是孙武、伍子胥等想要的，吴军在其指挥下，采取退却示弱、设伏痛击和各个击破等战法，连续三次战败楚军。楚军被迫退守于柏举一带展开阵势，与吴军形成对峙。 吴军此次作战，吴王阖闾亲自挂帅，以孙武、伍子胥为大将，阖闾的胞弟夫概为先锋。根据《左传》记载，就是这个夫概，在接下来的作战中连续建功。首先，“以其属五千，先击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师乱，吴师大败之。”演绎了“臣义而行，不待命者”的成功范例。其次，夫概深刻把握“困兽犹斗”的道理，使楚军先渡河的人知道有逃生的希望，这样产生传导效应，楚军争先恐后渡江而逃，成了丧家之犬；待逃到江中间时，夫概成功演绎了“半济而后可击也”的典型战例，一举击溃楚军。之后，吴军乘胜追击，势如破竹，一路攻城拔寨，直至攻掠楚国都城郢。在这过程当中，虽有左司马沈尹戌闻讯返回支援，在雍澨(今湖北京山西南)战败吴军，但终因寡不敌众，深感败局已定，并以被吴军俘获为耻，遂指教其部下割其颈而逃，演绎了忠肝义胆的英雄气节。 此役，对于楚之样一个综合实力比吴强、地域比吴国广、兵力规模比吴军大的国家，为什么会这么快地溃败于吴，又给后人以什么样的启示。我们试作分析。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尤其是掌握一个国家军政大权的要臣，求之更是难上加难。此时的楚国，也正像中原很多诸侯国一样形成了君弱臣强的局面，令尹子常掌握着国家政权，楚昭王成了摆设。囊瓦，历史记载其人贪恋无度、盘剥卡要，阴狠毒辣、心胸狭窄，昏庸无能、听信谗言，等等，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庸臣蠢将。他盘剥蔡国、唐国国君，招致两国仇恨，以致于两国主动加入吴军的入侵行动；他背信弃义，竟然为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随意改变预定作战计划而不告知，这犯的是兵家之大忌；他在作战失败后，想的不是国家社稷，而是仓皇逃至郑国。等等。对于为将、为帅的国家贤能之人，历来都成为兵家最重视的对象。《孙子》指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吴子》主张:“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以及《尉缭子》主张的为将者要“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和“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这些在囊瓦身上很难做到影子。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正是这么一个要臣囊瓦，断送了楚国的前程，置楚国于生死边缘。我想，在诸多失败原因之中，这是最根本最关键的原因，绝不是“之一”，这也是此役留给后世最大的明鉴。 除此之外，楚军的失败，从政治上看，还表现出政治腐败、内部动乱、将帅不和、四面树敌、自陷孤立等方面。从军事上看，也还表现出疏于戒备、盲目自信的原因。大概一个衰败的政权所表现的问题，楚国当时大都具备了。 再来说说吴国。此役，虽然吴国取得了胜利（暂不考虑胜利之后，由于秦国援战和越国侵犯吴国，吴国又迅速撤出楚国），但认真分析其取胜的过程，不免也为其捏了一把汗。 吴军此役，阖闾亲自出征，伍子胥、孙武为大将，夫概为先锋，伯嚭等为谋士。这些都是何许人也。伍子胥，其父伍奢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因受费无极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伯嚭，其父郤宛，是楚王左尹，为人耿直，贤明有能，深受百姓爱戴，因此受到了费无忌的忌恨进谗，被贪得无厌的楚令尹子常所杀，并株连全族；但伯嚭竟得侥幸逃离，听说伍子胥在吴国受到重用，便立即赶来投奔。此二人对楚国藏有深仇大恨，无时无刻不想着杀回楚国报仇。 就是这两位对楚国有深仇大恨之人，赢得了吴王阖闾的信任，成为吴国重要的谋臣。在吴对楚进行全面战争的决策当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否则，就当时的吴、楚两国相比，如前所述，无论是综合实力、地域面积，还是兵力规模，吴国都没与楚处于不同层面上；再加上吴军是劳顿之师、处于立足未稳之际，又对战场环境不太熟悉。如果不是囊瓦临阵变挂，不再执行与沈尹戌的合谋计划，那么吴国绝不会轻易致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会失败。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真是为吴国捏一把汗。这是吴国之幸，也是楚国之不幸，但对历史来讲都是确实。 当然，除以上原因外，吴军的胜利必然有其自在的因素：首先是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军备的结果；其次是善于“伐交”，争取晋国的支援和唐、蔡两国的协助。再次是先发制人，一举击败楚军的主力，并适时进行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以重整旗鼓、进行反击的任何机会。不过，所有上述原因都可归结为一个总原因，那就是吴国对入侵楚国战略意图的长期经营，六年疲楚策略、参加18国之盟等举措，无不是经营的结果。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于吴国的“惦记”，楚国根本就没有重视至少没有当作重要事项进行针对性防范准备。所以，当“贼”真的来的时候，只能是望洋兴叹了。战争中的不对称准备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值得借鉴和引以为戒的教训。 到此，吴侵楚之战应该可以结束了。 在总结陈词之前，关于后世对此役的相关研究，本篇认为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先作概要说明。 首先，关于此战的名称，大部分研究书籍定其名为“柏举之战”，然从实际作战推进的过程看，无论依据作战地域还是依据兵力规模，将此役定性为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争实属不过，所以也就有了“吴破楚入郢之战”“吴伐楚入郢之战”等名称。究竟哪一个名更趋合理，没有硬性指标，只要是分析合理即可以接受。对此，我们的意见是，此役是吴、唐、蔡联军对楚作战，地域覆盖大半楚国，吴、楚都是投入全部兵力参战，历经十多次大小不等战斗，所以定性为吴国对楚国的全面战争是合理的。既是全国性战争，再以某地名为主体似是不妥，故我们命其名为“吴侵楚之战”。 其次，关于《孙子兵法》相关内容的真正创辟者。《左传》对此役的记述，蕴含了诸多《孙子兵法》的思想，如：“令半济而击之”，“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等等。根据现时的研究成果，大致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约公元前5世纪），《左传》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鉴此，《左传》成书在后，《孙子兵法》成书在前。从常理上来讲，“前”对“后”有启发引导作用，“后”对“前”有考查验证之效。参照诸多史料记载，对孙武历史贡献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军事理论层面，而非实际领兵作战，这就是说孙武撰写的《孙子兵法》，并非都是其本人实际作战经验的总结，很大部分是其梳理分析诸多实战经验的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左传》对《孙子兵法》起到的是考查验证的作用，以上军事思想的提出，夫概是其创辟者，而并非是作为主将的孙武。 对于吴军入郢之后，楚臣申包胥根据楚昭王之命，到秦国请求援兵。申包胥谓秦哀公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之后，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被申包胥的爱国精神感动，专为其赋诗一首，表明其同情之心和支持之意，于是，“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余散兵，与秦击吴。”细想之，秦国君臣难道仅凭申包胥一举之力就会轻易出兵援战，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必须站在秦国自身利益的立场分析才能认清。首先，秦国当时还不足以强大到侵占整个楚国的地步，更何况哪一个国家能够像申包胥所说的那样“世以事君”，所以秦国深感这块肉不好吃也吃不下。其次，秦国的既定战略是东进，其最大的争霸对手是晋国，楚国的存在对晋国是最大的牵制；如果吴国取而代楚，这就需要一个重新熟悉了解和结盟的过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何苦而为之。第三，也是申包胥所提出的，吴若占领楚国，秦将直接面对一个被称为“夷”的国家，以秦与西边戎族长期斗争的经验看，实不愿与这样的国家面对面交锋。归上，秦援助楚国的根本原因是为其国家利益考虑，而并非表面上所记载的那样，这要求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此役之后，楚国的国力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吴国则为其继续推动称霸东南直至称霸中原战略意图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从中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吴国一步步走入“中国”舞台的中央，是吴文化与正统“中华文化”的中原文化，以及与作为“中华文化”之一的楚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的过程，对于中华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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