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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年前“白江之战”,中国大胜日本倭寇,史书为何数十字带过?

 昵称vUWeivtn 2022-12-20 发布于陕西

说起中日之间的战争,大家一般都会想起中华民族死伤三千多万人,使得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切齿叹息的抗日战争,还有让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甲午海战,包括十六世纪惨烈的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以及在元朝初期,居心叵测的忽必烈想顺带消灭汉人新降的新附军的征倭大战。

说句实话,这几次战争的代价确实非常巨大,并且败多胜少。

但你知不知道,远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伟大的唐朝先人,就曾经在朝鲜半岛的白江(今韩国锦江)干净利索地打过一个漂亮仗,使得倭寇偃旗息鼓,一蹶不振……

当时,唐军和新罗联军一共两万多人(唐军一万多,新罗军不到一万)对倭军和百济联军七万多人(倭军五万,百济军两万),以少胜多,重创倭寇,而且还是水陆并进,焚烧倭军战船四百多艘,四战四捷,使得倭军与百济联军不战即降。

和明朝的抗倭援朝战争不同,在那次战争中,明朝的主将邓子龙和朝鲜的主将李舜臣都壮烈牺牲了,而在“白江之战”中,唐军主将刘仁轨和新罗王金法敏却都是精神抖擞,完好无损。

因此,“白江之战”以后,倭国国内震恐无限,剩余没被杀掉的残兵败将在逃反本岛之后,心肝胆裂之余,日本国内更是挖凿了三重巨堑(特大的壕沟),以防止唐军进入他的本土进攻。

但在当时当地,如此赫赫战功,我们也只能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看到短短一百二十三个字的描述:

于是,刘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以进,刘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赴周留城。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扶余丰脱身而走,获其宝剑,伪王子扶余忠胜、忠志等,率士女及倭众并耽罗国使,一时并降。百济诸城,皆复归顺。

对于这场战争,在《资治通鉴·唐纪第十七》中,基本上也是类似的描述,短短数十字就把这场战役一带而过了。

如果以我们当代人的目光来看,“白江之役”不可不谓大胜,又是以少胜多,又是水陆并进,又是借东风烧敌船,又是友军配合作战击破敌方联军,按理说需要记载、褒扬和宣传的地方应该挺多才对。

然而,对于唐朝以及书写新旧唐书,还有书写《资治通鉴》的五代时期和宋朝来说,当时的日本国(倭国)名气简直太小了,近乎被史臣们忽略不计。

因此,对于浴血沙场的将士们来说,这场大战和他们足以炫耀一生的战绩,对后世(稍后的五代和宋朝)的史臣(旁观者)来讲,简直微不足道。

唐朝当时的大将都是以平灭高句丽、灭突厥,或者是把吐蕃人打败,击败回鹘看作是大功拿来炫耀,谁也不会把打败倭人的战绩拿出来显摆,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还真没有多少人知道倭国,估计“倭瓜”可能吃过!

大家要知道,当时的唐朝是世界性的泱泱帝国,大天朝。因此,对于“白江之战”根本就没有太多人拿它当回事,只把它当作大唐帝国一次鸡毛蒜皮的小胜利而已。

作为东亚大国,盛唐一直到大宋的时候,对于“倭国”其实真的不甚了了,基本上都是道听途说。

因此,那时候的《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五》对于“倭国”的记载就是这样的:

日本,古倭奴也。国无城郭,联木以为栅落,以草茨屋(平民窟一样的小房子),左右小岛五十余,皆自名国,而臣附之(散乱的部落联盟,算不上一个正式的国家),其俗多女少男,有文字,尚浮屠法(信奉佛教,但却以女为尊),其俗椎髻,无冠带,跣以行,幅巾贯后,贵者冒锦(一般都是光脚,也没有什么冠带)。妇人衣纯色裙,长腰襦,结发于后(仿照高句丽人的打扮);至炀帝,赠其民锦线冠,饰以金玉。

可见,在隋炀帝之前,日本列岛应该连正式的衣冠都没有,就更不要想什么道德文章了!

同时,日本国者在《太平御览·四夷部·卷三·东夷三》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倭国之别种也,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

由此可见,古时候对于日本或者倭国的记载就是语焉不详,一直到遣唐使一批一批来到大唐跪拜求学,打秋风(假借各种关系和某种名义向人索取财物),中国才对当时个子很矮的小岛居民稍有留意。

其中,有一批贡使来唐,一个名叫仲满(阿倍仲麻吕)的副使就口口声声地说是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晁衡”(有时也作'朝衡’),在唐朝的长安待了五十多年,同时还说他喜爱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也就是说让他回自己老家,他就是不走。

直到天宝十三年,晁衡忽然感觉自己年事已高,顿起思乡之情,于是就想搭乘新一批遣唐使(藤原清河)的船衣锦还乡,岂料中途遇上了飓风,差点被淹死。

当时,和晁衡一起吃过倭瓜,而且还接受过他送的日本扇子(或者是衣服)的诗仙李白,还以为这哥们儿八成是喂了王八。于是,三两杯酒下肚之后,就信笔涂鸦作了一首名为《哭晁卿衡》的诗: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当然了,大诗人李白所谓的“哭”肯定也不是真哭,保不齐三天之后,李白就会把这位矮挫的哥们儿给忘了!

谁料,过了数月,李白忽然又看见了这哥们儿,竟然全须全尾地又回来了,还现身于长安王公们大宅院的酒席之中,估计当时的李白怕是吓了一大跳,还以为大白天的诈尸,自己见了鬼。

不过,李白的那首诗也没白写,毕竟日后但凡说起中日友谊,以及传诵千年的名作,自然都会把他的这首诗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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