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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2022年第4期（总第64期） 吴翔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发展史”（21&ZD257）。
在儿童文学分层与分化过程中，“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而“幼儿文学”则相对薄弱。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幼儿的接受能力限制了儿童文学“全文体”的铺展，很多儿童文学作品被拒斥于幼儿文学的范畴外。质言之，对幼儿“完全生命”的盲视阻滞了幼儿文学的发展。事实上，幼儿文学却是儿童文学中最具“儿童文学性”的类型。遗憾的是，这种最能表征儿童文学特殊性的幼儿文学却因其语言浅易、思想简单而被低估。近年来，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逐渐升温，尤其是对儿童文学学科化的讨论驱动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幼儿文学，也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其中，杜传坤的《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以下简称“杜著”）就是重要的力作，也是目前学界第一部幼儿文学史论著。 一、“发现儿童文学”驱动“幼儿文学”的创生 在以往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幼儿文学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来考察。尽管 1960年代蒋风就曾发表过《幼儿文学与幼儿心理》一文，但“幼儿文学”依然没有被纳入整个儿童文学体系来考察。自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1949—1979上海儿童文学选》划分出“低幼儿童文学卷”始，关涉幼儿文学的文体、特性等讨论才不断地出现。《儿童文学研究》1980年第 5辑推出“幼儿文艺专辑”，刊发了祝士媛的《熟悉幼儿生活的特点》、吴风岗的《儿童心理与低幼儿童读物》、鲁兵的《炉边琐语》、朱庆坪的《形象而有趣浅显而美听 ——试论幼儿文学的语言特色》、圣野的《幼儿诗歌片谈》等多篇专题论文。他们关注的重心在于运用怎样的艺术形式、语言或叙事方式来给低幼儿童提供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任溶溶、鲁兵、圣野编选的《幼儿文学选（1949—1979）》的出版，可视为“幼儿文学”这一名称开始普遍化的标志。为此，张美妮等人所编的《幼儿文学概论》认为，《幼儿文学选》的出版，使得“幼儿文学”这一名目，开始正式独立出现于中国儿童文学中。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多是概论性的学理分析或资料汇编，尚无治史意识。直到杜著的出现，学界在此领域才有了综合性、整体性研究的著作，其开创性是不容忽视的。 五四时期，“儿童”并没有细分出“幼儿”或“少儿”等年龄段，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因而，“儿童文学”的概念也是以一个整体的形态而存在的，“幼儿文学”并未作为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文学类型出现在学界面前。不过，周作人“儿童文学”概念所指涉的对象却是“小学校的文学”，这种年龄范围的确认也为幼儿文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周氏的《儿童的文学》将“3—10岁”确立为幼儿期，并对其接受的文体进行配置，对幼儿文学的发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杜著认为这是我国对儿童文学“分层”并划出“幼儿文学”类别的最早论述。应该说，周作人对儿童的分层与配置深化了儿童文学的内部构成，有助于儿童文学作家根据儿童的不同年龄创设不同类别的文学作品。但是，在当时，周作人尚无厘定“儿童文学”与“幼儿文学”关系的整体意识，其所设定的儿童诗、寓言、天然故事也非幼儿文学的专属文体。反倒是“童话”和“图画书”这两种更接近幼儿心理的文体却没有进入周氏的视野中。为了进一步廓清幼儿文学发生的源流，杜著将“复演论”视为一个重要的触发点，借助“原人”与“儿童”的共通性推演“儿童文学”概念的本义，进而在此“元概念”中推导出“幼儿文学”的意涵。这无疑是切中肯綮的。在“复演”的逻辑体系中，原人与幼儿最为接近，也类比出幼儿文学离成人文学最为遥远、差异性最大的结论。这不仅确立了儿童文学之于成人文学的特殊性，也更直接地表呈了幼儿文学的本体属性。 当然，幼儿文学也不是一种能析离“人学”系统的真空的文学，它不仅牵连着儿童文学，而且也与成人文学密切相连。杜著洞见了幼儿文学之于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的“同质化”的基质。具体来说，这种“同质化”主要表现为“儿童性”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性”上。这种返归儿童文学概念的本体意涵的看法无疑把握住了幼儿文学的基本特性。尽管也有学者忧虑儿童文学层次的细化可能会导致儿童文学演变成“一排碎块”，但显然“分化”并不意味着“断裂”。作为儿童文学内部分化的产物，幼儿文学的出现体现了学界对于儿童文学分层的关注。同时，杜著在承认幼儿文学与儿童文学“同质化”的前提下也提出了一个理论难题：我们该如何面对“碎块化”与“整体感”的关系？这一诘问实际上触及幼儿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它关乎两种文学类型的定位与关联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理论难题，或者说不设置一个限度，那么儿童文学的层次划分将处于“失序”的状态。任何“窄化”或“泛化”幼儿文学概念的看法，都本源于学人误读儿童文学边界、阈限所造成的“理论偏误”。要克服这种整体性与分化性之间的裂隙，客观科学的路径是返归“儿童文学”及“幼儿文学”的本源，把握儿童与成人“代际”话语的转换、互通。为此，杜著从两代人“异质性假设”为突破口，切中了儿童文学概念的本义，也突破了纯粹从“儿童”或“幼儿”一域来考察其文学形态的偏狭，建构起了幼儿文学复合性的概念本体。 沿着幼儿文学从儿童文学母体中析离的逻辑，杜著在强调幼儿文学自身特性的同时还注意考察其与儿童文学之间的依赖性、延续性。在文化同一性与时代共同性的召唤下，幼儿文学没有游离于儿童文学的整体构架，也没有远离中国新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始终围绕着育化“新人”及未来民族国家想象的宏大主题而展开，因而避免跌入“走弱”的泥沼中。这种“一体化”的引领，保障了幼儿文学跟随中国新文学所特有的精神气度，也表征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性和现代性。当然，“一体化”不能淹没幼儿文学自身发展的“主体性”，失却这种主体性，重构幼儿文学、幼儿文学史也只是无本之木。正是遵循着“一体化”与“主体性”的辩证逻辑，杜著才能将“幼儿文学”概念源流与发展图景深入地揭示出来。 二、教育主义与超越工具论藩篱 立足于幼儿的年龄特性，幼儿文学可依循的理论资源主要是“童心”和“原型”。中国古代并没有自觉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但一些口传的民间故事、儿歌、童谣、寓言却依然是儿童的宠儿。从这种意义上说，假使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那么它也是以幼儿为主体的文学，即幼儿文学。幼儿文学的特殊性中，有一个现象应予以重视：幼儿并不具备独立阅读文学的能力，因而幼儿文学的第一读者是成人而非幼儿。关于这一点，金波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幼儿文学不仅仅是幼儿的文学，它还是家长和老师的文学。”正因为这种混杂着幼儿与成人读者的状况，幼儿文学在“代际”交流与融通上要比童年文学、少年文学更为迫切，表现得也更为突出。而这一特点正是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地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儿童文学作品的预设读者并不一致，有的指向幼儿，有的则更倾向于少年，还有的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年龄层次。通过儿童文学预设读者的分布及变化能窥见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讯息。 就整个中国儿童文学体系而言，学界对于幼儿文学的关注非常薄弱，这种现象实质上与儿童文学本体诉求是相悖的：幼儿文学是最能反映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而这种特殊性却因幼儿文学的浅易、低龄化而被忽视。早在 1962年，陈伯吹就率先在学界提出这样的疑问：“在儿童文学中，是否还存在着'幼童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的分野？”不过，陈伯吹提出这个疑问的落脚点却是“教育效果的丰收”上，这显然也窄化了儿童文学的艺术审美性，并最终也不利于三种文学形态的区分。1984年，常新港的《独船》因描写了主人公石牙子的死亡事件而引起了学界关于儿童文学禁忌、禁区问题的讨论，这与抗战时期是否要描写儿童阴暗面的讨论一样，都关涉了儿童文学题材的广度、深度及悲剧等本体问题。管锡诚明确地给《独船》下了一个“不是儿童文学”的结论。对于少年文学而言，是否可以写死亡主题可能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对于幼儿文学可能就不一样了。王泉根不认同管锡诚的意见，他认为《独船》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只不过它属于“少年文学”的范畴。同样，《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我要我的雕刻刀》《祭蛇》《新星女队一号》《今夜月儿明》也曾引起过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儿童文学可不可以揭露阴暗面、是否可以写性爱等题材问题。这些讨论如果置于整体性的儿童文学的系统来考察，是很难说清楚的。毕竟儿童文学的读者群跨度很大，儿童读者的年龄特征也并不同一，因而需要廓清儿童文学内部的结构，从不同的年龄层次来区别地回应上述议题。 为了避免用统一而往往是混沌一团的标准捆绑儿童文学，王泉根在 1986年提出了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并将其从“儿童文学”这个单一概念中独立出来，自成一系。应该说，王泉根在此运用的是先析离后整合的思维逻辑，这有助于儿童文学内部结构的分立来分门别类地解决之前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教育性与趣味性、成人化与儿童化、写光明和写阴暗、类型与典型等一些疑难问题似乎在这种分层的结构中就顺利地解决了。但事实上，这种理论预设和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距离，两者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依然存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儿童年龄的流动性及在强化差异性的同时遮蔽三种文学形态的共性。基于此，陈子君曾提醒人们，儿童文学是成人“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专为”的复杂意涵不容忽略。“专为”的提法强调了儿童性及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但结果却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界限划得太清而忽略了两者的共性。他认为，对于儿童文学，特别是少年文学，在强调相对独立的发展，又要加强和成人文学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杜著所提出的观点与之并无二异。杜著从幼儿教育的角度出发，担忧儿童文学的分层会拉大儿童阅读的差异性，同时这种强调层次间的断裂会带来儿童文学创作的“双重异质性”，即在隔离成人的同时也区隔了儿童。确如杜传坤所论述的，一旦儿童文学依据儿童年龄的层次而创作相应的文学作品时，逐渐细化的儿童阅读的分级必然会造成读者视域的偏狭化、僵化，同时也容易限制三种文学样式在内容、题材及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如何在分层的基础上搭建三种文学互通的“桥梁”并非易事，更何况，这种分层有时也未必能规避和解决上述因板结在一起的“儿童文学”所碰到的问题。 较之于童年文学、少年文学，幼儿文学与教育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和复杂。对此，金波认为幼儿文学的品味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生第一课”的启蒙性。在论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时，陈伯吹曾认为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的关系可以算是一个重要的观照点。他以“跛了脚”的譬喻来说明：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如同长在人体上的手和足，名义上是分别为上肢和下肢，实际在行动上随时随地协调一致，相辅相成，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文学即教育’；特别在儿童文学的实质上透析，就是如此。”从表面上看，儿童成长的“未完成性”确实需要借助阅读文学作品等方式来弥补，儿童文学负载了成人教化或显或隐的教育理念，那种纯粹的“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实质上脱离了成人与儿童的“代际”沟通。而成人文学则不然，作家并不承担教育者的角色，也没有义务为读者提供教育性的素材。由此看来，教育性确是区别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视角。但是，如果将教育性置于整个儿童文学而不局限于幼儿文学的话，似乎这种判断就难以自洽了。少年文学更为接近成人文学，少年文学是否要灌输教育性等问题依然存在着较大争议。这也难怪刘绪源会质疑陈伯吹的上述观点：“儿童文学要净化儿童的心灵，但这并不等于儿童文学本身是净化过的文学。” 值得提出的是，反思教育工具主义的问题是杜著立论的重点。由于对教育性的格外倚重，幼儿文学无法排拒教育性与文学性之间的先后关系。两者何为第一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幼儿文学的精神品格及价值取向。为此，杜著将审思的视点聚焦于新中国儿童文学关于“童心论”论争的事件上，深入透视和反思“教育幼儿的文学”。在儿童文学理论界，对“童心论”进行重新评定是该领域思想解放的一件大事。杜著没有复述这场论争的具体过程，而是寻绎出“童心论”的原初理论基石 ——“儿童本位论”。一般而论，“儿童本位观”是一种现代儿童观，它对于儿童文学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当“儿童”主体真正确立下来后，一种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才会随之产生。正是如此，儿童本位观也成了儿童文学先驱争相追逐的现代话语。难能可贵的是，杜著没有盲目推崇这种现代话语，而是洞悉其隐含的成人与儿童绝对“二分”的危机。.一旦儿童与成人绝对分立，那么这势必会销蚀儿童作为“人”所共有的特性。同理，如果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决然分割，那么这也就撕裂了两者之间的共性，从而陷入“自我本质主义”的泥潭，这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三、新童年观引领下幼儿文学的主体建构 从整体性的人文主义时代氛围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都在获取了“主体性”动力后开始了面向文学自身的探索。不过，这种探索还是基于文学本体的特殊而展开的，因而两者的关系既有同步性，也有诸多差异。对于幼儿文学的研究，要兼顾其与童年文学、少年文学的整体性。不言而喻，少年文学的发现是对儿童文学“低幼化”倾向的一种突破，它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儿童文学成为了完整的文学种类”。.如前所述，对于“童心论”的重新评价是学界解放思想的重要举措。它廓清了之前的理论迷雾，使儿童文学重新重视“儿童性”，并围绕这种属性来返归儿童文学的本体与本位。不过，必须说明的是，重评“童心论”对于低幼文学的发展贡献甚大，而对于少儿文学而言，“童心论”并非不需要，但却是一种外在的理论预设，难以切近少年文学的精神内核。或者说，“童心论”的理论资源无法楔入少年文学复杂的年龄结构与文学系统。而由此形成思想资源的“不适”即如班马所说的“在蜕变与过渡期中的错位性冲突”。在讨论儿童文学如何走向儿童的议题时，鲁兵提出了“出走的是少年文学”的观点。鲁兵所谓的“出走”是基于儿童文学整体结构而论的，是对“儿童反儿童化”与“儿童文学反儿童化”现象的一种纠偏。这对于少年文学溢出儿童走向“太古”“太空”与“太深”来说是一次警示。 事实上，“童心论”的讨论与重评驱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内部结构的重新清理，幼儿文学与少年文学的分野是中国儿童文学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这种析离并未造成儿童文学内部结构的瓦解，反而这种分层的格局更加凸显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当然，由于“少年”年龄的过渡性，少年文学的出现也必然会拉近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联系，从而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提供不可或缺的可能性。少年文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儿童文学观念，将触及原有儿童文学“不触及”“不宜触及”和“不敢触及”的问题，如生命、身体、性等。新时期之前的儿童文学也触及上述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更多的是社会问题，是儿童主体之外的社会机器及其关系机制的外部问题，而少年文学则逼近少年主体的内部，或基于内部的世界而开启对外部社会问题的思考。不过，曹文轩对少年文学的拉伸并非出于廓清儿童文学的概念考虑，而是基于其“成长文学”的理论构想：将少年文学不含纳的向青年发展的一头涵盖进来，从而构成其完成的“成长”体系。这样一来，儿童文学依然是儿童文学，成人文学也还是成人文学，只是少年文学具备观照两种文学的视野和支点。跳出低幼儿童的年龄特性，探测少年敏感细腻的心理在这一时期成为少年文学书写的重心。 受学界走出儿童文学“自我封闭”思潮的影响，杜著强调了超越幼儿文学自足性的重要性、必要性，并主张用新童年观来引领幼儿文学发展。在杜传坤看来，这种童年观之“新”主要体现在超越二元对立的现代性假设，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的童年想象。为了更好地重建幼儿文学史，杜著没有拒斥“成人文学”的参照作用。可以说，这种观念是有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的。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受制于时代在原动力上曾借助于成人文学的作用力。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能清晰地洞见成人文学对于儿童文学的引领作用。当然，正是这种依赖的被引领关系使得幼儿文学发展的本体性存在着发育不足的现象，这也成了学界必须正视和反思的关节点。 杜著一反“从他者关系中确立”的思维，转而从“必要界限”与“弱化差异” ....出发来确证儿童文学在文学版图、人文学科领域的生命特性和生存权利。杜传坤的儿童文学研究注重反思性、辩证性，其关于“幼儿文学”的理论建构也不乏这种研究理念的贯彻，既不将幼儿文学封闭起来，又尊重其自身发展的本体要求。这样一来，幼儿文学不再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概念，更是一个勾连童年文学与少年文学的“结构性”概念。于是，梳理 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的发展，体现了个案透析社会结构的思维逻辑，这对于廓清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及现当代文学的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参照价值。 （责任编辑：斯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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