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多野太郎博士覆印语文资料提要》卷首的照片（1996.3） 文︱黄仕忠 一 波多野太郎（1912-2003），日本神奈川人，自号湘南老人、江南词客。他在日本中国学界以训诂校勘之学成名，在中国小说戏曲及俗文学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所著有《中国小说戏曲词汇研究辞典索引篇》《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粤剧管窥》《近三十年京剧研究文献精要书目》等。 他少年时在湘南中学学习，从十七岁开始就对乾嘉学派、戴段二王的考据学心向往之。1930年考取大东文化大学，本科三年、高等科三年、研究科两年，期间受小柳司气太教授（1870-1940）影响，开始关于《老子》学的研究。1937年毕业，先后在东北大学和大东文化大学任教，于1941年春完成《〈老子〉王注校正》初稿。1949年受聘于横滨市立大学，1953年升为教授，一直工作到1977年退休，被该校授予名誉教授称号。他的主要著述，大多是在《横滨市立大学纪要》上以特辑形式出版的。退休之后，又受聘于东洋大学等私立大学，也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等校兼课，并指导研究生。直到年过古稀，才放下教鞭，但依然笔耕不辍，多有撰述。 1956年，广岛大学斯波六郎教授认为波多野太郎的《〈老子〉王注之校勘学的研究》从王弼注的校勘入手研究《老子》，颇多创见，堪称巨著，遂提请学校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是年3月，波多野太郎前往广岛接受了此项荣誉。那时日本采用的是“论文博士”方式，用递交代表作来申请授予博士学位。这代表作通常必须是对一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且得到前辈学者首肯，才能据以授予学位。例如久保天随以《中国戏曲研究》（东京弘道馆，1928）获博士学位，八木泽元以《明代剧作家研究》（东京讲谈社，1959）获得博士学位，都是同一方式。前几年水谷诚教授以《〈广韵〉研究》获得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最后一位“论文博士”，因为日本现已改用美制，与中国的做法基本相同。 在中国语学方面，波多野太郎著有《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1963-1972）；编集出版了《白话虚词研究资料丛刊》（1980）、《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五辑（1984）等，后者共六十一卷，二十册，其中颇多珍稀之什，有些虽是清代所出，却极有研究价值，特别是那些关于中国各地方言、俚语、谚语的书，和地方戏曲关系密切，对汉语和俗文学研究帮助很大。 1979年，日本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在整理库存时，发现1937年以前录制的五千多张中国戏曲、曲艺、器乐、声乐的原盘唱片，邀请波多野太郎作整理，他据以编成《中国传统音乐集成》五集，并在说明书序文中详述发现、鉴别、编选的全过程。 波多野太郎以训诂学研究起家，而毕生的投入，实以俗文学研究居多，他从诸子学到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这个跨度颇大的学术转向，与他的思想经历及在中国的交游有关，也体现了战后日本中国学的变化。他在1980年被推举为日本中国语学会会长（1980-1982），同时也是中国学会的理事与评论员。1980年代之后，中国戏曲小说及都市艺能与田野考察等方面研究，在日本学术界获得显著进展，应是与他及同道的倡导支持有着内在联系。 当时学界注重出身，强调学脉，而波多野先生则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中，着意奖掖后进，为那些非“名校出身”的年轻学者执言，令许多后学心存感念。这是我从那些后来成为名家的学者那里亲耳听闻的。 二 波多野先生对中国充满热情，热烈欢迎新中国的诞生。他与中国学者有广泛的交流，一面是介绍中国学者的最新成果，另一面则是将自己的新作寄赠同行学者，以文会友。 1962年，他随日中友好协会第五次代表团访问中国。“文革”期间，中日交流中断，他便赴香港研究粤剧，通过田野考察，结合其独到的思考，写成《粤剧管窥》（1971），被学者称为是“从宏观上研究粤剧渊源与艺术特征最精辟的论文”。 他对粤地文艺抱有极大兴趣，多次赴港，在香港、澳门等地购买了大量的本地唱本，撰有《道情弹词木鱼书》《木鱼龙舟南音粤讴粤曲》《木鱼与南音——中国民间音乐文学研究》等文章。其中对广东木鱼书的专题研究用力最勤，从形制与音乐上辨析了木鱼、南音、龙舟歌这几种流传于广东的说唱艺术之间的特点与关系。这些文章基本呈现了粤方言区的曲艺发展史，对当时日本学界来说实乃开风气之先。 他的工作影响了许多后学，如日本学者田仲一成、欧洲汉学家伊维德等，后来也多次在香港做过对粤剧、潮剧的“田野调查”。稻叶明子、金文京等则承其后绪，完成了《木鱼书目录：广东说唱文学研究》（1995）。 他的《粤剧管窥》，后经王季思先生安排译成中文，刊于《学术研究》（1979.5），曾引起中国粤剧界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1979年，经语言学家吕叔湘和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陈抗的安排，波多野太郎再度访问中国，是改革开放后最早来华访问的海外学者之一。他在成都与王利器先生会面，对《古本戏曲丛刊》的后续出版表示了极大关注；在扬州与任二北先生会面，谈及敦煌歌辞诸问题。 1980年4月，波多野太郎拜会杭州大学的蒋礼鸿、徐朔方两位先生，住在杭大招待所。他与蒋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就频有交往，互赠著作，曾撰文介绍蒋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激赏云：“由于本书的出版，古典戏曲研究，已不再是缓缓长夜之路，而是又点燃了一盏明灯，使民间文学遗产的积极发掘，变得容易起来”，“裨益中外学者很大”。与徐先生的交往，则缘于戏曲小说研究。 当时蒋、徐所居均为二居室，在楼上楼下，遂联合款待他。因徐家人少，房间稍宽，故设宴在徐家。徐先生特地让大儿子礼扬去买了一套景德镇陶瓷餐具，用来替代家里简陋的碗盏，此后才开始用了盘碟。徐家的主菜是由十七岁的长子做的金银蹄髈，主料是金华火腿；蒋家则由儿媳做了一盘西湖醋鱼，亦是杭州的名菜。这是两家第一次招待外国学者，所以令小辈印象深刻。然而我那时还只是杭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对此毫无所知。上述细节都来自于礼扬和蒋遂两位的文章。礼扬说：“两家合谋设宴，这也是前所未有。要知道那时食品供应尚不充分，弄顿好吃的实在不易。”
与徐朔方（右）、蒋礼鸿（后）两位先生合影（转自蒋遂文章） 在1980年代，波多野太郎先后五次率领研究生、青年学者来中国，在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扬州等处实地考察。在上海，他得到了赵景深先生的热情接待，并登门拜访了说唱研究名家谭正璧、陈汝衡等诸位先生；在南京，则见到了钱南扬先生。期间观摩演出，有昆剧、京剧、越剧等，也听评话、弹词、大鼓等曲艺。中国学者对他的工作印象深刻。 三 我是在跟随王季思先生学习之后，才开始对波多野太郎先生有所了解的。王先生比波多野年长六岁，他们的友谊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 波多野太郎对广州有一份特别的爱，他弱冠时曾来岭南大学学习宋词，后来对设在岭南大学旧址上的中山大学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很早就通过阅读王先生的《西厢记校注》而建立了联系，多有书信往还。 1959年3月20日，王季思先生在《羊城晚报》发表《答和盐谷节山老人》，提及“近得波多野太郎教授来书，言老人硬朗如常，有时来临舍下，议论纷发”。说明在收到原东京大学教授盐谷温的信件的同时，也收到了波多野的信函。 同年9月1日，波多野有信致王先生，先生作按语后，连原信一并刊于9月24日的《羊城晚报》。 12月初，王先生又接波多野信，内附有其十月初庆祝我国建国十周年的文章剪报，文末云：“东海、珠江，一水相通。我在这里打开绿芜书屋的窗子，就像看见你在珠江南岸的研究室一样。希望早日恢复两国邦交，在落英满地的长堤上，共举友谊之杯。”王先生阅后，“意甚可感”，遂赋《清平乐》一首寄之，题云《寄题波多野太郎教授绿芜书屋》： 此词随后发表在12月11日的《羊城晚报》。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签订，王先生作诗四首，寄日本友人波多野太郎教授、田中谦二教授。其三曰： 京门邂逅失交期，十载秋风系梦思。 “附记”云：“十数年前波多野太郎教授率日本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曾约相见，因事延误未果。绿芜书屋，波多野太郎教授书斋名。”“因事延误未果”，大约指的是波多野1962年的中国之行，当时王先生正在北京参与编撰《中国文学史》。 心有灵犀，波多野先生也有羽书来至。王先生记曰：“喜得波多野太郎教授来书，赋此答之。”所赋《念奴娇》词如下： 1980年8月5日，波多野太郎于横滨作《读〈岭南逸史〉》寄赠，王先生请吴锦润老师翻译成中文，推荐发表于《广东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王先生又获波多野赠予清末京话小说《小额》，此书国内已失传，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收录此书，即据王先生提供资料影印。 1985年元月下旬，波多野太郎写了一篇题为《我所难以忘怀的人》的文章，说南国广州有他“深深的怀念”，在中山大学校园里，“住着玉轮轩主人王季思先生，是我所难以忘怀的人”，其有关著述，“成了我分析中国小说戏曲的指南针。长期以来，先生不仅亲自评价我的论著，还大力加以介绍翻译。我还常常收到他寄来的诗词”。 波多野本当参加1984年11月在上海举办的《文心雕龙》研讨会，手续都已经完备，却因做小手术休养而未能成行。王季思先生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发言后来登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版。在与日本学者交谈时，王先生专门询问了波多野的情况，并赋诗以赠，末四句曰：“一水牵衣带，三山系梦思。绿芜人健否，遥与寄声诗。”所以波多野太郎以这篇热情洋溢的文章回应。 波多野先生对中国学者友朋，从来都是满怀热情，深切关心。“文革”中神州一片凋零，1972年，他在一篇序文中写道：“傅氏惜华已经仙逝矣，马氏彦祥在哪儿？关教授德栋也好吗？海阔山遥，真的无法问问，危肠断矣！” 1996年春，他在给中国友人的信中说：“据闻日前粤王教授起仙游，年前扬任氏半塘、沪徐氏扶明、越蒋氏礼鸿、燕吴氏晓铃前后捐馆，悲哉！乐天诗云'耳里频闻故人死，眼前唯觉少年多’，真然。”字里语间，无不真情流露。他这种深沉的关切，奔放的热情，在含蓄内敛的日本学者中，也是不多见的。 四 由于我研究生考的是日语，考入中山大学之后，王季思先生就把波多野先生寄赠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小说戏曲论考》借给我看，让我对这位日本汉学家的工作有了最初的了解。 这部书是1974年由东京樱枫社出版的，精装，有函套，在1976年就有了第二次印刷，这在学术著作中十分难得。书里收录了二十二篇论文。我主要通读了其中有关戏曲的内容，很是佩服他对《窦娥冤》《汉宫秋》《秋胡戏妻》等剧本的分析，逻辑十分缜密。不过，我有种感觉，他对主题思想、作品内容的分析，与中国大陆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路径十分相似。这让我意识到，中国学界的研究模式，对战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波多野先生是有意学习中国同行的方式而又有所调整。例如，他对关汉卿剧作的解读，既可以看到中国方面1958年将其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时诸名家所撰一系列文章的影响，又可以看到他摒弃了一些过于强调阶级、对立的观点，而尽量从符合人性物情的角度出发做出解释。 2001年春，我赴日本创价大学做访问研究，为期一年。我首先想到要拜望的前辈学者，就是波多野先生。一是因为系王先生的故交，又是岭大旧雨，早已觉得分外亲切；二是之前读过他的论集，我正着手编校《子弟书全集》，也利用了他的成果。因了这些因缘，所以十分期待拜见。 波多野先生是子弟书研究的大家，他把日本公私收藏的子弟书文本汇集起来，题为《子弟书集 第一辑坿提要校记》影印出版。第一集（1975）收录日本公私所藏的六十种书，共九十五个版本；第二集（1989）收了一篇《子弟书〈滚楼〉提要 附〈忆真妃〉》。此外，他根据德国嵇穆教授、早稻田大学泽田瑞穗教授等人的藏本，撰写了《满汉合璧子弟书寻夫曲校证》，又根据自藏本撰写了《景印子弟书满汉兼螃蟹段儿坿解题识语校释》和续编“再补提要补遗”及“三补提要再补”。“满汉兼”是满文旁附汉语，一行满文，一行汉文，两相对照，形式独特，又称作“满汉合璧”，他校证的这几种也是现存子弟书中仅有的满汉兼文本。 他的这些著述，对我编校著录子弟书帮助很大。后来我根据他的影印本，按图索骥，重新核查、复制了他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用于校勘。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日本中国学的某些变化。例如他所记来自“日中学院”的藏本，后来我在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仓石文库里找到了。说明他引用的时候，仓石武四郎（1897-1975）主办的“日中学院”尚在，仓石把自己的藏书作为学校的公共资源使用。后来学院解散，仓石去世后，藏书售归他曾经工作的东洋文化研究所。 2008年，我去德国访书，专程到科隆大学拜访嵇穆教授，未值。当时他已退休多时，但研究室仍保留着，里面有许多满文书籍。我入室参观，但未见其原本。后来请他的弟子帮忙，想据其所藏子弟书原本重新影印，却因为积书成堆，教授年事已高，最终未果。 至于波多野先生自己所藏，木鱼书、弹词和宝卷等曲本和小说，分别于1992年售予、1999年寄赠给筑波大学（我的学生陈妙丹去神奈川访学时，曾做过调查）。《满汉兼螃蟹段儿》等子弟书珍本则转让给了早稻田大学。2001年底，恰值早大的演剧博物馆将这些子弟书原件和泽田瑞穗先生旧藏的几种明代宝卷一起展出，并做了一次小型研讨活动，请复旦的黄霖教授和俄罗斯的李福清院士作了报告，因此我看到了原书。   五 创价大学在东京都八王子市，离波多野先生居住的横滨不远。我先与他通了电话，听声音感觉他仍十分健朗。后来又写信给他，表达拜望的意愿。近日检索文档，发现有两封信的底稿尚存。 第一封是这样的： 所署时间是“2001-7-30”。其时正值酷暑，先生回信说，夏日炎热，待到9月秋凉，就在东京见面吧。我们便约在9月2日在东京的内山书店相见。 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有渊源，位于神保町。这里是东京有名的古旧书店一条街。我按约定时间进到书店时，波多野先生已经在里面挑完了书，仍恋恋不舍地望着书架上的书籍，我就以书架为背景给他拍了两张照片。当时也转发给朋友，不意后来电脑更新，居然怎么也找不出这两张照片了。在网络上搜索内山书店，看到网友上传的一张照片，《徒然草》的几种版本十分眼熟，似乎这陈列二十年依然未变。  先生邀我在隔壁一间自助饮室小坐，我们各自要了一瓶可乐，就开始聊天。我重点请他介绍日本所藏珍稀戏曲，因为我们计划编《全明戏曲》，有好多种版本藏于日本，需要寻访复制，当然也期待找到更多的日本尚存的珍稀版本。他听了之后，思索了一下，说山口大学藏的一部明版《白梅记》，他之前也告诉过中国学者，这是存于日本的孤本，好像没有被著录过。白梅，也叫盐梅，我想起师兄康保成教授刚刚影印出版了一部日本藏孤本《盐梅记》，这才意识到此项工作后面，也有着日本学者的劳绩。 我介绍了自己在日本四个月中各处访曲的进展，谈到编纂“日藏中国戏曲综录”的计划，他很感兴趣，对我勉励有加，客气地将我的工作比作1930年代初孙楷第先生在东京访查所存的中国通俗小说，认为这部目录若能完成，也将具有同样的意义，所以十分期待。 先生是年已经九十岁，精神矍铄，戴一顶布帽，穿一身布衫，身子瘦削，却是刚毅有力。他从书店出来时提了一个蓝灰色帆布提袋，我提出帮他拎着，他没有拒绝。——之所以要先询问他的意见，是因为在这之前，年入古稀的池田温先生专程带我去东洋文化研究所看书，路上我要帮他提包，他却非常用力地收了回去，所以我知道有些老先生不喜欢被别人这样照顾。——但入手却是一沉，那包差点脱落在地，原来里面装的是两部木夹板包裹的古书，足有十多斤重。我本以为他的家人会陪同过来，见面时才知道他是独自一人从横滨坐电车来的。 我们聊了大半个小时，我怕先生疲劳，于是道别。我们一起从神保町坐地铁到目黑，然后转车，只不过他向东，我往西。看着他踽踽独行的背影，仿佛一个时代正在远去，我心中不免有些悲凉。 六 2002年春天，我结束在日本的访问，回到中国。次年元旦过后一段时间，收到了波多野先生给我的明信片。在祝福的同时，他还关切地询问目录编纂的进展。我保存的第二封信，应是对此的回信，内容如下： 所署时间是“2003年1月15日星期三”。我想请波多野先生为我的《综录》写一个短序，却没有得到回音。后来才知道，本年正月，先生已因脚痛而不良于行，东京的古旧书店再也看不到他的身姿了。12月7日这天，先生遽归道山，他的时代就此戛然终止。 2004年，《综录》初稿完成，我请田仲一成先生写了序，但书中有些内容尚需核对完善，我又先后四次赴日本作短期调查，到2010年才告出版。我们的《子弟书全集》与《新编子弟书总目》，则是2012年出版的。而影印日藏珍稀戏曲文献一事，承蒙金文京、大木康、桥本秀美、冈崎由美等学者的帮助，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分辑影印出版，从2006年出第一种，到2019年出第四种，前后历时近二十年，尚有一辑，仍在编排之中。至于波多野先生十分关心的《古本戏曲丛刊》余下诸集，在新世纪已经通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努力全部出版了，我本人也有幸在编集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意见与建议，并十分感念郑振铎先生的远大目光，吴晓铃等先生的持续努力，吴书荫等先生的后续主持，因为这为未来的戏曲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无负于许多前辈学者的殷切期待。 在推进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每每想到波多野先生，一直想要写一篇文章来表达我的感谢与纪念。近日天朗气清，忆念旧事，忽有所感，遂参阅有关资料，写下这篇文字。 【说明】本文参考了《王季思全集》、清水茂《文学博士波多野太郎先生略历论著》、蒋星煜《波多野太郎及其中国戏曲研究》（《河北学刊》1997.3）、陈妙丹《波多野太郎及其汉学研究》（《国际汉学》2021.2）等；陈艳林、沈珍妮等同学帮助查核提供了资料，谨表感谢。 中山大学中文系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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