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爱因斯坦与哲学》【全文】

 东方文捷 2022-12-20 发布于天津

河池学院学报  第25卷第一期2005年2月

编者按

1905年,是人类科学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到9月,短短的六个月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发表了有关量子理论、狭义相对论和布朗运动等方面的5篇论文,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方式。

100年后的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2005年确定为“爱因斯坦年”。为了响应这一百年盛举,本刊特约著名爱因斯坦研究学者李醒民教授撰写相关论文,让我们一同去感受和触摸那曾改变世界的思想。

独特而微妙的多元张力哲学 权威资料-科技哲学前沿 - 豆丁网

2011年9月14日 爱因斯坦的方式是融温和经验论、科学理性论、基础约定论、纲领实在论、意义整体论为一体的多元张力哲学。他1905 年完成的狭义相对论,充分体现了独特 而微妙的...



 《爱因斯坦与哲学》

李醒民

(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 要:爱因斯坦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也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即所谓的哲人科学家。他对哲学有独到的见解和非同寻常的看法,他的哲学也颇有特点。本文着重论述了爱因斯坦的哲学发源地,他的科学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尤其是他的科学哲学是一种独特而微妙的多元张力哲学,并探讨了形成这种多元张力哲学的原因。

   关键词:爱因斯坦 哲人科学家 多元张力哲学 批判学派

爱因斯坦是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也是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不管他自己是否自视或自称为哲学家 。对于哲学,这位千百年难得一遇的哲人科学家 说过表面看来似乎截然不同的的话语。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哲学是其他一切学科之母,她生育并抚养了其他学科。因此,人们不应该因为哲学的赤身露体和贫困而对她进行嘲弄,而应该希望她那种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会有一部分遗传给她的子孙,这样他们就不至于流于庸俗了。” 同时他还认为:“虽然在最近的将来,理性和哲学似乎十分不可能变成人们的向导,但它们一如既往,依然将是出类拔萃的少数人的安身立命之所。” 他称赞“具有哲学追求的人”是“智慧和真理的朋友” 。另一方面,他也以开玩笑的调皮口吻讥讽哲学:“整个哲学难道不是用蜜写成的吗?乍看起来它好像很精彩,但是如果你再看一看,它完全是垂死的,留下的只是老生常谈,是糨糊状的东西。”


其实,细究起来,爱因斯坦的看法并无自相矛盾之处。他尊崇的哲学,是那种能够给人以真理和启迪的智慧哲学。他嘲笑的哲学,是那种装腔作势、大而无当、言之无物的“假大空”哲学。如果说他不愿自命为哲学家,那也是不愿作以这样的哲学讨生计的哲学家。在这方面,爱因斯坦像叔本华和尼采一样,对所谓的职业哲学家和体系哲学着实有点不恭敬。不用说,这与爱因斯坦本人的哲学背景和思想风格也有关系。在这里,也许正应了帕斯卡的一句名言:“能嘲笑哲学,这才真是哲学思维。”


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在哲学领域,在欧洲是新康德主义与实证论的对峙,在美国则是以皮尔斯为先导的实用主义的兴起。在科学领域,力学自然观顽强地作最后的表演,同时“科学破产”的失败主义四处弥漫。爱因斯坦从小就对哲学深感兴趣,但他既没有随波逐流,也没有趋时赶潮,而是有自己的主见。这种主见在广义相对论建成之后,逐渐表现为一种卓尔不群的哲学独立性和丰厚圆融的思想综合性。爱因斯坦很早就接触了康德,他高度评价康德哲学“那种发人深思的力量”,但并不认为相对论“合乎康德的思想” 。他说:“我不是在康德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只是后来我才认识到他的学说中的宝贵之处,那是同现在看来明显谬误的东西并存的。” 他虽然感激地承认马赫的怀疑的经验论对他“有过很大的影响” ,但他对马赫哲学并不十分同情,并且持批评态度 。他从未把自己与反启蒙主义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谢林、黑格尔以及同时代的海德格尔、蒂利希(P. Tillich)的辩证思辨联系起来,他肯定不满意他们脱离科学的艰涩而空洞的梦呓。不过,他在给玻恩的信中也就黑格尔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以极大的兴趣读了你反对黑格尔、反对迷恋黑格尔哲学的报告,对我们理论工作者来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唐吉坷德精神,或大胆地说,是一种诱惑物。但完全没有这种恶习的人,简直就是不可救药的市侩。”


那么,爱因斯坦的哲学发源地在何处呢? 第一,各个时代的哲学大家都是爱因斯坦的思想沃土,其中包括古希腊的先哲,近代哲学大师如笛卡儿、莱布尼兹、斯宾诺莎、洛克等,以及爱因斯坦的同胞先辈叔本华和尼采。爱因斯坦也崇尚中国先哲孔子。第二,它在从开普勒到普朗克的诸多哲人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里。第三,它在批判学派表人物马赫、彭加勒、迪昂、奥斯特瓦德、皮尔逊的科学哲学名着中,爱因斯坦科学哲学的诸多构成要素都能在其中窥见到蛛丝马迹乃至明显烙印。第四,它在爱因斯坦与逻辑经验论者石里克等以及哥本哈根学派的交流和交锋中。第五,尤其是它在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科学探索过程和科学成果的哲学反思中。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吸收、批判和改造,对自己科学实践的沉思、总结和提炼,构成了爱因斯坦明彻的哲学思想的源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言得之!


爱因斯坦是哲人科学家,也就是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科学思想家。他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哲学研究的主要途径:“我只不过希望从口头上和文字上去谈谈那些与我专业有关,同时又令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这也许是我从事哲学研究的唯一一条途径。” 爱因斯坦之所以在钻研科学的同时热心于哲学研究,这是因为从客观上讲,当物理学的基础本身成问题的时候,此时“经验迫使我们去寻求更新、更可靠的基础,物理学家就不可以简单地放弃对理论基础作批列性的思考,而听任哲学家去做;因为他自己最晓得,也最确切地感觉到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在寻求新的基础时,他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尽力弄清楚他所用的概念究竟有多少根据,有多大的必要性。”“整个科学不过是日常思维的一种提炼。正因为如此,物理学家的批判性的思考就不可能只限于检查他自己特殊领域里的概念。如果他不去批判地考察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即分析日常思维的本性问题,他就不能前进一步。” 此外,从主观上讲,爱因斯坦本人也是一个不满足于知其然,而喜欢追本穷源的人。他经常急切地关心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所献身的这门科学将要达到而且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它的一般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 哪些是本质的东西,哪些则只是发展中的偶然的东西的?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


爱因斯坦的哲学既蕴涵在他的科学观念(这些观念本身就是哲学)中,也体现在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以及科学研究的对象(自然界)的思考中,从而形成了他的别具一格的科学哲学(包括部分自然哲学的内容)。爱因斯坦不仅给哲学家指明了道路,而且他的科学哲学是最鲜活的、最有生命力的、最受科学家欢迎的,因为这种科学哲学是由实践的哲人科学家创造的。科学家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明晰、诚实、独立,贴进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实践和生活形式。


由于问题的驱使,由于鄙弃像“辉煌的海市蜃楼”那样的只能作为“主观安慰物” 的哲学体系,因此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没有晦涩难懂的生造术语,没有眼花缭乱范畴之网,没有洋洋自得庞大体系,但是诚如赖兴巴赫所说:“爱因斯坦的工作比许多哲学家的体系包含着更多的固有哲学。” 请听一下爱因斯坦晚年的一则总括性的哲学体验:“我们一方面看到感觉经验的总和,另一方面又看到书中记载的概念和命题的总和。概念和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逻辑的性质,而逻辑思维的任务则严格限于按照一些既定的规则(这是逻辑学研究的问题)来建立概念和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念和命题只有它们通过同感觉经验的联系才能获得'意义’和'内容’。后者同前者的联系纯粹是直觉的联系,并不具有逻辑的本性。科学'真理’同空洞幻想的区别就在于这种联系,即这种直觉的结合能够被保证的可靠程度,而不是别的什么。概念体系连同那些构成概念体系结构的句法规则都是人的创造物。虽然概念体系本身在逻辑上是完全任意的,可是它们受到这样一个目标的限制,就是要尽可能做到同感觉经验的总和有可靠的(直觉的)和完备的对应关系;其次,它们应当使逻辑上独立的元素(基本概念和公理),即不下定义的概念和推导不出的命题,要尽可能地少。命题如果是在某一逻辑体系里按照公认的逻辑规则推导出来的,它就是正确的。体系所具有的真理内容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可能性和完备性。正确的命题是从它所属的体系的真理内容中取得其'真理性’的。”


请看,这段陈述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多么丰富,多么深刻! 它把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整体论、实在论的合理内核和积极因素都囊括其中,但又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任何一个“论”或“主义”(-sm),而是在各种“主义”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它恰如其分地阐明了经验与概念、逻辑和直觉、意义和真理等等之间的关系和职份,它把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熔合在一起。这样简明、深邃、新颖、别致的科学哲学,还能在哪儿找到?


爱因斯坦还就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和人生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其数量并不少于他的科学论著,从而形成了他的见解独到的社会哲学和人生哲学。爱因斯坦之所以要分出宝贵的时间用于科学之外的思考,是因为他深知,科学技术的成就“既不能从本质上减轻那些落在人们身上的苦难,也不能使人的行为高尚起来” 。他进而认为:“单靠知识和技术不能使人类走上幸福而高尚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的理由把那些崇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的传播者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在我看来,人类应该更多地感谢释迦牟尼、摩西和耶稣那样的人物,而不是有创造性的好奇的头脑的成就。如果人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要维护生存的安全以及生活的乐趣,那就应该竭尽全力地保卫这些圣人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并使之发扬光大。” 其次,热爱人类,珍视生命,尊重文化,崇尚理性,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天性也不时地激励他、驱使他这样做。最后,在于他的十分强烈的激浊扬清的社会责任感:他希望社会更健全、人类更完美;他觉得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 。


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内容极为丰富,极富启发意义。他的开放的世界主义、战斗的和平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以及他关于科学、教育、宗教的观点,至今仍焕发着理性的光华和理想的感召力,从而成为当今世界谱写和平与发展主旋律的美妙音符。他对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探讨,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这对于人的劣根性的铲除,对于人性的改造,对于人的自我完善,都具有永不磨灭的意义。


“思想是具有永存价值的东西” 。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像他的科学的理性产品一样,是永恒流芳的。爱因斯坦在纪念牛顿诞辰三百周年所写的话正好可以在这里用作我们的评价:“理性用它的那个永远完成不了的任务来衡量,当然是微弱的。它比起人类的愚蠢和激情来,的确是微弱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愚蠢和激情不论在大小事情上都几乎完全控制着我们的命运。然而,理解力的产品要比喧嚷纷扰的世代经久,它能经历好多世纪而继续发出光和热。”


在这里,我想就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多说几句话。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一个由多元哲学——温和经验论、科学理性论、基础约定论、意义整体论、纲领实在论——构成的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统一综合体。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哲学思想既相互限定、珠联璧合,又彼此砥砺、相得益彰,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必要的张力”,从而显得磊落轶荡、气象万千。这样独特而绝妙的哲学思想很难用一两个“主义”或“论”来囊括或简称,我不妨称其为“多元张力哲学” 。而且,纵观爱因斯坦一生的哲学思想之演变,这种多元张力哲学的特征基本是一以贯之的,并不存在突然的转变或明显的断裂(更不存在早期的爱因斯坦和后期的爱因斯坦),变化的只是各元之间张力的增损和调整,而不是统统去掉哪一元。


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本来是多极并存而又融为一体的多元张力哲学,可是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或出于自己哲学体系的偏见,或囿于某种狭隘的认识论立场,极力从爱因斯坦的众多言论中摭拾片言只语,作为证明自己看法的“铁证”和反对别人观点的“旗帜”。爱因斯坦这头“哲学巨象”就这样被“肢解”了! 在这里,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瞎子摸象和井底之蛙的寓言。


弗兰克在1947年就注意到:许多人认为爱因斯坦是“一种类型的实证论的守护神”,并被实证论的反对者视为“邪恶的精神”。尽管他认识到爱因斯坦的哲学态度“不是如此简单的”, 但还是把爱因斯坦划入“实证论和经验论”之列 。霍耳顿在1960年也提到,从极端实证论者到批判实在论者,都能从爱因斯坦着作中找到某些部分,挂在自己的旗杆上作为反对别人的战斗旗帜。但是,他仍然认为爱因斯坦是从感觉论和经验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转变为理性论的实在论的 。确实,从1930年代爱因斯坦首次被加冕为逻辑经验论的圣徒,到1960年代实在论的重新勃兴时期又被册封为实在论的早期斗士,此后类似的举动一直绵延不绝。例如,波普尔把爱因斯坦描绘成批判理性论者和证伪主义者 ,费耶阿本德则视其为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者 。近些年,法因宣称爱因斯坦的哲学是动机实在论,接近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并让爱因斯坦乘上他的自然本体论的方舟 。霍华德则把以整体论和约定论的不充分决定论的变种,看作是爱因斯坦成熟的科学哲学的基本要素 。N. 麦克斯韦则把爱因斯坦划入他所杜撰的目标取向的经验论的范畴,并认为相对论就是按此模式发现的 。


其实,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不属于任何一个现成的哲学体系,但却明显地高于其中的每一个流派。爱因斯坦有着极强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他在青少年时代博览群书时就不作各种哲学派别的俘虏,他在早期科学实践中就不墨守单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他善于汲取各种不同的乃至相左的思想遗产的长处,又融入了自己的反思和创造,从而在事实与理论、经验与理性、感觉世界与思维世界的永恒反题的张力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从而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科学奇迹和思想闪光。难怪玻恩称赞爱因斯坦是“一位发现正确比例的能手” 。


爱因斯坦为什么要自觉地采取这样一种多元张力哲学的立场呢?


首先是因为爱因斯坦清醒地认识到,哲学史上任何一个认真的、严肃的、沉思的哲学派别,都有其长短优劣之处,都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正确的思想方法是使它们和谐互补,而不是把某元推向极端,或干脆排斥对立的一极。诚如爱因斯坦1918年所说:

“我对任何'主义’并不感到惬意和熟悉。对我来说,情况仿佛总是,只要这样的主义在它的薄弱处使自己怀有对立的主义,它就是强有力的;但是,如果后者被扼杀,而只有它处于旷野,那么它的脚底下原来也是不稳固的。”

其次,是问题的驱使。科学家在实践中面对各种各样极待解决的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思路和方法去灵活处理,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而墨守一隅,则往往难以自拔。爱因斯坦谈到在理性论和极端经验论之间摇摆的原因时说:一个逻辑的概念体系,如果它的概念和论断必然同经验世界发生关系,那么它就是物理学。无论谁想要建立这样一种体系,就会在任意选择中遇到一种危险的障碍(富有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力求把他的概念尽可能直接而必然地同经验世界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是经验论的。这条途径常常是有成效的,但是它总是受到怀疑,因为特殊概念和个别论断毕竟只能断定经验所给的东西同整个体系发生关系时所碰到的某件事。因此他认识到,从经验所给的东西到概念世界不存在逻辑的途径。他的态度于是比较接近理性论了,因为他认识到体系的逻辑独立性。这种态度的危险在于,人们在探求这种体系时会失去同经验世界的一切接触。爱因斯坦认为,在这两个极端摇摆是不可避免的。 依我之见,这种“摇摆”实际上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力图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寻找微妙的平衡或恰当的支点。

再次,是外部条件的约束,使科学家的态度不同于构造体系的职业哲学家。爱因斯坦说:

“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定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

 因此,爱因斯坦不赞成下述经不起审查的错误观点:伽利略成为近代科学之父,乃是由于他以经验的、实验的方法代替了思辨的、演绎的方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经验方法都有其思辨概念和思辨体系;而且任何一种思辨思维,它的概念经过仔细的考察之后,都会显露出它们所由产生的经验材料。把经验的态度同演绎的态度截然对立起来,那是错误的,而且也不代表伽利略的思想。实际上,直到19世纪,结构完全脱离内容的逻辑(数学)体系才完全抽取出来。况且,伽利略所掌握的实验方法是很不完备的,只有最大胆的思辨才有可能把经验材料之间的空隙弥补起来。

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多元张力哲学起了的显着的作用 。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充满了多元哲学的蕴涵。在这篇论文中,既有经验论和操作论的成分(量杆和时钟的可观察、可操作定义,提出两个原理的经验启示,推论的可检验性等,但相对论的语义指称并非由量杆和时钟构成,因为该理论也适用於微观世界),也有理性论(对称性的考虑,追求逻辑统一性和简单性,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形成的原理理论等)、约定论(大胆选择的假设,同时性的约定等)、整体论(该理论是一个有层次、有结构、逻辑严密的整体,像考夫曼实验那样的单个实验很难撼动它,除非摧毁其整个基础)、实在论(作为研究纲领已经渗透在整个理论中)的诸多因素。下面,我们拟以爱因斯坦的真理观加以剖析。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的真理’这个名词,即使要给他一个准确的意义也是困难的。'真理’这个词的意义随着我们所讲的究竟是经验事实,是数学命题,还是科学理论,而各不相同。” 爱因斯坦在这里实际上已隐含了他的真理观的多元张力哲学特征。


爱因斯坦相信“真理是离开人类而存在的”,且“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他认为,“'真’这个词,习惯上我们归根结底总是指那种同'实在’客体的对应关系”。物理学家“关于几何学定律是否真”,这就“必须把几何学的基本概念同自然界的客体联系起来”。他还指出,科学理论“只是某种近似的真理”,“自然规律的真理性是无限的”。 这一切,都落入实在论的真理观的范畴内。


爱因斯坦的经验论的真理观在于,他承认理论成立的根据是“它同大量的单个观察关联着,而理论的“真理性也正在此”;“我们的陈述的'真理’内容”就建立在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同我们的感觉具有'对应’关系”。他断定“唯有经验能够判定真理”,尽管这样做“不会是容易的”。他还提请人们注意:“真”(Wahr)和“被验证”(sich bewähren)这两个概念在语言上的亲缘关系的基础,在于其本质上的关系,而不应仅仅从实用的意义上加以误解。


爱因斯坦虽然基本上把“真(理)”视为理论与实在或经验的符合或对应,但他并未否定关于“数学命题”的真理的问题;他在毫无保留地承认几何学命题是“具有纯粹形式内容的逻辑上正确的命题”时,也在“有局限性”的意义上承认其“真理性”。作为一个温和的形而上学者,爱因斯坦相信:“逻辑上简单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在经验到的实在中体现出来,但是根据建立在一些具有最大简单性前提之上的概念体系,能够'理解’所有感觉经验的总和”,其根据在于“物理上真的东西”和“逻辑上简单的东西”“在基础上具有统一性”。难怪爱因斯坦把内在的完美这个合情合理的标准作为评价科学理论真理性的一个重要标尺,难怪他依据广义相对论的“逻辑性和'刚性’”而对它的真理性深信不疑。 不仅如此,爱因斯坦的理性论的真理观还体现在下述的1951年所写的短笺中:“真(理)是我们赋予命题的一种质。当我们把这个标签赋予一个命题时,我们为演绎而接受它,演绎和一般而言的推理过程是我们把一致性(cohesion)引入感知世界的工具。标签'真的’是以把这个意图作为最佳意图的方式被使用的。”


爱因斯坦的约定论的真理观集中体现在下述思想之中:思维是概念的自由游戏,但只有在这种游戏的元素和规则被约定时,才谈得上“真理”概念 。例如,把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直线与刚体杆相对应,就可以谈论它的命题真理性。就物理学而言,理论多元论(对应于同一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的现实也要求在同样为真的理论中做出选择,这里也有约定的问题。


爱因斯坦的意义整体论表明,命题是从它所属的体系的内容中获取意义的。同样地,正确的命题也是从它所属的真理内容中取得“真理性”的,而体系的真理内容则取决于它同经验总和的对应。他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性的论断:“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经验材料的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论思维的真理性。” 爱因斯坦的整体论的真理观跃然纸上。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爱因斯坦的真理观不仅有传统的真理符合(对应)论和真理融贯(一致)论的成分,也有新创的真理评价论(内在论的真理观)和真理整体论的要素,它融入了爱因斯坦多元哲学思想的积极因素,彼此之间在必要的张力关系中保持着动态的平衡与微妙的和谐。如果说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多元张力哲学在“实践”中的集中显现的话,那么他的真理观则是其多元张力哲学在“理论”上的显着展示。


参考文献


据英费尔德回忆,爱因斯坦自认为是哲学家。他常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但更多地是一个哲学家。”参见L. Infeld, Albert Einstein: His Work and its Influence on Our World,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1950, p. 120. 有人则认为,爱因斯坦从不自诩他自己是哲学家。参见I. Paul,Science,Theology and Einste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127. 不过,爱因斯坦1920年6月5日在致卡西尔(E. Cassirer)的信中,倒是自称过自己是“非哲学家”。


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3卷(1981), 第6期,第30~38页。李醒民:论批判学派,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总第53期),第99~107页。李醒民:关于“批判学派”的由来和研究,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卷(2003),第1期,第100~106页。


H. 杜卡丝、D. 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论人生》,高志凯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93页。
O. 内森、H. 诺登编:《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上),李醒民译,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432页。
A. Einstein, Out of My Latter Year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0, p. 268.
I. Rosenthat-Schneider, Reminiscences of Einstein, 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 Edited by H. Woolf,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80, pp. 521~523.
P. 帕斯卡:《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版,第6页。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版,第104、168页。
C. 塞利希:《爱因斯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10页。
同,第10页。
关于爱因斯坦对马赫的批评以及某些批评不甚妥当的辨析,可参见李醒民:《马赫》,台北:三民书局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第1版,第277~301页。
同,第229页。
H. M. 萨斯:爱因斯坦论“真正的文化”以及几何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赵鑫珊译,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0年第3期,第47~49页。
同,第341页。
同,第84页。
例如,爱因斯坦说,关于现在(the Now)这个问题使他大伤脑筋。他解释道,现在的经验是人所专有的东西,是同过去和将来在本质上都不同的东西,然而这种重大的差别在物理学中并不出现,也不可能出现,这种经验不可能为科学所掌握,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种痛苦的但却无可奈何的事。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393页。
《上帝死了——尼采文选》,戚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1版,第24页。
A. Vallentin, Einstein, A Biography,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M. Budberg,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54, p. 106.
同,第5~6页。
同,第432页。
T. 费里斯:另一个爱因斯坦,陈恒六译,北京:《科学与哲学》,1984年第6辑,第45~56页。
同[16],第321页。
同[16],第564页。
同,第401页。
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第143~156页。
P. Frank, Einstein:His Life and Times, London, 1949, pp. 259, 261.
G. 霍耳顿:《科学思想史论集》,许良英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4,38页。
K. 波普尔:《客观知识》,舒伟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6页。
P.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Verso, 1978, pp. 213, 18, 56~57.
A. Fine, The Shaky Gam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 9.
D. Howard, Was Einstein Really a Realist?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1 (1993), pp. 204~251.
N. Maxwell, Einstein, Aim-oriented Empiricism and the Discovery of Special and General Relativity, Brit. J. Phi. Sci, 44 (1993), pp. 275~305.
同,第414页。
同[30]。
同,第476页。
同,第480页。
同,第585页。
李醒民: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狭义相对论创立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上、下),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第79~83;1986年第3期,第127~132页。
同,第244页。
同,第271,95,158,236,523页。
同,第115,513,508,592页。
同,第244,249,96,496,380,503页。
A. Fine, Einstein's Realism, Science and Reality, Edited by J. T. Cushing,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pp. 106~133.
同。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