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醒民 摘要〕本文以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爱因斯坦为典型案例,剖析了哲人科学家哲学思想的多元张力特征,进而探究了形成这种鲜明的、共同的特征的缘由,同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看法。 〔关键词〕多元张力哲学; 哲人科学家;批判学派; 爱因斯坦 作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撰文 ,论证了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此后在对哲人科学家(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科学思想家) 现象的研究中,作者注意到他们哲学思想的鲜明的张力特征。九十年代,随着作者对哲人科学家个案研究成果———《理性的光华:奥斯特瓦尔德》、《彭加勒》、《马赫》、《迪昂》、《爱因斯坦》、《皮尔逊》———的相继面世,作者对该论题的认识又有一定的拓展和深化。本文拟结合案例分析,展开自己的观点。 一、判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 批判学派 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活跃于科学和科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派,因其对经典力学的理论框架持批判态度而得名。批判学派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物理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维也纳学派及其逻辑经验论)的先驱,其代表人物是科学和哲学大师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和奥斯特瓦尔德。他们当时都站在时代哲学思想的峰巅 ,不仅是“前”现代科学哲学的创造者和集大成者,也是“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引线和酵素。 恩斯特•马赫 (Ernst Mach,1838～1916)是奥地利著名的物理学家、生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他的《力学史评》(1883)是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爱因斯坦如实地尊奉他为“相对论的先驱”。他关于“科学中的普遍原理是观察到的事实的简要的经济的描述”和彭加勒关于“普遍原理是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的观点,被维也纳学派尝试“结合成一个融贯的体系”,从而成为“逻辑经验论的起源” 。 马赫哲学的目标很明确,这就是把认识论从思辨的、空泛的哲学议论发展到科学(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的层次加以研究。为此,他把他的哲学奠定在要素一元论(广义的)或感觉一元论(狭义的)的根基上,其主题自然落入经验论的范畴——马赫的经验论是感觉经验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马赫主导哲学的感觉经验论虽则在某些方面显得彻底和激进,但并不狭隘和极端,其内和其外(与马赫哲学中的其他组分)充满了鲜活的张力。首先,它包容了经验论的多个变种的成分,诸如实证论、现象论、操作论、工具论、描述论、呈现论(presentationalism)、实用主义。这些成分不仅相互交融和制约,而且马赫对每一成分也或多或少有独特的理解和必要的限定。例如,马赫的实证论的意向与孔德和逻辑实证论者的截然不同:马赫实证哲学是感觉取向的,其目的是为了统一科学和改造自然科学;孔德则反对内省心理学,力图以物理学为范例而改造社会科学;而逻辑经验论者则致力于改造哲学,使哲学科学化。马赫的现象论主要并不体现在他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中,而充满在他的科学研究纲领和科学观中。其次,马赫哲学的特色充分体现在他的进化认识论和思维经济原理中,这本身就与他的感觉经验论平分秋色。尤其是,进化认识论的五大内涵——世界或自然界是一个自然的、统一的整体;思想适应事实和思想相互适应是生物反应现象;科学是一种生物的、有机的现象;人生来不是一块“白板”,而具有天生的倾向和“观念”,它们是生物进化的产物;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其形成具有偶然性——或超越了感觉经验论,或包容它的异质因素。同样,从思维经济原理的丰富内涵(布莱克默把它分为十一种:思维的经济、精力的经济、功和时间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作为缩略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不完备的经济的逻辑、本体论的经济、自然界中没有经济、语言的经济) 和精神实质(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反形而上学的武10、关于知识的生物经济学)来看，情况也是如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赫哲学思想中包含着诸多非经验论的乃至反经验论的组分，尤其是其中的理性论、约定论和反归纳主义更引人注目。马赫认为，“我们的理性”“这种感官比其他任何感官都要丰富”，“它处于感觉之上，只有他才能发现关于世界的永久的、充分的观点”。 他早就洞察到当代科学哲学“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几乎任何一个观察都已经受到理论的影响 ；“投有某种先人之见，实验是不可能的” 。正是基于这些言论，费耶阿本德甚至有点言过其实地认为马赫哲学是“辩证理性论” 。马赫是约定论的先驱之一，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而约定沦思想对他的感觉经验论起到了削弱和平衡作用。马赫对经验论的方法论即归纳主义持强烈的保留态度，他不相信“发现是按照亚里士多德或培根的归纳图式即枚举相互一致的例子作出的” 。在他看来，“归纳科学”是早巳过时的传统和习俗，用不恰当的名字“归纳”称呼的心理操作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心理操作过程，它不是逻辑过程，而是抽象和想像的过程。此外，马赫还多次为科学的抽象本性辩护，强调普遍概念和数学概括在科学中的重大作用，同时极为重视、推崇、赞美思想和观念——这一切也与他的感觉经验论构成多元张力的关系。 昂利•彭加勒 (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是相对论的名副其实的先驱和首屈一指的数学设计师，是约定论哲学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 彭加勒的约定论内容丰赡、新意迭出：它断言在科学理论中存在约定的成分，这尤其体现在基本原理和基本概念中；指出约定对于非约定的(准经验的)陈述所起的作用；把认识论地位的改变，从而把约定的改变归因于科学共同体的决定；宣布所谓的判决实验不可能；揭示出理论的经验内容在约定变化的条件下是不变量，这保证了科学的客观性、合理性以及科学进步的连续性；坚持理沦多元论，于是与约定有关的理智价值评价介入到理论选择的过程之中；隐含本体论的约定性和真关系的实在性；断定物理几何学本身的约定性。从上述八大内涵不难看出，彭加勒的约定论溶人了实在论、理性论、经验论的要素，它是一种带有多元张力特征的弱化约定论。 事实正是如此。彭加勒虽然说约定是“精神的自由活动”,但其本意是“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动性”。他明确指出这种“自由”“并非放荡不羁、完全任意”,学者所思考的世界、所拥有的科学事实,并非他本人“任性创造”。 而且,约定的提出既要避免逻辑矛盾,又要受实验事实引导(注意:不是由实验决定!) 彭加勒说约定是出于方便，无所谓真假,不能被实验证实或证伪,这并非否认客观真理。因为这里的方便只是表达手段的方便,约定仅仅强加于科学,并未强加于自然界,实在事物的真关系即科学中的不变量依然如故。彭加勒只是强调这样一个命题:没有构成两个基本因素——语言的和真实的(经验的)假设——的实验体制,经验检验是不可能的。一个假设的证伪既可以通过把实验的否定结果归咎于一个辅助假设来避免,也可以通过改变语言来避免。 要知道,彭加勒也是一位关系实在论者、科学理性论者和温和经验论者,他是怎样把这些异质的乃至对立哲学协调起来的呢?彭加勒通过限定约定的辖域,使之与实在论协调。也就是说,约定仅限于科学而非自然界;数学中的公理是约定,物理学中的可以检验的假设和中性假设均非约定,仅有一种表面看来是假设而实质是伪定义的才属于约定;约定尤其在从定律提升为基本原理时起重大作用。对于理性论,彭加勒并未把它推到极端,而是在经验和理性、实验和数学、事实和理论之间保持了适当的平衡,而没有固执于一极而排斥其他各极。他不赞成康德的先验论(理性论的极端),他把“先验的”冲淡为“约定的”。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康德的天赋观念论,尤其是康德的几何学先验论,而用进化认识论对其加以诠释,认为几何学中一切本能的、直觉的东西不是个人的获得物,而是种族的获得物,即“祖传的经验”。彭加勒就是这样用经验论和约定论对极端理性论作了必要的限定和补充,并把理性论与实在论结合起来。这种结合集中体现在这样的见解上: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有规律的,它具有理性的结构,是人的理性可以把握的。彭加勒虽像一般自然科学家一样处于经验论的传统中,但他的经验论不同于休谟和穆勒的经验论:他不仅强调个人经验的意义,而且也强调祖传的经验的重要性。尤其是,他的经验论并不狭隘和极端,从而并不与实在论思想冲突,他甚至很不赞成当时流行的感觉论和实证论:这二者都极力把不可观察物这样的“形而上学”排除到科学之外。他一方面认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科学必须用事实建造,但另一方面又指明实验并非总是可能的和充分的,有时思想要超过实验才行。他讲了一句在经验论和理性论之间保持恰如其分张力的话:脱离实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理论的实验是盲目的实验。 皮埃尔•迪昂 (Pierre Duhem,1861～1916)是法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整体论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迪昂的影响是潜在的、持续的、深广的,这既与他涉猎广泛、思想深邃有关,也与他的哲学思想的张力特征有关,以致不同学科、不同倾向的研究者都能从中获取智力财富和发掘精神宝藏。迪昂对逻辑和语言的重视,直接影响了逻辑经验论路向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迪昂的历史主义取向,直接有助于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崛起和繁盛。迪昂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见解,也激励了像希尔伯特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哲人科学家的灵感和智慧,从而间接地有助于丰富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 不用说,迪昂哲学的特色是理论整体论。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物理学理论是一个整体,比较只能是理论描述与观察资料两个系统的整体比较；不可能把孤立的假设或假设群与理论分离开来加以检验；实验无法绝对自主地证实、反驳或否决一个理论；判决实验不可能,归谬法在物理学中行不通；观察和实验渗透、负荷、承诺理论,物理学理论中的理论描述和观察资料两个系统从而结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经验虽然是选择理论假设的最终标准,但决断则是由历史指导的卓识或健全的判断力作出的；反归纳主义,即归纳法在理论科学中是不切实际的；反对强约定论,同意弱约定论中某些与整体论相关的主张。不难看出,迪昂的理论整体论本身就包含诸多哲学体系的合理因素,是一个多元张力哲学综合体。 事实上,迪昂哲学可用本体论背景上的秩序实在论(物理学理论趋向自然分类,自然分类是物理世界的本体论秩序之反映)、方法论文脉内的科学工具论和认识论透视下的理论整体论来涵盖。这三种类型的异质哲学之前的定语指出其大致范围,从而保证它们会聚于迪昂思想,虽有张力却不致发生剧烈的冲突。然而,工具论(理论是描述现象的工具)和实在论(理论是说明实在的真理)毕竟是两种大相径庭的哲学,迪昂是如何把二者融会贯通的呢? 首先,在对待实在论的态度上,迪昂并未反对实在论一般或总括的实在论,而是反对实在论特殊或历史上相对化的实在论。具体地讲,迪昂在本体论上反对实体实在论而坚持朴素实在论(或常识实在论)和秩序实在论;在认识论上坚持有保留的实在论和有保留的工具论;他也部分地反对语义学的实在论。其次,迪昂关于现象实在、描述———说明二分法大体上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划出了辖域,也为工具论和实在论概略地设置了活动范围。关于事物的真正本性或潜藏在我们正在研究的现象背后的实在,是由形而上学告诉我们的,但是在现象王国内,科学则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具有无可争辩的自主性。再次,迪昂的科学工具论主要是作为方法运用的,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他基本上持实在论的观点:他承认外部世界和物质实在的存在,承认科学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真理,并持有与实在论相符或相容的真理观。要知道,实在论的工具论是否认实在、抛弃真理的。再者,迪昂清楚地看到,工具论并不足以使科学成功,科学目标是工具论和实在论的混合方向。他明知自然分类只可接近而无法企及,深知理论融贯或统一无力用物理学方法辩护,但还是毅然采用这两个与工具论不相容的概念,从而有助于克服工具论固有的弱点。最后,除《保全现象》(1908)洋溢着强烈的工具论倾向外,迪昂的其他著作均与此不同,尤其是他的科学哲学代表作《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中的反对极端工具论、主观论和反对贬低科学知识能力的价值的色彩是相当明显的,表明纯粹工具论的物理学仅具有贫乏的意义。 迪昂钟爱的能量学实际就是工具论和实在论两种研究进路结合的体现:它是着眼于现象而不涉及假想实体的现象论的或工具论的理论,但是它却趋向于自然分类,是本体论秩序的完美图像。此外,迪昂在对科学与形而上学和宗教 的关系的看法上也持有张力关系的观点。 卡尔•皮尔逊 (Karl Pea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应用数学家、统计学家、生物统计学家、遗传学家和优生学家,也是颇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以及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中世纪史等)、民俗学家、人类学家、头骨测量学家、语言学家,还是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教育改革的倡导者,亦是优秀的教师、文艺作品和传记的作家、律师。总之,他是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皮尔逊的认识论脱胎于英国土生土长的经验论传统。它是沿着贝克莱、休谟的观念论的经验论发展的,而不是循着培根、霍布斯、洛克的物质论的经验论行进的。但是,它也溶入了后者的一些合理因素,从而显得有点像洛克哲学那样的“折衷”性质。皮尔逊也从大陆哲学家笛卡儿的怀疑论、康德的批判观念论和理性论、孔德的实证论、马赫的感觉论汲取了一些有效成分,他又直接受到当时在英国盛行的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学说的强烈影响,以及克利福德的科学哲学的感染,加上他本人的科学创造和哲学反思,从而熔铸成他的以怀疑和批判为先导和特征的,以观念论自我标榜的,带有明显的现象论、工具论和实证论色彩的,属于经验论范畴的感觉论的认识论,即观念论的感觉经验论。这种哲学本身就蕴涵着某些张力。 作为观念论者,皮尔逊试图消除物质论和观念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人为对立。他甚至偶尔说过:“断言意识能够存在于物质之外,是不合逻辑的”。“几何学的概念能够来自物质的宇宙,但是物质的宇宙不能够来自几何学的概念”。 皮尔逊对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作了进化认识论的解读,先于逻辑经验论者把客观性界定为主体间性,坚持真理符合论和获取真理的科学方法,以及旗帜鲜明地批判陈旧传统、蒙昧迷信、教条主义、唯灵论(或泛灵论)、神学和形而上学,都对他的观念论构成牵制的张力。作为一个经验论者,皮尔逊也没有忘记对理性的重视和强调:科学定律是理性和想象共同活动的产物,但要获得关于宇宙的知识和真理,最终诉诸的是理性而非想象。知识严格地讲是理性认识,而不是停留在低层次上的感性认识,因为未经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的感性认识是表面的、肤浅的、概然的。他甚至宣称,理性和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唯一因素。 皮尔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也是有张力特征的。例如,他在批判机械论(力学主义)的缺陷和教条时,也告诫人们不要陷入相反的极端,低估了我们关于宇宙的力学模型的惊人价值。对于科学的无知,他认为既要勇敢地坦白无知,又要积极地克服无知；坦白无知不是软弱的坦白,而实际上是有力量的标志,它找到了未来进步的安全通行证。 奥斯特瓦尔德 (Wilhelm Ostwald,1853～1932)是德国著名的物理化学家、颜色学家,也是真正的哲学家、科学史家、心理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作家、教师和编辑以及颇有影响的宣传者、组织者、改革者和社会活动家,难怪人们称其为“高级 奥斯特瓦尔德的哲学创造是能量论或能量一元论,其方法论是现象论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指用直接可测量的诸量的函数关系来描述各种现象,并以此作为科学的目标,而不用超越于现象的假设来说明自然现象。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排除有启发意义的假设,即作为暂定假定的原始命题。此外,奥斯特瓦尔德既重视实验和事实,又注意整理和概括,认为立足于实验的清晰思维是取得成果的最好途径。他既持之以恒地从事有意识的实验和思考,又留心倾听无意识的突如其来的灵感。这些带有张力特征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方法贯穿在他的各种创造性的工作中。尤其是,奥斯特瓦尔德关于知识中的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的张力关系的分析发人深省,他的“筛子”比喻(我们可以把世界比作一堆沙砾,把人比作一个比另一个粗的一对筛子。当沙砾通过双重筛子时,明显相等的大小的沙砾聚集在两个筛子之间,较大的沙砾被第一个筛子排除,较小的沙砾被第二个筛子容许通过。断言所有的沙砾由这样的相等大小的细沙砾组成,恐怕是错误的。但是断言使细砾变成相等的东西是筛子,同样也是虚假的) 寓意深刻(我们不妨将其命名为“奥氏之筛”)，与爱丁顿的鱼网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先于后者。 二、爱因斯坦:发现正确比例的能手 阿尔伯待• 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是二十世纪科学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或哲人科学家。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博览群书,悉心研读科学和哲学大师们的著作。爱因斯坦的哲学发源地在于:第一,各个时代的哲学大家几乎都是爱因斯坦的沃土,其中包括古希腊的先哲,近代哲学大师如笛卡儿、莱布尼兹、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叔本华、尼采等等；第二,从开普勒、伽利略、牛顿到普朗克的诸多哲人科学家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第三,批判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给爱因斯坦的哲学打上了明显的烙印；第四,与石里克等逻辑经验论者的交往和与哥本哈根学派的交锋；第五,尤其在爱因斯坦对自己的科学探索过程和科学创造成果的哲学反思中。也就是说,对前人和时人的思想成果的吸收、批判和改造,对自己的科学实践沉思、总结和提炼,构成了爱因斯坦明澈的哲学思想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熔实在论、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整体论于一炉的多元张力哲学。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现成的哲学体系,而是在诸多异质的乃至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或恰当的平衡,因而明显高于其中每一个流派。爱因斯坦甚至在早期就拥有极强的独立性和怀疑批判精神,从未成为各种哲学派别的俘虏,从未墨守单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力图在事实与理论、经验与理性、逻辑与直觉、现象与实在、意义与真理、感觉世界和思维世界的永恒反题的张力中开辟自己的道路,从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奇迹和闪光思想。难怪玻恩称赞爱因斯坦“是一位发现正确比例的能手”。 爱因斯坦的经验论思想是温和经验论。在早年,爱因斯坦迷恋同直接经验接触,偏向经验论的一极,但并未囿于经验论。在广义相对论创立之后,他的哲学向理性论一极回摆,即便在此时,他也没有放弃经验论的合理内核,而是充分肯定观察实验和经验事实在科学中的必不可少的作用: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但是,二十世纪的物理学毕竟明显地打上了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印记,削弱了经验的作用并淡化了经验论,使经验论的归纳法让位给理性论的探索性的演绎法。爱因斯坦看清了科学发展的趋势,清楚地认识到,概念虽然在发生学上一点也离不开我们的经验本性而独立,但在逻辑上则是独立于感觉经验的,即二者的关系是间接的、直觉的,并不具有逻辑的本性。他打了一个惟妙惟肖的比喻:这种关系不像肉汤和肉的关系,而倒有点像衣帽间牌子上的号码同大衣的关系。因此,爱因斯坦在科学理论的起点和终点对经验的作用和地位作了必要的限制。在起点,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不是经验的逻辑推论,经验在这里仅起提示作用。理论家必须通过理性思考和直觉领悟,发明出作为逻辑起点的前提,因为再多的经验事实也不会导致广义相对论和引力场方程。在终点,经验虽则是真理的最终判定者,但是出于约定论和整体论的考虑,必须对经验的功能作出恰当的限制:检验理论的经验是经验的总和或复合,而不是单个的经验或经验原子;把经验证实冲淡为经验的确认;用“内部完美”这一辅助评价标准补充和冲淡“外部确认”标准,从而构成所谓的双标尺理论评价系统。此外,爱因斯坦坚决反对经验论的极端即实证论,以及经验论的方法论即传统的归纳法。总之,爱因斯坦哲学中包含着双向弱化的温和经验论成分,但不能说他是一位经验论者,因为经验论不是其哲学的主流或主要方面。 爱因斯坦的约定论思想是基础约定论。这种约定论虽不及彭加勒的内涵广泛,但爱因斯坦在某些方面对它作了更为明确、更为严格、更为深入的阐释与发展:第一,明确地阐述了科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严格界定了约定主要在构筑科学理论的逻辑前提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起重大作用；第二,响亮地提出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理智的自由发明、自由选择的约定的命题,说明了从感觉经验达到它们的直觉途径及微妙关系；第三,形象地指出这种选择自由是类似于猜字谜的特殊自由,以及选择的双重标准,其“内部完美”标准是与他的逻辑简单性原则和准美学原则的方法论相通；第四,严格区分了作为纯粹命题的非解释系统和与感觉经验或实在相联系的解释系统,表明真理概念仅适用于后一系统。尤其是,爱因斯坦在基础约定论之上形成了他的卓有成效的方法论原则——探索性的演绎法,以此构造像相对论这样的原理理论(与构造性理论相对),从而使约定论这一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焕发出新的活力。此外,爱因斯坦在进行科学探索时,对科学的研究对象(自然界)和研究结果(理论本体,尤其是它的形式和结构)具有一种可以确信的看法,即科学信念。这些看法是一种总括性的信条或纲领式的预设。它们是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积淀和科学家个人智力的、心理的、气质的成分相互综合的产物。它们虽不能用科学方法辩护,但却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实际上是一种更根本、更深邃的约定或约定式的预设。爱因斯坦的科学信念有客观性、可知性、和谐性、统一性、简单性、因果性、不变性等。 整体论以及其中蕴涵的不充分决定论(经验无法充分地决定理论的取舍)是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爱因斯坦通过多年缜密的思考,把迪昂的理论整体论发展为意义整体论：单个概念或命题只有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理论体系中才能获得其意义,把它孤立起来则无意义或无法辩护。爱因斯坦的意义整体论不仅先于奎因两年提出,而且它也包含着对经验论两个教条(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的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分。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的明确反对。爱因斯坦早期决不是所谓的“纯粹的经验论者”,除理性论外,带有不充分决定论的整体论和理论多元论的约定论也是他的哲学的鲜明特征。由于这些思想比经验论或实证论更能容纳假设和深刻的理论(如相对论),所以它们才受到爱因斯坦的青睐。而且,爱因斯坦认为,在经验上等价的理论并非仅仅是表达方式的差异,而是在理论的深刻的本体论水平上对应着不同的实在。这意味着,对应于同一经验总和的不同理论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进化得越充分的理论逻辑前提越简单,其物理实在越深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因斯坦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终极的、不变的物理实在观。此外,爱因斯坦的意义整体论和基础约定论,决定了他对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和逻辑经验论所采取的批评态度:他用它们削弱或抗衡康德的先验论和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的分析——综合命题绝然二分及意义证实原则。 科学理性论是爱因斯坦式的理性论,是古代和近代理性论的现代版本,是爱因斯坦把他所汲取的传统理性论的精髓与现代科学的思想意向和精神气质加以彼此切磋琢磨的产物,从而成为二十世纪科学和哲学的主旋律之一。爱因斯坦科学理性论的核心是:经验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像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在某种意义上纯粹思维在经验的提示下可以把握实在。它的特色在于:它是科学自己的哲学;它立足于实在论的地基上；它清除了传统理性论中的先验因素和极端成分；它把探索性的演绎法和逻辑简单性原则作为自己的方法论；它抛弃了科学观念的“显然性”；它与其对立面经验论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关于后一点,尤其表现在他对理性、数学和思辨在科学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富有张力的看法上。他认为,经验事实是整个科学的根底,但是科学理论的逻辑体系则必须由理性构造入手,这才是科学的内容和它的真正本质,不过这个体系或它所代表的概念总体是同经验对象相对应的。只有考虑到理论思维同感觉材料的全部总和的关系,才能达到理论思维的真理性。通过数学构造能够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使世界图像尽可能达到最高标准的严格精确性,但是这样做不应以牺牲与物理实在的接触为代价,也不应排斥直觉和想像力。爱因斯坦洞察到任何理论都具有思辨性,承认科学的思辨性质已经成为公共的财富,号召科学家大胆思辨而不要堆积经验。另一方面,他又说过,思辨并不比经验更高超,从来也没有一个真正有用和深刻的理论是单靠纯思辨发现的。 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是纲领实在论。这种实在论以双重实在——本体实在和理论实在——为根基。本体实在常被爱因斯坦称呼为外部世界、物理世界、实在世界、客观实在和存在的实在等,它在其外在性而非不可知的意义上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外部世界不是直接给予我们的,是由感觉经验间接地向我们提供关于它的信息,而我们则通过理智的构造或直觉的领悟断言它独立于我们感觉经验而存在,从而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理论实在是物理学理论中使用的物理概念或物理量所指称的东西,物理学家正是用它们来建构简化的和易于领悟的世界图像的,它们是理论的本体论,对应于客观实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基本概念并不是客观实在直接呈现出来的,而是人们的精神的自由发明或约定,是以文字或数学符号的形式在理论中出现的。它们构成描述客观实在的图像的基本框架,从而把科学理论和客观 实在联系起来。理论实在的判据是可分离性和定域性。理论实在并不像康德的范畴那样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伴随着物理学的进化而改变的,其原因在于我们从感觉经验只能间接地得到关于外在世界的客体的知识。作为科学家,爱因斯坦看重的是理论实在,他认为理论实在并不等同于本体实在,但又反对把二者割裂开来的现象论和工具论观点,指出前者更能深刻地反映和揭示实在。对于经验实在或感觉实在,爱因斯坦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也不满意甚至反对朴素实在论或常识实在论,尽管它充分肯定了其功用。爱因斯坦把物理实在(本体实在尤其是理论实在)视为一种纲领,他把实在论科学化为一种建构实在论的物理学理论的研究纲领。他不止一次地申述了他的纲领式的看法:像物理体系的“实在状态”这样的事是存在的,它不依赖于观察或量度而客观地存在着,并且原则上是可以用物理学的表述方法来描述的。由以上陈述不难看出,爱因斯坦的纲领实在论是一个充满哲学张力的研究纲领。 综上所述,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是一个由多元哲学构成的兼容并蓄、和谐共存的统一综合体。这些不同的乃至异质的哲学思想相互限定,珠联璧合,又彼此砥砺,相得益彰,保持了恰到好处的“必要的张力”,从而显得磊落轶荡、气象万千。这样的独特而绝妙的哲学思想很难用一两个“主义”或“论”来囊括或指称,我们不妨称其为多元张力哲学。这种哲学具有巨大的解释力量,例如爱因斯坦对“真理”概念的看法就包括着上述诸种哲学的视角和因素 。这样的哲学也具有巨大的启迪力量,它在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这篇论文中,既有经验论和操作论的成分(量杆和时钟的可观察、可操作定义,提出两个原理的经验启示,推论的可检验性等,但相对论的语义指称并非由量杆和时钟组成,因为该理论也适用于微观世界),也有理性论(对称性的考虑,追求逻辑统一性和简单性,用探索性的演绎法形成原理理论等)、约定论(大胆选择假设,同时性的约定等)、整体论(该理论是一个有层次、有结构、逻辑严密的整体,像考夫曼之类的单个实验很难动摇它,除非摧毁其整个基础)、实在论(作为研究纲领已渗透在整个理论中)的诸多因素。 以往的有些研究者往往看不清多元张力是爱因斯坦哲学的特色,更认识不到它的深邃意蕴和现实力量。他们误以为爱因斯坦的哲学“庞杂”、“多少有点混乱”,甚至指责爱因斯坦“在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居然安于作一个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这显示出他的哲学思想的矛盾和局限性。”前面的论述已使这种观点不攻自破。我们在此只想指明,爱因斯坦的多元张力哲学不是庞杂,而是丰富多彩；不是混乱和矛盾,而是在对立和张力中和谐互补,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不是有局限性,而是虚怀若谷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广博性；不是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而是既坚持原则,又审时度势,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这正是爱因斯坦所谓的哲学上的“机会主义”之隐喻的真正涵义。对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他是很鄙视的,能够撕下他们的假面具,他就感到痛快。至于许多哲学家(包括波普尔、费耶阿本德、法因、范弗拉森等等)或出于自己哲学体系的偏见,或囿于某种单调、狭隘的认识论立场,肢解爱因斯坦,从爱因斯坦的众多言论中摭拾片言只语,作为证明自己观点的“铁证”和反对别人观点的“旗帜”,那就纯属拉大旗作虎皮了。 三、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缘由 像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哲人科学家为什么会采取或者要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立场呢?我以为,其缘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他们深知自然、人、人的活动和文化以及科学本身都具有两极张力或多极张力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帕斯卡和卡西尔的论述中得以深刻的揭示。帕斯卡说:自然不会停止于一端。自然把我们妥善地安置于中道,以致如果我们改变了平衡的一边,也就改变了另一边。我们头脑里的弹力也是这样安排的,谁要是触动了其中一点,也就触动了它的反面。人在自然界中到底是什么呢?对于无穷而言就是虚无,对于虚无而言就是全体,是无和全之间的一个中项。我们在各方面都是有限的,因而在我们能力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这个在两个极端之间处于中道的状态。一切过度的品质都是我们的敌人,极端的东西对于我们仿佛是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们就根本不在它们的眼里；它们回避我们,不然我们就回避它们。中庸最好,脱离了中道就脱离了人道。 卡西尔表明,在所有人类活动中我们发现一种基本的两极性,这种两极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可以说它是稳定和进化之间的一种张力。这种二元性可以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看到,所不同的只是各种对立因素的比例。有时是这一因素占优势,有时是那一因素占优势。这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种种个别形式的特征,并且使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面貌。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不和谐就是与它自身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 我们所论的哲人科学家或者了解这些思想(比如迪昂熟知帕斯卡,爱因斯坦也可能获悉卡西尔的观点),即使有人不了解,也肯定会分享这样的思想或拥有类似的看法。尤其是,作为哲人科学家,他们深知科学的多面张力形象——它包括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它既需要理性和逻辑,也需要想像和直觉。他们深知科学的历史是在经验论和理性论、现象论和实在论等等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科学创造是在诸多哲学和方法论原理的张力状态的指引和启示下开辟自己的道路的。这个缘由以及紧接着的第二个缘由从而成为哲人科学家采取多元性张力哲学的主动缘由。 2.他们对哲学遗产以及科学和哲学的本性有清醒的认识。哲人科学家从小就对科学和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涉猎广泛,学识渊博,又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我们已讲过爱因斯坦、皮尔逊等人的丰富的哲学源泉,其中不少人(尤其是其中的哲人科学家)都具有张力哲学的特点。再以迪昂为例,他不仅熟知帕斯卡,也熟悉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任何一种技艺大师,都避免过多或不足,而寻求居间者并选取了它。美德是一种适中,它是两种恶行——由于过度和不足而引起的——之间的中道,是以居间者为目的的。 托马斯是一位综合和平衡的大师,他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作为联系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极端的中间媒介,其学说在各种对立的两极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无怪乎有人这样称颂他:“从他以后基督教思想就再也没有失去科学态度,也没有失去对物质感性的科学态度。全宇宙是一件完整的作品,无论如何破碎的现象都不会是形而上学的弃儿:在存在的秩序中有张力,但没有对抗,……对比的出现是在一种更高原则上来表现对立的和谐,而并非要排斥掉一个前奏曲或将二者弄模糊。” 哲人科学家熟悉人类的哲学遗产,他们对于类似的睿智无疑能心领神会,甚或发生强烈的共鸣,从而在诸多的对立两极中找到最合适的联系中介、最恰当的互补因素和最微妙的平衡支点或比例中项。对于科学理论的本性,哲人科学家的态度既是批判的和反思的,又是本能的和自发的。前者的理性思考使他们认为理论是分类和发现的工具,后者的直觉领悟使他们认为理论指向日益精确和完美的真理。诚如迪昂所说:“在马赫、奥斯特瓦尔德和兰金以及所有审查物理学理论本性的所有人中,我们都能够注意到这些相同的两种态度,一个看来好像是另一个的平衡重量。宣称在这里只存在不融贯和荒谬是幼稚的；相反地很清楚,这种对立是一个与物理学本性在实质上相关的基本事实,我们必须如实地记住这个事实,如有可能就说明这个事实。” 对于哲学的本性,哲人科学家也心中有数。在他们看来,哲学史上任何一个认真的、严肃的、沉思的哲学派别,都有其长短优劣之处,都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哪怕只是一小点思想火花。正确的思想方法是合理取舍、恰当矫正,使它们和谐互补,而不是把某元推向极端,或简单地排斥对立的一极。正如爱因斯坦在1918年所说:“我对任何‘主义’都不感到惬意和熟悉。对我来说,情况仿佛总是,只要这样的主义在它的薄弱处使自己怀有对立的主义,它就是强有力的;但是,如果后者被扼杀,而只有它处于旷野,那么它的脚底下原来也是不稳固的。” 3.问题的驱使。哲人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面对各种各样的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他们手中往往缺乏现成的范式和工具,因而需要广泛地求助于哲学思维,以便弄清楚“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他们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思路和发明新颖的方法灵活处理问题,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墨守一隅,偏执一端,往往难以自拔。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家在理性论和极端经验之间摇摆的原因时说:一个逻辑的概念体系,如果它的概念和诊断必然同经验世界发生关系,那么它就是物理学。无论谁想要建立这样一种体系,就会在任意选择中遇到一种危险的障碍(富有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力求把他的概念尽可能直接而必然地同经验世界联系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是经验论的。这条途径常常是有成效的,但是它总是受到怀疑,因为特殊概念和个别论断毕竟只能断定经验所给的东西同整个体系发生关系时所碰到的某件事。因此他认识到从经验所给的东西到概念世界不存在逻辑的途径。他的态度于是比较接近理性论了,因为他认识到体系的逻辑独立性。这种态度的危险在于,人们在探求这种体系时会失去同经验世界的一切接触。爱因斯坦认为,在这两个极端摇摆是不可避免的。 依我之见,这种摇摆正是在问题的驱使下,哲人科学家力图寻找微妙的平衡和恰当的居间,从而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这方面,马赫也有类似的精辟见解:“英国哲学家惠威尔指出,对于科学的形成来说有两件事是必需的,即事实和观念。仅有观念只会导致空洞的思想,而仅有事实也不会产生有组织的知识。我们看出,一切取决于现存在的概念适应于新事实的能力。过于迅速地屈从于一个新事实会妨碍稳定的思想习惯的形成,而过分僵硬的思想习惯又妨碍观察的自由。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斗争中,在判断和预断(成见)之间的妥协中使用该关系,那么我们理解事物的范围就会扩展。” 马赫在这里阐明了科学家受问题的驱使在事实和观念之间不得不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也预示了库恩后来关于在传统与革新、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保持张力的思想。对于有人指责他陷入狭隘的或极端的经验论,马赫在自我辩护时讲得言之有理:“有人从其他方面发现,我的观点可以从过分重视感性和相应不了解抽象作用和概念思维的价值得到理解。须知,若不重视感性,自然科学家便不会有多大成就,而重视感性,并不会妨碍他建立明晰而精确的概念。恰恰相反!近代物理学的概念在精确性和抽象程度方面可以与任何其他的科学概念相比,同时还表现出一个好处,即人们总能轻而易举地、确定无疑地追溯到建立起这些概念的感性要素。对于自然科学家,直观表象与概念思维之间的鸿沟绝不是很大的、不可跨越的。我们可以顺便指出,我绝没有轻视物理学的概念,而是在过去几乎四十年中,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彻底地从事于评论这些概念。” 事实上,马赫确实在经验论和理性论之间保持了张力,不过与爱因斯坦相比,他是偏向经验论一极的。在马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下,他这样做也许是合情合理的:这既是抵御新康德主义的先验论和黑格尔思辨的自然哲学的影响的需要,也是他反对力学神话(力学先验论和机械自然观)的需要。不用说,到爱因斯坦之时,时代和环境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爱因斯坦顺应时势,及时调整他的哲学意向,告别马赫,向理性论回摆。 4.外部条件的约束。也许对于以构造体系为圭臬的专业哲学家来说,他可能需要一个一元论的逻辑起点(如水、奴斯、数、理念、物质、精神、实在、存在、元气、仁、道等等),而且为了把他的思想贯彻到底,他倾向于排斥对立的东西。可是,对于哲人科学家来说,他并不想构造洋洋大观的庞大体系(尼采称这样的体系为辉煌的海市蜃楼式的主观安慰物,爱因斯坦称其为用蜜写成的浆糊状的东西),也不想蹲在一颗哲学树下守株待兔。尤其是现实状况迫使他必须敞开思想、博采众长、优势互补,从而有可能铸造一种既有助于解决科学问题,又能说明科学基础的哲学,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具有多元张力特征的哲学。爱因斯坦说得好:“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图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给定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观念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于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歌拉斯主义者。” 马赫在谈到他的思想和言论常常被批评家误解时也讲过类似的话语:“这些批评家还责难我没有将我的思想适当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仅仅应用了日常语言,因此人们看不出我所坚持的‘体系’。按照这种说法,人们读哲学最主要的是选择一个体系,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体系之内去思想和说话了。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非常方便地拿一切流行的哲学观点来揣度我的话,把我说成是观念论者、贝克莱主义者,甚至物质论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关于这点,我相信自己是没有过错的。” 在这里,爱因斯坦所谓的“机会主义”,马赫不坚持所谓的“体系”,都意指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在种种对立的哲学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因此,问题的驱使和外部条件的制约就成为哲人科学家采取多元张力哲学的被动缘由。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哲人科学家是集伟大的科学家和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于一身的时代巨人。他们是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承载者和缔造者,是人类思想史上路标的设置者。他们之所以能站在时代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峰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像搬运材料的蚂蚁和吐丝结网的蜘蛛,而像采花酿蜜的蜜蜂,把人类的思想遗产和个人的思想创造综合起来,在科学实践中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多元张力哲学,从而谱写出一曲又一曲的人类思想中最高的音乐神韵。遗憾的是,在我们以往的哲学史中,充斥的只是职业或专业哲学家的名字,而把哲人科学家往往排斥在外,这是极其荒诞的现象,理当予以改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