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与当代科学哲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3期P19—P20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摘自《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10期，莫斌摘

库恩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他1949年在哈佛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为了时任哈佛校长的科南特的“科学课程中的通识教育”的课程讲授，开始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他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哥白尼革命》《科学革命的结构》《必要的张力》《黑体理论与量子不连续性》《结构之后的路》。

库恩曾经说，想要迅速找到一个领域的中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看它的教科书。因此要想了解库恩对科学哲学的影响，看看西方科学哲学教材的演变，或许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科学哲学的教科书主要是内格尔在1961年出版的《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这本书对逻辑经验主义有非常细致的介绍。另一本主要教材是萨普主编的《科学理论的结构》。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已于1962年出版，但当时更多是作为参考书，还不能进入教材系列。而且为了避免库恩的“毒害”还买一送一，推荐谢弗勒批评库恩的著作《科学与主观性》。20年之后，科学哲学开始更多关注被斯托弗称之为“四个现代非理性主义者”的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其实波普尔和拉卡托斯很强调科学的合理性，通常也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但因为他们反逻辑经验主义的立场，竟也和库恩、费耶阿本德一起被归入“非理性主义者”的行列。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新的教材主要有博伊德等人1991年编辑出版的《科学哲学》，萨尔蒙等人1992年编的《科学哲学导论》等。

凯特奇在《科学哲学的“新纪元”》一文中提到了建构论、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三大思潮。建构论是指发端于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并非客观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女性主义提倡性别研究，主张女性有独特的认知方式，但被占据科学主流的男性科学家所压制。后现代主义关注科学中的权力关系与语言修辞，当然也引发了1996年后现代学者与科学家的“科学大战”。

这三大思潮都与库恩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正因为库恩对科学的客观性提出挑战，科学知识社会学更进一步，认为科学最终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正因为库恩用“鸭兔图”来表示不同范式中的科学家有不同的世界观，女性主义进而建议，女性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视角。正因为库恩提到过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或范式不能用“证明来解决”，而在于“说服的技巧”，因此后现代主义非常强调科学的语言修辞与权力关系。如果没有库恩，这些“新纪元”的思想都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进入21世纪，戈弗雷-史密斯的《理论与实在》常常被用作教材。他一方面花了两章来写库恩，另一方面批评“X级的第十章是库恩伟大著作中最糟糕的部分。如果他把这一章留在出租车上就更好了，因为这是作者容易犯的著名错误之一。”

相比较而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厄曼对库恩的评价非常中肯。厄曼196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师从亨普尔与贝纳塞拉夫。当时，库恩正好在普林斯顿任教。因此，厄曼写道：“我是卡尔纳普的远房学生，库恩的亲密学生。但曾经在我看来，这两人在风格和关注点上都如此不同，以至于我把他们放在了哲学天空的不同部分。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定位是多么的错误，以及通过思考这两个巨人的思想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可以极大地丰富科学哲学。我已经提出了一种互动的方式。当然还有更好的。我敦促更有能力的人承担这项任务。”

库恩与逻辑经验主义并非人们通常以为的颠覆关系。事实上，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正是出版于“统一科学国际百科”丛书，丛书主编是维也纳学派的核心成员之一纽拉特，副主编是卡尔纳普与莫里斯。卡尔纳普已经提出多元主义与宽容原则，库恩只不过比他走得更远。因此，劳丹也称其逻辑实证论为相对主义的“先辈的原罪”。

库恩晚年在《结构之后的路》一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现在可能清楚了，我想要发展的立场是一种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就像康德的'范畴’那样，'词汇’提供了可能经验的先决条件。但是词汇范畴不像康德的原先说法，随着时间推移以及社群不同，可以改变而且确实改变。”

之所以称“康德主义”，因为所有范畴都是人类给出的，而且在该共同体中是相对普遍和必然的，它们是人类感知经验的先决条件。之所以称为“后达尔文式”，因为范式使得共同体可以更好地（或更糟地）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在选择我们的范式：任何不适应的范式都将被淘汰出局。

库恩的立场，对于美国的逻辑实用主义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库恩之前的蒯因综合了欧洲的逻辑经验主义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形成了美国特色的逻辑实用主义。库恩之后的范弗拉森也持这一立场，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因此，库恩的后达尔文式康德主义与美国的逻辑实用主义传统是契合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对“原子”概念有争议，马赫、迪昂和庞加莱分别对理论实体持现象主义、工具主义、约定主义等反实在论立场。随着20世纪物理学的进展，科学家对原子核甚至核内结构更加了解，反实在论不再是科学哲学的主流。但库恩对科学的本体论连续性提出挑战，因此复兴了实在论与经验论之争。范弗拉森在1980年的《科学的形象》中提出“建构经验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科学实在论之争成为一般科学哲学的中心话题之一。

拉卡托斯的博士沃勒尔辩称，即使在科学革命的前后，虽然在内容与本体论可能不连续，但是结构（稳定的关系）仍是连续的，因此提出结构实在论。因为结构实在论影响重大，范弗拉森也改称自己的观点为“结构经验论”。进入21世纪，结构实在论之争成为一般科学哲学的中心话题之一。

沃勒尔本人的观点较弱，只强调科学知识的数学结构是连续的，对本体论存而不论，因此也被称为“认识版本”。弗伦奇和雷迪曼则提出了更加强的形而上学版本或本体版本——关系实在论：世界的本体是关系而非实体。

无论如何，这些实在论与经验论的哲学争论都是因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而起的。

大家公认，库恩的“范式”与“不可通约”概念为科史哲带来了“历史转向”。因为库恩的影响，推进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因此很多人也认可库恩带来的“社会学转向”。库恩深受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影响，而且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多处提到格式塔转换、科学家通过范例来学习科研等认知科学的内容。因此，吉尔主张朝向科学的自然主义的、表征的、认知的、进化的理论，提出“认知转向”。

库恩的贡献不仅限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领域，他引发的相对主义问题甚至对各门社会科学、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文明冲突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正如麦金泰尔所言：“因为相对主义就像怀疑主义一样，都是到目前为止已经被推翻了好多次的理论之一。如果一个理论包括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真理，可能没有比它在哲学史上一再地被推翻更可靠的标志。真正可被推翻的理论只需要被推翻一次就足够了。”

笔者认为，哲学史曾经出现过两次高峰，都是克服了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而形成的。第一次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回答了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问题。第二次是康德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综合，回答了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库恩的“范式”与“不可通约”概念提出了第三次相对主义的挑战，我们期待新时代的康德来回应这一挑战，形成哲学史上的第三次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