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库恩时代的科学实在论

摘要：在当代理论物理学发展及其相关解释和编史工作的激励下，我们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的且具有历史构成性和建构性的科学实在论研究进路(SHASR)，以回应托马斯·库恩对科学实在论的挑战，并消除结构主义者在对付这些挑战时所提出的盛行一时却难令人满意的反应。SHASR充分发挥了库恩的历史主义及其批评者结构主义的洞见，同时又避免了落入这两种传统的陷阱。比较SHASR与迈克尔·弗里德曼等人提倡、捍卫并日益流行的新康德主义式后库恩科学哲学，可以展现一幅关于科学—世界关系的宏观图景，这幅图景源自SHASR框架内被概念化的涌现观念，它所牵涉的关乎现象—本体关系的康德式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引言：库恩对科学实在论的挑战

科学实在论是科学哲学中的一种特殊立场。根据其朴素版本，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中不可观察的事物——无论它们是世界的真实本质、因果作用或隐蔽机制——表征的是关于客观的或独立于心灵的世界中什么东西存在，以及理论所述应以何种方式存在。因此，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所提供的就是客观世界的真知识，而科学进展的合理性就在于客观知识之积累。根据这种科学实在论，科学事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的独特基础，就在于表征性知识与被表征的客观世界之间的符合关系。

几乎所有实践中的科学家，还有绝大多数科学哲学家，都把这种朴素的科学实在论视为理所当然。然而，从哲学上看，它是经不起严格审察的。20世纪50年代初，下述两种看法的影响日益增强：[一种是]①资料负载着理论，它剥夺了资料表达理论陈述时的单纯和权威；[另一种是]资料不能充分决定理论，它使理论(理论陈述和理论实体)不可避免地处于约定地位。这两种观念都取消了理论家直接趋近实在的可能性，进而使任何把理论科学中不可观察项看作表征了世界中存在和发生的东西之类的尝试，都是极其可疑的。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语言框架(linguistic framework)概念把握到了约定而非理论实体真实性这种看法：任何科学陈述的意义和真理性，只有在一个语言框架内才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观念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即经验和知识只有以一个语言框架作为中介才是可能的，而没有任何人能直接接触实在。语言框架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构成作用透露了它与康德主义的亲和关系。然而，卡尔纳普的语言框架概念不同于康德的先天构成性(和范导性)原理(这些原理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的、绝对清楚明白的)，它遵循新康德主义将先验原理相对化的思路，为框架—相对主义(framework-relativism)奠定了概念基础。这一相对主义立场被卡尔纳普的宽容原则(the principle of tolerance)和逻辑经验主义立场(Logical empiricist position)所强化，前者支持框架多元论(framework pluralism)，后者则以如下方式为宽容原则作辩护：拒斥任何外在于语言框架的判断(比如赋予一个框架比另一个框架更有特权的判断)，而视之为形而上学和无意义的判断，主张须从科学和哲学话语中将其驱逐出去。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没有注意到卡尔纳普在20世纪30年代采纳的这一步骤，但他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却通过一条完全不同的途径达到了相似的立场，这一途径就是对物理学史特定时期所进行的创造性研究。库恩关于范式(paradigm)、作为科学革命的范式转换(paradigm-shifts)，以及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概念，已是众所周知了，所以为了本文的目的，在此只作几点简略的评论。

第一，库恩的范式概念类似于康德的先天构成性原理、新康德主义相对化的先天构成性原理，以及卡尔纳普的语言框架，它起着构成性框架(constitutive framework，简称CF)的作用，既是科学知识的先决条件，也是具体刻画科学探索中概念可能性空间的先决条件。

第二，库恩工作的显著特点是其历史敏感性。科学知识总是在一种历史地构成的CF中产生的，这种CF既促进知识生产，也限制知识生产。强调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具有解放的潜力，有助于我们避免教条主义：如果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想、概念和规范实际上都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真理，那么任何宣称它们具有不可更改的权威性的主张，都是缺乏根据的。这一历史性论题(the historicity thesis)还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对于知识生产，要正确地理解从一组历史条件向另一组历史条件的转变。至于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后文结论一节将作简要探讨。

第三，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立场集中体现在他的不可通约性论题(the thesis of incommensurability)之中，该论题由范式转换前后不同范式之间的关系来加以刻画。尽管库恩的历史相对主义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而且其影响力也有历史事实作支撑，但它在概念上不过是卡尔纳普框架—相对主义的一个特例而已，只要我们记得，如上文所说，范式和语言框架都只是不同形式的CF。于是，库恩面对的跨范式合理性问题(the trans-paradigmatic rationality issue)，就类似于卡尔纳普面对的赋予一个语言框架比另一个语言框架更有特权这样的形而上学问题，因而必须凭借超越其共享的CF，并寻求制约从一个CF向另一个CF转变的根本原理来加以解决。这项工作，在库恩的历史地形成的范式的情况下，比在卡尔纳普任意界定和选择的语言框架的情况下更加容易一些。

第四，除历史相对主义之外，不可通约性论题对科学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的致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形形色色的反实在论者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库恩宣称，在科学史中，“我看不见任何一致的本体论发展方向”②。如果物理学的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 ontology,FO)——实在论者假定它表达的是物理世界的基础本体论(即物理世界中什么东西存在和发生的基础)——在几个世纪中经历了彻底的变化，即从亚里士多德有限宇宙中的自然位置到牛顿无限宇宙中的力，再到爱因斯坦由其引力场描述的宇宙学，其中如库恩本人所说，每一方彼此间都是不可通约的，我们怎么可能严肃地或以实在论的方式来看待它们中的任何一方呢?更加严重的情景是：既然未来的科学革命没有终点，也没有任何理论科学所研究的基础本体论能在彻底变革中存活下来，因而现在或未来也就没有任何理论科学中的基础本体论有机会比以往理论科学中的基础本体论更加优越。假如任何理论科学中的基础本体论都不指称世界中的任何东西，那么科学实在论充其量只是一种信仰罢了。随着[朴素形态的]科学实在论垮台，科学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和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被无情地抛弃了。

为哲学分析之便，我们以不可通约性论题为核心，根据基础本体论(FO)而不是范式来重述库恩的科学哲学。范式作为构成性框架，是一个整体结构，它本身由一些历史上可获得的预设(presumptions)构成：既有由根深蒂固的常识信念结晶而成的形而上学预设(metaphysical presumptions)，也有来自公认的科学原理的科学预设(scientific presumptions)。这些预设规定了现象世界里由科学陈述可予以表征的什么东西存在着、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东西能存在、什么东西能发生，亦可说，本体论或其内容是什么。在一个整体结构中，所有要素之间都有因果的或非因果的关联，不可分割。可以合情合理地假设，在所有实际存在(发生)或能够存在(发生)的东西中，有些东西在下述意义上比其他东西更基本：所有其他东西都依赖于或至少关联着这些基本的东西。让我们把这些基本的东西叫做基础本体论(FO)。显然，一种特殊的FO体现了一个特定CF的构成性原则，因而是CF的核心：每个CF在一种意义上都是由其对一个特定FO的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来加以刻画的，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由后者构成的，而这些在科学中都易发生或激烈或温和的变化。CF与其FO之间的辩证法为CF提供了一种动态框架，而不是静态框架，因而为探究变化的深层根据开辟了空间。

像本文余下部分将要表明的那样，与[库恩]原来的表述相比，以上重述的一个决定性优点是：关于不可通约性论题及其重要性的争论，可用更易处理的方式来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的根据就是得到了精确界定的FO，而不是含糊其辞的范式概念(或其变种，包括库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使用的词典结构[lexical structure])。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这一点。

最后，库恩的康德式关联——依据本体世界[the noumenal world,W(N)]、现象世界[the phenomenal world,W(P)]、先天原则(a priori principles)、人类求知行动(human knowing actions)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最近的争论中越来越受关注，而且已被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等人大大地发挥了。在此可小结如下：

首先，库恩承认存在着一个稳定而恒久的世界[即本体世界W(N)]，但它类似于康德所说的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是难以言表、无法描述、不可讨论的。

其次，对库恩来说，一个现象世界W(P)是以新康德主义的方式由一个给定的词典结构构成的。该词典结构是库恩在其后期反思过程中所采纳的范式之修正版，它由一个语言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相似/差异关系图式(patterns of 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构成，它使交流得以可能，并使共同体成员结合在一起。

其三，库恩坚持认为，一部结构化的词典，作为一个CF，是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中那些稳定部分的具体体现，它为所有分化和变化过程奠定了基础，因而是我们描述世界并从认知角度评价真理主张的先决条件。

作为一个推论，第四个要点是：只要CF发生了或激烈或温和的变化，W(P)就是可变的。

[第五个要点是]就W(P)的结构能被经验到，而且这种经验可交流而言，它是由居于世界中的特定共同体的词典结构所构成的。然而，库恩在其后期对批评者的回应中却反复强调，世界不是由其中的居民用概念构架(假说、推论等)建构起来的。对于这里所述第五个值得注意的要点，库恩给出了两个论证。第一，W(P)在经验上是给定的。亦即说，在一个由词典结构所构成的现象世界中的人们，必须把这个世界看作好像是被他们发现的：它是绝对牢固的、绝不依赖于观察者的愿望和欲求，它有能力提供决定性的证据，以反对那些发明出来却不符合世界行为的假说和概念构架。也就是说，依据W(P)，概念构架是有条件的、可证伪的。第二，虽然携带概念构架的人们能够与给定的W(P)发生相互作用，并在求知一实践过程中既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但他们能改变的不是整个W(P)，而只是这个世界中的某些部分或某些方面，以便与以往的世界状况保持平衡。其结果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从更具试探性的构架中涌现出一个新的CF，它可能会构成一个新的W(P)。然而准确地说，到底是什么使得“可能是”而不是“可能不是”得以成立，这是一个尚待填补的令人吃惊的缺口，库恩却没有为此带来任何光明。库恩的科学哲学还遗漏了对W(N)和W(P)之间辩证关系或动态关系(如约束和适应)的清晰理解，对此康德也保持沉默。

因此，对库恩来说，带有其结构的W(P)，以及具有CF-赋予行动能力的主体，这两者的地位都是历史性的：它们在经验上是给定的，在实践上是可变的。库恩的客观性(objectivity)概念完全受制于他的现象世界和认知主体概念，包括两个因素：其一是基于团体共识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种共识来自该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彼此交流)，其二是现象世界施加给团体共识的约束条件。这一观念是结构主义的客观性概念，以及随之兴起的各种科学实在论据以得到积极和消极发展的历史的、概念的背景。

二、结构实在论者对库恩挑战的回应

既然库恩挑战实在论的核心论证是他声称科学发展中本体论的非连续性，所以一些具有结构主义倾向的实在论者所提出的一条对挑战作出实在论回应的思路是：直接根据数学结构来处理理论间关系(inter-theoretical relations)，即把数学结构看作世界的形式，而不涉及物理本体论(关于在物理上什么东西存在和发生)或世界的内容。

应该注意，在成熟的理论科学中，基础本体论的存在和运作是[科学]理论为了描述、解释、预测经验现象而能加以利用的终极资源。一个理论中的基础本体论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范畴，诸如客体(objects)或实体(entities)(从客体的外延到非客体的物理实体，例如场)，或者是物理的结构、性质和关系，以及事件和过程。但是，既然在事件和过程中不存在无任何性质、不牵涉与其他实体关系的赤裸实体，而且也没有其存在自由漂浮而不固定在物理实体上的本体论范畴，所以传统上经常出现的情形是，物理学假定存在着某种基础性的物理实体[fundamental physical entity(FE)]作为其基础本体论，尽管性质、过程和其他非实体的本体论偶尔也被采用，例如热力学中的能量和S-矩阵理论中的过程。显然，一个理论中FE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库恩的CF中的FO。进一步说，因为FO必须具体体现在FE的形式中，所以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论题的两个层次，即基于FE的理论层次和基于FO的CF层次，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虽然围绕结构实在论的当代争论常常过窄地关注忽视或否认科学理论的结构和变化中物理客体(基础性或非基础性的实体)的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不是关注库恩更宽泛的CF、FO及其根本变化，但这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却是不容否认的。

这一结构主义进路的实在论冲动，可在其如下尝试中清楚地看出来：它试图确立一种科学发展中的认知连续性(cognitive continuity)，而这是通过数学结构[包括超越了经验规则性知识的似律陈述(law-like statements)]之间的指称连续性(referential continuity)来进行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物理学家(如牛顿和爱因斯坦)都采用过这种策略。这一思路的结构主义—整体主义特征体现在如下情形中：以形式关系取代具有内在因果性的物理实体，拒斥原子主义的形而上学(据此，由其本质和内在属性所刻画的客体以彼此独立的方式存在)，以及把实体仅仅看成是我们用来代替真实存在的形象之名。

结构主义作为20世纪一场极具影响的知识运动，一直为如下人士所倡导：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鲁道夫·卡尔纳普、尼古拉斯·布尔巴基(Nicholas Bourbaki)、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让·皮亚杰(Jean Piaget)、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巴斯·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等，并在语言学、数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中得到了发展。作为一种探究方法，它把结构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将其元素视为主要甚或唯一合法的研究主题。在此，结构被定义为一组元素之间稳定关系的一种形式，或被定义为依特定主题而在一些变换下的一个自我调节的整体。结构主义者坚持认为，一个整体的特征，甚或其实在性，主要取决于它的结构性定律(structuring laws)，而不能还原为它的部分；相反，整体中一个部分的存在和本质，只能通过它在整体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部分的关系来定义。因此，为科学的还原分析奠定基础的FE这一概念，与结构主义的整体论立场是直接对立的。根据这一立场，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就是结构水平上理论与现象在总体上相符，这里是用数学结构来兑现的，而不涉及现象的性质和内容(即要么根据现象的内在属性，要么根据不可观察的实体，包括FE)。

在涉及不可观察的实体这一认知上有趣的情形中，结构主义者通常争辩说，只有其元素的结构和结构关系，而不是元素本身(性质或带有性质的实体)，才是我们在经验上可接近的。显然，这种反还原论的整体主义立场借用了一些支持现象主义的资源。然而，[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极力反对还原式分析的尝试，在数学、语言学和人类学中表现得特别显著，结构主义者除了要揭示各种变换下的不变性或稳定关系之外，还试图揭示各种现象之间的统一性，而这有助于发现显示于深层结构中的深层实在性。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接受实在对结构的贡献，那么非充分决定性论题(the underdetermination thesis)的反实在论蕴意在一定程度上就被中立化了，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谈论关于结构的实在论，或展示在证据中的不可观察实体的结构特征的实在性，尽管我们不能直接谈论嵌入结构关系中的实体本身的实在性。事实上，结构主义的这一实在论蕴意正是结构实在论中当前兴趣的出发点之一。

在科学哲学中，结构主义可追溯到亨利·庞卡莱(Henri Poincaré)关于原理物理学(the physics of the principle)的观念③。根据庞卡莱，诸如分析动力学和电动力学之类的原理物理学，不同于中心力物理学(the physics of central force)(它企求发现宇宙的终极成分和现象背后的隐蔽机制)，其目的在于制定数学原理。这些原理把多个竞争理论所取得的实验结果进行系统化处理，并表达这些竞争理论共同的经验内容和数学结构。这样，它们就中立于不同的理论诠释，但却易受其中任何一个理论诠释影响。庞卡莱赞成原理物理学中立于关于终极存在的本体论假设，因为这恰好适合于他的约定论本体观(his conventionalist view of ontology)。鉴于几何学史，庞卡莱不接受那种绝对固定的、植根于我们心灵中的康德式的先验本体论。对他来说，本体论假设仅仅是隐喻，它们是相对于我们的语言和理论而言的。因此，当语言或理论的变化便于我们描述自然时，这些本体论假设也会发生变化。庞卡莱以寻求物理定律的不变形式而著称，这在他的认识论核心观点中有其根源。其认识论核心观点是：我们能够拥有物理世界的客观知识，不过这种知识在本质上是结构式的；我们能够把握世界的结构(形式)，但绝不能达到世界的终极成分(内容)。

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抽象的现代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迅速发展强化了这种结构主义倾向，莫里斯·石里克(Moritz Schlick)和伯特兰·罗素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反思。逻辑经验主义者石里克争辩说，我们无法直观数学物理学中不可观察的实体，因为它们不是感觉材料的逻辑构造，但我们可以通过隐定义来把握它们的结构特征，而这是所有科学知识都需要的。④与这一倾向相吻合，罗素以结构式的隐定义方式引入客体，并声称我们在科学中只能认识客体的结构(这些结构可以用数理逻辑或集合论来表达)，却无法得知客体的属性和本质。⑤应该注意：结构主义者如此看重的数学结构，作为一种关系陈述的结构，它既在因果上是惰性的(即对于刻画因果上有效的属性之间的结构定律来说，缺乏结构性的动因)，又因其中立于关系项的本质而无法穷尽关系项的内容。例如，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共享了许多数学结构，但这些结构无法告诉我们那些物理实体具有什么样的经典本质或量子本质。一个置换群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来自费米子的玻色子，却无法告诉我们标量与矢量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们所处时代里的那些庞卡莱的追随者，即所谓认知结构实在论者(epistemic structural realists)，提出了如下三个核心主张：(1)客体可以存在，也可以根本不存在；无论如何，它们在总体上是无法接近的，它们永远躲避我们的眼睛。因此，就所谓客体而言，我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可以言说。(2)但是，科学家有能力发现真实世界中真实的关系和结构，这些关系和结构是累积性的，它们在急剧的理论变革中保持不变。可以说，结构性的知识，特别是那些用数学结构表达的知识，在总体上反映了世界的真实结构。这一立场说明了“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这一表达式的合理性。(3)庞卡莱的追随者宣称，这是理解科学时唯一可辩护的实在论立场，而没有比这更强的立场可以得到辩护或有任何真正的意义；当然，不必要求逐条对科学理论作实在论的解读，也无需追求传统指称语义学意义上的指称连续性。

这一立场有两个严重的缺点。第一，如果实体——特别是一个科学理论的核心实体(例如菲涅尔光学中的以太和爱因斯坦光电效应理论中的光子这两种基本实体)——只是我们用来代替真实客体的意象之名，那么科学革命就会降格为一种幻觉。然而，科学革命确实存在，而且在科学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实体具有重要性的理由在于如下事实：一个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具体规定了理论中应该研究什么，也规定了探查其理论结构和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因而构成了拉卡托斯所说的一个研究纲领(CF的另一名称和形式)的硬核。就科学革命究竟是什么而言，我们可以给出不同的说明，但实在难以相信科学史中如此重要的现象只是一种幻觉。我们可以利用结构来为科学革命提出一种可接受的解释吗?是的，但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就是说，结构实在论话语中的那种结构只能解释其连续性或保留的部分，却无法解释其非连续性的部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缺乏物理解释(作为附加的本体论假设，对结构主义是一种禁忌)的数学关系中立于关系项的本性，因而无法穷尽关系项的内容。例如，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共享了许多数学的关系和结构，但这些关系和结构却无法告诉我们那些物理实体的古典本性或量子本性究竟是什么。正因如此，专注于那些共享的数学结构，虽然有助于将物理学史看作一种积累式的进步过程，却会忽视量子革命。

第二，可以争辩说，逐条式的实在论解读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任何方式可直接获知世界中存在着的客体。的确如此，但同样真实的是：也没有任何人能直接获知世界中的结构。从根本上说，只有感觉材料是我们可以直接获知的，我们甚至无法直接获知概念和知觉对象，更别说世界的结构了。从认知角度看，如果可以凭借我们的推理能力来获知结构，那么依据类似的推理能力，我们也应该可以获知结构的构成成分。按同样的方式，可以认为，各种结构的存在、比较和连续性也可被用于实体之上。尽管可以争辩说，所有提及实体的地方都该用结构术语予以重述，但这种使客体得以被感知的约束方式却不应被理解为让客体溶解于结构之中。关于这一点，下文很快就会予以讨论。

以电子为例。讨论电子的指称连续性是合法的吗?当然。如下事实提示了电子的存在：指向那些带有最轻质量和最小负电荷的现象，这一事实是作为电子的本质而起作用的。无论何时，只要某个粒子显示出具有这一本质，我们就知道它是“电子”这一自然类的一员。诚然，电子概念只有在一个特定的理论框架中才有意义，比如说在J.J.汤姆孙、卢瑟福、玻尔或海森堡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不能直接趋近一个电子，任何电子概念都必须由某个理论来加以刻画。但无论在汤姆孙理论和海森堡理论中的电子之间发生了多么剧烈的变化，只要二者具有同样的本质，我们就知道存在着一种超越这一剧变的指称连续性。不言而喻，上述全部讨论都是置于结构主义话语之中的，因为电子作为一种实体概念，完全是用结构术语来规定的，只要质量和电荷概念本身只能用关系和结构术语来定义：假如实体孤零零地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无其他质量存在，因而也不存在带有其他质量的引力关系，那么就不会有任何实体拥有质量；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电荷概念。深层问题是：当有关假设性实体的描述经历了根本变化时，是否还可能主张实体存在?对此问题的回答依赖于你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如果用结构术语来对实体进行概念化，就像下文要讨论的那样，那么答案就是“是”。在用非结构术语(如个体性或客体性)对实体进行概念化的情况下，答案肯定是“不”，就像库恩派几十年来所主张的那样。

约瑟夫·斯尼德(Joseph Sneed)和沃尔夫冈·斯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采纳了一条不同形式的结构主义进路。⑥在其非形式的集合论进路中，“结构”指称的是整个理论的结构，包括数学形式系统、模型、预期的应用和语用学，因而为经验内容留有足够余地。然而，这种以意义整体论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所支持的，不是科学实在论及其相关的连续式的科学发展观，而是库恩派的反实在论和断裂式的科学史观。对其他结构主义者来说，结构概念通常被缩小为数学结构，而且像本体结构实在论[ontic structural realism(OSR)]所建议的那样，可通过数据模型将经验内容偷运到结构知识之中，而这样的结构就是理论的数学结构所追求的目标。

OSR声称唯有结构存在。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它说的是实体概念必须用结构术语来进行再概念化处理，那么它就是对的。必须拒绝任何完全脱离关系和结构网络的个体式的实体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人类没有任何途径接近此类神秘的实体。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所有的实体都有其内在结构，它们本身都被嵌入各种各样的结构网络之中。正是这种结构网络中的嵌入性为人类认识它们提供了可能性。如果像回应对无关系项之关系的感知，同时坚守纯粹结构主义形而上学所遭遇的困难那样，上面那句话[即唯有结构存在]意味着实体不过是结构中的节点而已，那么它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也无法区分结构主义话语中的两种情况：一是存在着各种关系之间的事物(there are things between relations)，二是存在着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there are relations between things)。第一种情形指的是整体论的结构，其中关系项只是占位符，其存在和意义是由它们在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第二种情形说的是组分式的结构，其中结构的存在取决于其构成成分以及使这些成分组构在一起的方式。

应该注意，上述第二种情形仍然属于结构主义话语：一个结构的构成成分本身被嵌在各种结构关系中并有自己的结构。它们当然绝不能独自存在。另外，第二种情形还支持每个组分结构层次上的原子性(atomicity)概念。[据此]氢原子就是由一个电子和一个质子靠电磁力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结构；但电子和质子都不是由作为一种结构的氢原子构成的。然而，这种原子性与如下一般看法并不矛盾：对于共存的本体论范畴即结构与成分(或关系与关系项)，其中任何一个相对于另一个在本体论上的原初性都无法得到辩护，尽管在认知切入方面，结构关系绝对优先于关系项(成分)。

因此，根据结构术语对实体进行再概念化这一看法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它既可意指(物理)实体被消解于(数学)结构之中，也可以是说实体由其涉及的结构关系所构成。再概念化的消解观会遭遇非实体(包括FE)立场对理解科学革命无能为力的同样困难。注意：当实体(作为一种自然类)被说成是由它卷入其中的结构关系所构成时，这在概念上意味着我们通过知晓它所介入的结构关系来形成一个实体概念。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意味着一个实体在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上是由它卷入其中的结构关系所构成的。没有这些关系，根本就不会有任何实体存在。

在拉姆西语句版本的结构实在论中，“结构”指称的是可观察内容的结构。但是，为了使可观察内容具有恰当的结构，科学家需要FE作为其理论的核心。若不采用某种解释性的基本实体，如真空场或夸克和胶子，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家就根本无法制定其理论的经验内容(如卡西米尔效应或三射流现象)的结构。因此，结构实在论争论中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应该把FE(这在拉姆西语句公式中无疑是一个理论术语)看作一种组织可观察内容的方式呢，还是看成是真实世界中的存在?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FE作为一个自然类术语，必须指称可望在自然中发现的某类事物，而自然类本身则由存在于世界中的一些基本因素所构成并被个体化。如何为这种立场辩护，并进而根据FE来回答不可通约性论题是否有效的问题，正是下一节要讨论的主题。

三、SHASR——超越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

科学哲学中的结构主义，因其拒不承认实体的客观存在，而只承诺唯结构形而上学(structure-only metaphysics)，把科学知识限制在世界的形式而非内容上，所以不能对科学革命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使科学革命成了不过是从一个CF到另一个CF的彻底的(不可通约的)变化，每一个CF都承诺了一种特殊的FE并由它构成。不过，结构主义(以结构术语对实体进行)的再概念化论题(the reconceptualization thesis)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发。虽然结构主义的初衷是为了把物理实体化解为数学结构，但由此凸显出的实体与其结构特征之间的密切关系，则可用一种构造性的方式来解释，并支持如下主张：实体仅由其结构属性和结构关系构成(这是科学从认知上接近客观实在的唯一途径)，而如此构成的实体是客观存在的。依此解释，结构主义就可以将科学刻画为一个开放和积累的过程，而其中关于世界的客观知识，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就可获得了。

然而，结构主义话语中却缺乏CF概念，这就使它无法抓住科学知识的构成性的(constitutive)和建构性的(constructive)本质：所有结构知识都是在一个CF中获得的，这一事实完全被忽视了。这种对CF构成作用的忽视，正是结构主义无法正确理解科学革命的深层原因之一。

相反，当代科学哲学中(库恩派或非库恩派)的历史主义将科学知识刻画为必定在一个CF内构成和建构，从而能适用于解释科学的一些重要特征，诸如科学只有在一个CF中才有客观内容(内在实在论)、科学革命就是CF-转换之类。历史主义的困难在CF这一概念本身中有其深层的根源。构成性框架(CF)，按其原初的康德形式，或依各种新康德主义后裔的理解，其特点是封闭性：它规定可能性的空间，从而使所有产生于特定CF中的知识无法超越它，特别是不能与它相矛盾。知识和真理只有在特定的CF中才能得到定义(要么按先验的方式，要么依约定的方式)。对康德来说，CF这一概念是自我一致的，它根植于人性，即人类的心智能力。然而，一旦拒绝先验论，对所有新康德主义来说，就会出现如下难题：CF从何而来?如果它不是先天给定的，那么它是怎样的呢?它是任意的约定，还是别的什么?怎么可能有不同的CF呢?为什么有些CF是彼此不可通约的呢?

我们目前的概念处境是这样的：结构主义根据客观的结构知识，为获取客观知识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因其无视CF而无法容纳科学革命的历史事实；历史主义捕捉到了CF的全部涵义，但它无法理解CF的本质，特别是其起源和变化的原因。因此，关于科学，想要拥有既未超越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又要吸收它们各自洞见的一幅融贯图景，似乎是不可能的。

关键是要懂得，一个CF，无论它是先验的、约定的或别的什么，它本身是由一组预设构成的。其中有些预设本质上是形而上学的，即它们以根深蒂固的常识信念为基础；另一些预设则从成功的科学理论中获取其权威性。康德的先验论确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它随非欧几何和非牛顿的(以非客体为基础的)场论的兴起而于19世纪中叶崩溃的事实，却揭示了这种情况。先验论在新康德主义中的相对化，以及在当前流行的、由迈克尔·弗里德曼等人提倡和捍卫的新康德主义的后库恩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化，其驱动力都是来自那些构成CF的预设所发生的变化，特别是基础物理学中的深层变化，如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兴起。

如果所有的知识，无论是科学的知识还是常识的知识，都由特定的CF所构成的，那么构成一个CF的预设怎么可能发生变化呢?翻译成我们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概念，则可问：在一个CF中所构成的FE，怎么会变成另一个不同的FE，而它还会构成和刻画一个新的CF呢?当然，这种变化确实发生了，就像康德主义的崩溃和科学革命的历史事实所表明的那样。问题是如何将这种现象进行概念化。由此看来，有必要超越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

现在考虑科学在构成CF方面的作用，这已被康德主义的兴衰及20世纪和21世纪基础物理学的发展所证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广义相对论的兴起，这涉及时空的本质；量子理论的兴起，涉及什么东西存在和发生的概率本性；量子色动力学的兴起，涉及永久禁闭的实体之实在性；特别是量子引力的兴起，涉及实在最深的层次，它没有预先假设时空结构，却为具有时空结构的微观和宏观领域奠定了基础。这些对于理解CF的本质及其变化的根据和机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发展已清楚地表明，客观知识是在一个历史地构成的CF中，按结构方式建构起来的，结构知识的不断增长迟早会改变那种积累起来并确保CF构成的结构知识之构型(configuration)，最终导致新CF的涌现(emergence)。

受到这些重要发展的启发，我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的、具有历史构成性和建构性的科学实在论研究进路(a structuralist and historically constitutive and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scientific realism,SHASR)。⑦据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objectivity)与进步(progress)，就可用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构成性的和建构性的)术语来进行概念化处理。

这种方法的关键在于要理解怎么用一个CF中的结构性知识(structural knowledge)来建构(construct)一个FE，并在同一个CF中利用逐步增长的结构性知识来重构(reconstruct)一种新的FE。这一新的FE超越了既定的CF，也许还会与之相冲突，并刻画一个新CF的特征，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当然，如果CF像历史主义所假设的那样是封闭的，这就是不可能的。不过，上述CF的历史构成表明了科学与CF之间的辩证法，它使封闭性论题(the closeness thesis)难以成立。更有针对性地说，我们应该把CF看成是科学借以探索世界的中介，这是科学得以可能的先决条件。然而，作为中介，它对科学而言，则是借以观察实际上什么东西存在和发生的一扇窗户，而不是一幅窗帘。因此，它本身受制于这种探索，只要结果表明该窗户不适合观察已从这种探索中涌现出来的东西，即使这种不当性只有通过这扇窗户(CF)才能感觉到，它也必须使自己适应这种探索所创造出来的情境。科学史家熟悉刚才提到的情况，即反常的出现是催生新的科学理论和新的CF的助产士。

让我们先看建构的情况。就实体(FE是一特例)和结构相互构成而言，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实体的本质特征。实体作为一种因果致动者(causal agent)，被赋予了一组基本性质，这些性质决定了实体的律则行为(nomological behaviors)，从而使它嵌入各种因果层次结构(causal-hierarchical structures)之中。正因如此，各种不同实体的同一性，以及一种实体中每个成员的个体性，都是由一些相关的结构属性族所构成的。因此，当一些基本因素(构成性的结构特征)结合成一种存在时，一种基本实体就被建构起来了。同时，一个具体的实体可被看作一个节点，它由一些相互依赖的结构性特征的内核所构成，这些结构性特征构成实体的本质，而一组可互换的内在结构属性，则允许实体在保持其存在的同时，又改变它的一些特征。

更详细地说，当我们拥有一套经验上恰当的、性质分明的结构陈述时(这些陈述全都包含一个不可观察的实体，并描述其由科学发现的一些特征)，对实体(或FE)的客观建构所必需的给定集合的组织方式，其约束条件可表述如下。

如果在既定的集合中有一子集，以至于(i)该子集在此集合的构型(configuration)中是稳定的，而且在构型发生变化时具有再生性；(ii)子集在构型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核心)；(iii)子集描述了一些具体的物理特征，而这些特征可被解释为实体的固有属性，这些属性区别于那些处于构型边缘的陈述所描述的实体的偶然属性(依赖于语境的特征)；在这些实体的固有属性中，(iiia)有一些属性(如自旋)是各种物理实体共有的，(iiib)另一些属性(如分数电荷)却为特定实体(如夸克)所专有，因而它们可被看作那些特定实体的本质属性，并被用作刻画那些特定实体并使之区别于其他实体的一个识别性的参考系；(iv)子集的一些陈述描述了固有属性(特别是本质属性)的因果效力(causal efficacy)，而我们可将这些因果中有效的特征当作解释和预测的基础。因此，我们有理由：(1)声称存在着由结构性质和关系集合所构成的不可观察的实体；(2)认为不可观察的实体在本体论上无法与集合中全部陈述所描述的结构属性相分离，并为产生于这些性质(特别是动力学性质)的一般机制(基本的经验定律)提供理由；(3)进而还可认为，集合中的客观结构陈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不可观察实体的客观知识。

应该强调指出，按上述方式建构起来的实体，其客观性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构成性结构知识的客观性；另一个来自建构过程所具有的整体论特征，也就是说，构成物理实体的结构陈述集合有一个新的特征，而这一新的特征是集合中全部单个结构陈述所缺乏的。最重要的是，该集合有一个稳定的核心子集，它提供有关假设性实体特征定位的事实，因此可用作识别实体的参考系，使实体在指称上具有可识别性。实体作为有层次结构的集合构型整体特征的结晶，它是由相对于所涉陈述体现出来的(本质或非本质)功能和(核心或边缘)位置的特定配置所规定的。(除了在具体时空位置上结构化构型的一致存在以外)，相对于所有的变化，实体的构成是相当稳定的，除非有些变化改变了核心陈述的功能。

对于科学实在论来说，重要的是如此构成的FE作为一个自然类，在世界中必定有其指称物。在此，取得自然类成员资格的充分必要条件要多于结构陈述本身，但也涉及结构陈述集的整体特征或特殊配置。这不仅对于建构FE的指称—固定和客观性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对于理解重构FE进而理解新FE的涌现和科学革命，也是非常关键的，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

然而，还有一个关于通过结构知识的构成集对建构FE的非充分决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问题，它为约定性(conventionality)留有余地，从而破坏了建构FE的唯一性，甚或其实在性。看来这个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满足构成集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被看成是已建构成的FE的指称物。但这种满足关系，对于任何处于带有其他理论实体的界面上，以及科学家有兴趣研究的接近关系上的实体来说，并不会把任何约束条件强加于FE的内在因果组成或功能组织之上，而只是施加给其上向接近关系(upward accessible relations)，却绝不施加给其下向组合关系(downward compositions)。一个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自明之理是：一个实体的本质特征总是比任何对它的描述要丰富得多。理由极其简单：该实体的许多性质和关系也许并不为描述者或科学家所知。

因为没有经验结果的构成集对FE根本上的非充分决定性，在科学上是平淡无奇的，它可通过修改形而上学框架而得以确定，而那些经验结果彼此冲突的现象，也可通过千差万别的语境中进一步的研究来予以消解。因此，在哲学上唯一有趣的非充分决定性，就是那些带有兼容实体的情况。在此，我发现，生成固化(generative entrenchment,GE)这一观念颇有助益。根据威廉·维姆萨特(William Wimsatt)的观点⑧，在一个复杂系统中的实体，其GE是对该复杂系统已生成的结构或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实体在场或活动的一种测量。生成固化度(degree of GE)较高的实体，在该系统的演化变迁过程中更加保守。因此，GE是作为进化过程中强有力的建构性的发展—约束条件而发挥作用的。科学显然是一个进化着的高度复杂的系统，一个理论科学中的FE是具有最高生成固化度的系统(该理论描述的所有现象都依赖于此FE的在场和行为)，因此绝不可能用任何别的不改变整个理论描述和结构的东西来取代这一FE。我们无法最终确立[建构基本实体的]唯一性，但可通过以下方式来假设实践上的唯一性，即把越来越多的结构描述作为识别性特征，以确定或更恰当地构成FE的同一性。一个理论实体的唯一性和实在性，可以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以这种方式，在包含该实体的结构知识所达到的程度上确立或建构起来。如果GE的观念可被发展成一个强约束条件，以反对心灵哲学中的多重可实现性，而赞成心灵只是一种大脑现象的观念，那么就相当容易同意QCD[量子色动力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框架，只能用夸克和胶子来实现。也就是说，夸克和胶子的实在性几乎可由结构描述来唯一地予以确定。

GE的观念很容易从实体拓展到实体的构成要素，这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重构FE这一SHASR的关键之处，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资源。

现在来讨论[基本实体的]重构问题。由于任何直接通向不可观察的FE的门都是关闭的，所以任何关于FE的建构都不得不反复重构，这种重构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结构陈述集构型的变化，自然类(即FE)就是根据这些结构陈述构造而成的。随着结构知识(结构陈述)的增加，一些核心陈述和边缘陈述的重新配置，以及一些核心陈述(描述或不描述基本特征)功能的变化，构型的定义性特征也随之而变。其结果，要么是特定种类的识别性指称，要么是其内容，要么是其(形而上学的或非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也发生变化。亦即说，现在被构造和设想的东西，就是一种不同于原来的类了。完成这一构型重置(reconfiguration)的过程，乃是科学革命的本质；通过这种方式，理论家改变了他们的本体论承诺，从而改变了整个理论的本体论特征。

此外，虽然FE的结构性建构(structural construction)具有可靠性，却容易出错，但也易于修正。因此，要获取基本实体层次的客观知识，只能通过经验研究者、理论沉思者和形而上学诠释者之间反复磋商的历史过程来实现。我们研究FE的方法的这一特点，对科学史作实在论的概念化处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回顾一下原来的核心问题：当一系列理论发生根本变化时，声称基本实体具有指称连续性是合法的吗?例如，当对电子的描述从汤姆孙的理论变为卢瑟福、玻尔、海森堡和狄拉克的理论时，我们真的是在指称“同样的”电子吗?既然我们无法直接接近电子，许多历史学家也会认为电子概念只有在特定的理论语境中才有意义，当用完全不同的理论来描述电子时，电子的“同一性”就肯定无法得到辩护。

然而，从SHASR的视角看，可诉诸上述的构型重置概念来为实体的指称连续性作辩护。因此，在与新实体构成相联系的新构型中，从旧构型中沿袭下来的结构特征，在新语境中仍将保留其构成作用，就像上述拓展的GE概念所建议的那样，尽管它们(居于中心或边缘)的地位和(是否识别性特征定位的)功能也会发生变化。

指称连续性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均以构型重置为基础，这可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方式。首先，如果有一些识别—特征—定位性的结构陈述(identifying-features-placing structural statement)(例如，就电子而言，即指一个原子里最轻的质量和最小的电荷)在新的构型中得以保留，那么无论不同理论之间的概念革命发生多么剧烈的变化，如在汤姆孙理论和狄拉克理论之间发生的变化，仍有理由说物理学家们基本上谈论的是同样的电子。

其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特定研究领域里一个实体与其他实体结构知识的扩展和构型重置，导致该实体的本体论地位(原初的或派生的)发生了变化。以强相互作用为例，π介子在矢川(Yakawa)的理论中对强相互作用来说是基本动因，但后来在夸克模型和量子色动力学中却沦为副现象了。然而，地位的变化并未否认π介子的存在和同一性，因而也不能否认这种情况下的指称连续性。

最后，指称连续性也可以通过本体论综合(ontological thesis,OS)的机制来实现，这种方法不同于上述两种无需过多反思即可接受的方式，它只有依据我们研究实体的新思路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现在有结构陈述的两种独特构型，其中每一种构型都负责构成一类独特的实体，而且如果一个(或多个)来自每一种构型中核心子集的构成性结构陈述，其经验上恰当的组合在一组扩展或构型重置的结构陈述中构成了一个新的核心子集，那么按其本性，这一拥有新的核心子集的新构型便可成为构成一类新实体的动因，这就是本体论综合的情形。以下将会给出几个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构成FE(即建构自然类)的过程中的构型重置概念，已为理解科学发展(包括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时期)的丰富结构提供了理论资源。在科学史中，基础科学在演化过程中常常对其FE的构成性因素进行改组和重组。除了在理论变化过程中简单地抛弃或保留一些FE之外，构型重置这一概念还提供了一种机制，使之既可适应表面上的本体论不连续(一些新的FE取代旧的FE)，又能容纳我们关于世界上存在着什么东西的知识中深层次的连续性。这些连续性因素既构成旧的FE，也部分地构成新的FE，它们存在并贯穿于整个理论变化过程之中。

从SHASR角度看，更有趣的是：构型重置概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新的基础理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一般来说，为新的FE涌现奠定基础的构型重置概念，本质上是本体论综合(OS)的一个广义版本。“广义”的意思是说，被综合的并不一定是那些已参与构成FE的因素，而是包括这样一些构成性因素：它们虽然尚未构成任何一种FE，但从一开始就被牢固地确立起来了，就像前面提示的那样。

一种新的FE通过本体论综合涌现出来，这应被理解为一个认知过程(epistemic process)，据此，实在的另一方面或另一(也许更深的)层次就被揭示出来了。例如，就像我们在别处讨论过的那样⑨，对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本体论基础的修改，就可被看成是在尝试进行本体论综合，以使两种结构特征——一种(普遍耦合)对于引力是构成性的，另一种(剧烈波动)对于量子实体是构成性的——的结合可被一致地用来构成一种新的FE，即量子引力场，它是剧烈波动的，但也普遍地与所有物理实体耦合在一起。在此，必须认真看待先前理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所施加的基本约束条件，因为这些条件已对我们通过先前理论获得的全部知识做了编码，从而也为我们提供了打算用后继理论[量子引力场论]来描述的不可观察物的唯一认知途径。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夸克和胶子(量子色动力学的基本实体)的涌现，它们来自先前模型(部分子模型和组分夸克模型)所施加的对结构约束条件(即标度律和颜色概念)的综合。

对于有别于上述认知涌现(epistemic emergence)并与之密切相关的本体论涌现(ontological emergence)来说，必须按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我们可以量子引力为例来说明这个微妙的要点。量子实体在认知上是从特定量子约束条件下的经典实体中涌现出来的(即作为某种本体论综合的结果)，而该经典实体不能是其行为仅仅在不同能量尺度上有别的同一实体。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一点，那么只要不适于对经典自由度进行量子化(例如在引力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放弃这种积极尝试。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采取一种量子实在论的立场，而从某种本质上已然是量子的东西开始。因此，困难的问题是：量子实体究竟是什么?为了恢复经典引力(这是上述先前理论所施加的一个硬约束条件)，量子就必须与重力共享一个特征，即它能够普遍地与各种物理自由度相耦合，其中还包括自耦合，尽管这不是实体本身的一个度量类或连接类，我们称之为量子引力场。

当然，恢复经典界限，作为建构量子引力的一致性检测，诸如从同一基本场的动力学过程中恢复几何学和物质自由度，这种(例如)由几何发生学(geometrogenesis)进路(量子引力中流行的模型之一)所建议的方法，就是本体论涌现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恢复或本体论涌现，必须通过相变链来实现，而这些相变链则是由量子引力理论所描述的量子系统内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就是说，作为异构涌现(heterogenerous emergence)的结果，它们在性质上是新颖的，而不同于量子引力王国中所发生的事情。应该强调指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异构涌现，从简单的粗粒化到集体激发，再到类似于其中从夸克和胶子中涌现出强子的更为复杂的过程。

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子就是所谓的双重狭义相对性[double special relativity(DSR)]的情况。除以传统方式(即消除量子效应或使普朗克常数h趋于零)来恢复经典限制以外，还有另一种可被称为狭义限制，达到这种限制的方法是消除引力效应或使引力常数G趋于零。其结果应该就是在闵可夫斯基时空背景上所定义的传统量子场论。但在量子引力的情况下，限制过程中的涌现所具有的异构性，则可依如下所示的出人意料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如果在使h和G趋于零的过程中，保持G对h的比率G/h不变，例如使之等于普朗克质量的平方，那么除了普通的狭义相对性以外，我们还会得到一个变形的或双重的狭义相对性或DSR。除了传统上预测了黑洞现象学、大爆炸物理学，以及根据脉冲双星观察所提出的引力波之外，双重狭义相对性概念还提出了另一个可证伪的预测，即光速的能量依赖性。一旦这种新颖预测的观察检验被确证了，它就会为量子引力的相关模型提供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经验支持；反之，如果它被证伪了，则会让提供这一预测的模型名誉扫地。⑩

应该强调指出，SHASR方案在超越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同时，在根本上既不同于传统的科学实在论，也不同于迈克尔·弗里德曼所提倡的历史化或库恩化的新康德主义形态(the historicized or Kuhnianized version of neo-Kantianism,HNK)。SHASR方案与传统科学实在论的区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不可观察的实体观(包括FE)，以及客观性概念。在传统的实在论中，FE的固有本质或本体论的内容，通常是以非结构术语(如个体和本质)来构想的，SHASR方案则认为它们完全由实体所具有的结构性质和结构关系构成，而且还是以整体论的方式构成的，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当结构术语是由传统实在论者构想实体的方式所激发时，该实体就被设想为先在的、固定的自然类中的一员，但对SHASR方案来说，自然类不是先在的和固定的，而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可修改的，而且还会反复经受重建过程。

对传统实在论来说，客观性的本体论基础在于存在着独立于人类活动的客观世界，而知识的客观性则只能被定义为与这一客观实在相符合。但对于SHASR方案而言，客观性概念无法与人类活动相分离，因为这种分离只是一种幻想。相反，客观性被看成是自然对人类任意建构活动的抵抗，SHASR方案认为这是客观性唯一的本体论基础。以量子色动力学为例(11)，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设想强子的构成成分。按照一条概念线索，首先通过一组特定的结构知识，把强子构想为部分子，然后把部分子看作夸克和胶子。通过引进由进入“流夸克”图的颜色所施加的结构限制，强子在此被重新构想为着色的夸克和胶子，这种看法得到了自然的认可，并为高能物理共同体所接受。沿着另一条思路，强子的构成成分被看成是整体赋予的，但这却没有得到自然的首肯，因而被[高能物理]共同体遗忘了。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根据结构关系所建构的结果，但的确有一些而非另一些概念和建构的客观性是由自然赞成与否的反应来作担保的。

[SHASR]与HNK的根本区别，最好是通过关注它们对待W(N)[本体世界]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态度来加以把握。作为一种库恩化的康德主义，HNK也遗留了库恩派历史主义的全部缺点，即历史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而这主要是因为它跟后者一样，看不见W(N)在知识生产规范中的积极作用。客观知识是可能的，只要它是在一个构成性框架(CF)之内建构起来的，因而只有在该CF内才有意义。诚然，CF不是一个先验的框架，而不得不被历史化。但是，它仍植根于人的心智能力之中，而不可能采取别的方式，因而它与W(N)是绝对无法分开的。科学的进步和合理性之所以能得以实现，是因为科学不受康德主义者坚持的先验理性所制约，而是取决于一种具有哈贝马斯式风格的主体间共识。在此，W(N)是完全无关的。当然，拥护“启蒙运动的合理性和规范性”(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and normativity)(12)，这是值得称道的意图；不过，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实在论都过时了(当然，实在论绝不是其目的)，而导致主体间共识发生变化的原因却变得有点神秘，并继续遭遇库恩派历史主义的困境。

相反，根据SHASR，W(N)是科学知识真理性的终极裁判。它在这方面以前面所说的反应和抵抗来发挥作用，这就为科学的客观性奠定了本体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一个CF与W(N)的相互作用会引起W(P)的表现，而各种科学知识就在其中被建构起来，因而这个CF就必须使自己适应[W(N)的]抵抗出现时所创造的历史处境。也就是说，CF是多孔式封闭的，而不是完全封闭的。W(N)以曲折的方式对CF施加影响。这种CF与W(N)之间的辩证法才是CF产生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它引导科学发展，并使科学的进步和合理性更易得到理解。

综上所述，SHASR是一种关于W(N)的实在论，而不是关于孤立的不可观察的实体、性质和机制的实在论。根据SHASR，科学产生并扩展我们关于本体世界的知识，而本体世界的丰富性和层级式的类一结构的各个方面及各个层次都是历史地、循序渐进地被科学捕获的。科学这样做所依靠的，一方面是构成性框架与经验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构成性框架与本体世界的相互作用。这些伴有文化(包括形而上学构架)的相互作用会导致一幅世界图景或世界观，它为人类行动奠定基础，指导人类行动，而且易于随着人类行动所创造的千变万化的情境而发生变化。

四、结论性的评论

通过采纳在W(N)(依各种反应方式)发挥制约和范导作用下，对FE(因此还有CF)进行重构(reconstitution)这一概念，SHASR方案能够应对库恩主义引起的挑战，成功地拒绝其历史相对主义和反实在论立场。构成(constitution)和重构(reconstitution)是形而上学的范畴，虽然它们也具有认识论的含义，而且也会在认知上表现为建构(construction)和重建(reconstruction)。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重构可被看成是涌现的哲学基础，它把从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过渡描绘为由旧事物的内部动力学(internal dynamics)引起的结果。

涌现无处不在。在人类的认知领域，我们看见科学从常识中涌现出来；在科学内部，我们看见新的CF从旧的CF涌现出来，这就是彻底的概念变化或科学革命。根据库恩的观点，世界也变了：一个新的世界从旧的世界中涌现出来，科学革命前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的确如此，但这里的世界指的是W(P)[现象世界]，它与CF密切相关，甚至协同扩展，而不是指W(N)[本体世界]，而W(N)对库恩来说，却是无法形容、难以描述、不可言说的。

W(N)会发生变化吗?涌现与W(N)的相关性是什么?对所有的康德主义者和新康德主义者(包括库恩和弗里德曼)来说，这些都是难以理解和不合法的问题。从SHASR的视角看，涌现与W(N)的相关性可概括如下。

第一，本体世界的存在会在现象世界中表现出来，而现象世界作为人类与本体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与本体世界无法分割，因而使得人类可以接近本体世界。

第二，本体世界无限丰富。其丰富性体现在层出不穷的新的现象世界中，而其丰富的类结构(kind-structure)被不断涌现的新的构成性框架逐步揭示出来。

第三，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实在论是关于本体世界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一个版本，而科学的历史发展其实就是对这种生动活泼的实在论方案的持续不断的追求。

注释：

①文中方括号里的文字是译者的补充说明，以下类似情况不再加注。——译者

②T.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Second enlarged e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③H.Poincaré,la science et l'hypothese,Paris:Flammarion,1902.

④M.Schlick,General Theory of Knowledge,translated by A.E.Blumberg and H.Feigl,New York:Springer-Verlag,1918.

⑤B.Russell,The Analysis of Matter,London:Kegan Paul,1927.

⑥J.D.Sneed,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Mathematical Physics,Dordrecht:Reidel,1971; W.Stegmuller,The Structuralist View of Theories,New York:Springer-Verlag,1979.

⑦2016年8月23日，曹天予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就此文内容作学术报告，译者在评论时根据SHASR的读音，建议称之为“潇洒纲领”，曹教授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命名。

⑧W.C.Wimsatt,Evolution,Entrenchnebt,and Innateness,in Reductio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edited by T.Brown and L.Smith,Mahwah,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3.

⑨T.Y.Cao,Prerequisites for a Consistent Framework of Quantum Gravity,in Th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Modern Physics,Vol.32,No.2,2001,pp.181-204; T.Y.Cao,Structural Realism and Quantum Gravity,in Structural Foundation of Quantum Gravity,edited by Dean Rickles,Steven French,and Juha Saats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⑩T.Y.Cao,Conceptual Issues in Quantum Gravity,an invited 50 minute talk delivered(on August 11,2007) at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August 9-15,2007,Beijing, China:unpublished.

(11)T.Y.Cao,From Current Algebra to Quantum Chromodynamics:A Case for Structure Re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2)M.Friedman,Extending the Dynamics of Reason,Erkenntnis,Vol.75,2011,pp.431-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