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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康德”能否破解后现代相对主义迷局——从“分道而行”到“综合史观”
【摘要】如何救治库恩式相对主义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当代哲学难题。新（或后）康德主义者M.弗里德曼将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修订为“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提出了一个由“元范式”、范式和经验规律所构成的“理性动力学”，倡导科学与哲学并行的“综合史观”。通过对康德传统及其当代演化的梳理，可以论证如下观点：其一，后现代相对主义病根在于“拒斥形而上学”；其二，强调科学与哲学的“并行”或“互补”将是我们从相对主义迷局中拯救哲学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理性动力学康德哲学 科学哲学（史） 相对主义 【作者】安维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引 言 对理性的定义可谓歧路丛生，但理性所指涉的无疑是人类思想本身，因而每当人类思想面临难题及变迁时都拿理性说事。对理性的评说或重建往往标志着人类思想的自觉，也是人类面对重大实践问题的前提性审读，从古希腊到后现代都是如此。 “理性之死”几乎成为后现代各种思潮的共同宣言，然而后现代主义并没有兑现通过“消解”现代主义或理性主义所获得的“解放”，反而带来了普遍观念与地方性知识难以取舍的相对主义迷局，使我们陷入一个思想霸权横行、各种旷世恶行均可以在“地方性知识”等后现代旗号下得到合理辩护的世界。更有甚者，某些“学术左派”甚至不惜在量子力学等科学常识问题上也做出了像“索卡尔事件”那样的学术丑闻并引发了一场所谓的“科学大战”。这说明后现代主义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等重大理性问题上已经陷入了值得反思的严重境地。以本文观之，后现代主义的缺陷并不仅仅在于它（们）的相对主义，而且在于因“拒斥形而上学”而破坏了科学与哲学在理性结构中的思想平衡，强调“地方知识”的同时又贬抑普遍观念的地位和作用，背离了康德等思想大师强调科学与哲学同构等理性原则留给后世哲学的精神遗产。 于是，重新思考理性问题就成为反思后现代思想的逻辑起点。“理性动力学”（dynamics of reason）是新生代的新康德主义者M.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在其同名著作及相关论述中提出的一种观念，其试图将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修改为“相对化的先验原则”（relativized a prior），并从中开发出“理性动力学”（dynamicsof reason）和“综合史观”（Synthetic history），倡导实证知识与普遍观念、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哲学愿景，用以克服“拒斥形而上学”的分析传统与贬抑科学知识的“生存论哲学”之间的“分道而行”，因而在分析哲学、批判理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以及哲学史等相关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按照康德及弗里德曼的学术逻辑和思想风格，本文主要讨论如下几个命题（也就是本文中的小标题）：“能动的相对化先验原则”何以可能？该原则所依仗的理性的“动力系统”何以可能？该系统所依仗的“综合史观”（synthetic history）何以可能？
一、“能动的相对化先验原则”何以可能 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成为现当代思想家们每当陷入思想困惑或寻求理论突破时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所依仗的欧几里得时空构架及牛顿力学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如何修正“先验综合判断”就成为康德传统必须解决的问题。M.弗里德曼提出用“相对化的先验原则”来补正“先天综合判断”，以应对爱因斯坦等人的“物理学革命”对康德哲学带来的哲学挑战。但问题是必须对这种补正进行论证。我们将这个问题分解为如下三个逻辑相关的论题分别加以探讨。 （一）如何理解“先验综合判断” 如何理解及评价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命题，见仁见智。传统观点一般从语言-逻辑的层面来理解“先验综合判断”，即认为先验判断是逻辑性的，其本身并不增加知识；而综合判断则属于经验科学，因而能够增加人类的知识，正如康德本人所说，“前者可以称之为分析判断，后者可以称之为综合判断”。这说明，传统观点以及康德本人都是从语言-逻辑结构方面来理解“先验综合判断”的，这种理解凸显了“先验综合判断”具有普适性的思想价值。 M.弗里德曼的“理性动力学”放弃了从语言-逻辑层面而转向从科学与哲学的双层视野来思考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的理论根源及其思想性质，追问“先验综合判断”所蕴含的真实思想标底。其实，“康德将超越性的考察定义为两个问题：‘纯粹数学是如何可能的’以及‘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第一个问题关涉到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几何学被看作是牛顿物理学中的物理空间的几何学），第二个问题关涉到牛顿力学的基本规律如质量守恒、动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等可能性”。这就是说，康德哲学不过是用哲学语言写成的欧式几何学和牛顿力学，或者说是欧氏几何学和牛顿力学的哲学化。所谓的“先天判断”所表征的也就是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时空构架；所谓的“综合判断”所表征的就是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依据几何学者物理学者所立之例证，使玄学完全革命化，以改变玄学中以往所通行之进行程序，此种企图实为此批判纯粹思辨的理性之主要目的。” 与语言-逻辑的解读相比，弗里德曼的解读至少有两个优点：其一，这种解读剥离了“先验综合判断”的普世性神话，坦露了“先验综合判断”与当时科学成就（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之间的思想关联。换言之，“先验综合判断”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而仅仅是近世科学的哲学表述。其二，既然“先验综合判断”仅仅是近世科学的哲学表述，那么它必然随近世科学的兴废而存亡：其先验判断将随欧几里得几何的存废而存废，其综合判断随牛顿力学的兴亡而兴亡。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康德“先验综合判断”的经验教训：其经验在于从科学的最新成果中阐发哲学观念，其教训在于不能把某种科学观念当成恒久的哲学根基。 （二）“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何以可能 如果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没有受到挑战，那么“先验综合判断”或许可能将长治久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一场“物理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作为康德“先验综合判断”科学知识基础的欧几里得几何时空观遭到了非欧几何时空观的挑战，牛顿力学科学体系也受到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挑战。 弗里德曼之所以提出“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其目的就在于调整（而不是放弃）“先验综合判断”使其适应从欧式几何向非欧几何的嬗变、从牛顿力学向相对论的嬗变。既然康德的“先验判断”所表征的欧式几何时空观也是可以改变的，那么“先验判断”所断定的那些不变的范畴肯定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有鉴于此，弗里德曼将“先验判断”修改为“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dynamical or relativized a priori principles），又称之为“相对的但却是构成性的先验判断”（Relativized yet still constitutive a priori）。弗里德曼认为： 相对的但却是构成性的先验判断，正是我致力于修正康德科学哲学观念的核心思想。这个观念是这样的，数学化的物理学诸如牛顿的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发达的理论形态，应该被看作是由两个不对称的功能构成的：一个是经验性的部分，包括万有引力定律，麦克斯韦电磁方程，或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另一个是构成性的先验判断，诸如在定义理论时所用的各种数学原则（诸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明柯维斯基时空几何学以及黎曼几何学理论）……我们所说的先验原则（不论是数学的还是物理学的）都随着经验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而改变和发展以回应经验上的新发展。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弗里德曼对“先验判断”进行了新的解读：“先验判断”应有两层内涵：其一是指经验材料必须经过范畴的整理才能成为科学知识；其二是指整理经验材料的范畴是恒久的。前者可以称之为“构成性的先验判断”，后者可以称之为“超验性的先验判断”。弗里德曼提出的“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其实就是肯定了“构成性的先验判断”，而否定了“超验性的先验判断”；这种构成性的先验判断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让我们记住，在从一个观念框架转向另一个观念框架的科学革命过程中，尽管构成性原则（constitutive principles）发生了激烈的转变，但依然存在某些可延续性的要素（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onvergence）。狭义相对论力学在光速趋近有限时就接近于经典力学，可变的弯曲黎曼几何当区域无限小时就趋近于欧式几何。” 所谓“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得以可能，有两个支撑点：其一，用于整合经验材料的构成性原则是可以改变的，因而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其二，不同的构成性原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如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等。 （三）“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对“先验综合判断”的修订是否正当 既然康德“先验综合判断”赖以生存的欧式几何及其牛顿力学在科学革命中被“证伪”，既然弗里德曼的“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顺应了从欧氏几何及其时空框架向非欧几何及其时空框架的嬗变，那么弗里德曼的“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能否取代或优于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 对“先验综合判断”与“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进行一番比较将是有意义的。但如何比较将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公正地对待双方（依据布鲁尔“强纲领”中的对称原则），我们可以就基本定义、科学内涵、哲学基础等方面加以比较。 从基本定义看，康德是从主谓词的关系抑或从语言和逻辑的视野来界定“先验综合判断”的，按理说他在逻辑上应包含基本范畴的演化及其兴替；不过，受条件所限，康德在理解观念的变迁及其机制问题上确实着力不多，易于造成先验绝对主义的错觉。弗里德曼所说的“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强调了时空框架的可变性以及变化前后的时空框架具有可沟通性，但并没有在语言-逻辑的高度加以阐述，甚至也没有给出一个可分析的定义。比较而言，显然这两个命题属于两个层次的思考：前者主要是语言-逻辑层面的；后者是经验描述方面的。但从结构层次的角度看，主谓词的界定要高于具体基本范畴如观念/知识（及其变革）的界定，因为任何范畴都是由主谓词来界定的。但M.弗里德曼的“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能够对当代科学进展及其哲学表征做出较为恰当的说明，因而应有一定的作用空间，我们不妨可以把弗里德曼的“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看作是康德“先验综合判断”在当代科学-哲学语境中的一种思想变体。 从科学内涵看，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是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密切相关的，但如何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大有厘头。仅以先验判断为例，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几种情况：如果把先验判断类比于欧氏几何的具体命题，那么先验判断必然取决于这些命题的真伪；但如果先验判断所依存的是欧几里得几何学所依仗的公理化方法特别是其中的逻辑语言特征，那么先验判断将无关乎欧氏几何具体命题的真伪。比较而言，弗里德曼的“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也有两种情况：其一，仅在具体科学知识层面，弗里德曼的“能动的先验原则”比康德的“先验判断”有更大的思想包容性；其二，仅就公理化方法及其逻辑语言特征而言，“能动的先验原则”并没有超出康德的“先验判断”。总体观之，弗里德曼命题在科学意义上不必、也不应看作是对康德先天之科学意义的超越，而可以看作是对先验在科学进步情景下的一种更细致的考究。 从哲学依据看，康德的先验判断在思想理念上是一种强调观念建构意义的绝对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某些最重要的语言构架及其逻辑关系特别是某些基本范畴如时空框架（公理化系统）等是不可变易的；其二，观念与观念、观念与经验、经验（包括观念）与世界之间的契合，一旦被确立后也是基本不变的，这或许是近代科学特别是牛顿力学所提供的机械世界图景的基本特征。如前所述，弗里德曼将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区分强调超越经验材料的必然性判断和强调整合经验材料的构成性判断，弗里德曼放弃前者而保留后者，即强调经验建构性的先验判断。这就是说，弗里德曼在哲学本质上是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但若讲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康德可被看成鼻祖，“康德是建构论的先驱”（I. Hacking, 1999）。这就是说，如果弗里德曼从建构主义的哲学维度来理解范畴对经验材料的整合，依然没有超出康德的哲学布局。 基于基本定义、科学意义和哲学依据等三个方面的考察，我们以为，康德在具体知识问题上的绝对主义态度肯定是不值得的，但在语言-逻辑层面的决定论理解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弗里德曼在具体知识层面上强调相对性肯定有意义，但如果在先验原则上奉行相对主义则行不通。因此，弗里德曼的“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不可理解为取代了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而可以理解为康德“先验综合判断”在当代科学-哲学进展下的一种思想延伸，是试图按照康德的哲学传统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逻辑经验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进行一种新的整合。 简言之，“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只是发挥了康德“先验综合判断”中的“构成性原则”，但这就存在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理性究竟是如何构成的？
二、理性“动力系统”何以可能
哲学是一种追溯根由的思想活动。既然“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只是“先验综合判断”对当代科学-哲学的一种重新调整，那么这种调整必涉及对理性本身的理解，借此弗里德曼提出了他的“理性动力学”，以此来担保“能动的相对化的先验原则”的合理性。下文将围绕此系统讨论三个必要的论题。 （一）该系统较之康德的理性假说是否有新意 康德所理解的理性系统有一个双层结构：其上层是先验判断，其底层是综合判断，这种双层的理性结构集柏拉图以来的思想精华和历代思想大师的历练与精进，在理论框架上基本承受住了最苛刻的思想家的挑剔，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波兰尼的“默会知识”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等最具有挑战性的思想劳作不仅没有撼动这种双层的理性结构，反而从不同角度多次论证了这种双层理性结构的（基本）合理性。 为了论证“能动的先验原则”，弗里德曼在《理性动力学》一书及其相关著述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理性学说，称之为“理性动力学”或“知识系统”。该系统是由三个部件构成的： 在这个知识系统的底部，就是一般所说的经验自然科学的观念和原则：自然界的经验规律，如牛顿的引力规律或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这些经验规律都得经得起严格的经验检验。处于第二层次就是规定基本时空框架的构成性先验原则，这些构架都是经由严格的定义且经得起第一层次的经验检验而后才成为可能。这些相对化的先验原则就构成了库恩所说的范式：相对稳定的游戏规则，使得常规科学的解题活动成为可能——包括诸如一般经验规律的严格定义和经验验证。在深层次的观念革命时期，这些构成性的先验原则也服从变化，其变化的压力来自新的经验发现特别是反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第二层次的构成性原则就像第一层次的经验科学一样。相反，基于这种假设，某种取得某种广泛共识的背景框架必然在观念革命中迷失。在这里就存在着第三层次，哲学的元范式（philosophical meta-paradigms）或元框架（meta-frameworks），就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这种“元范式”或“元框架”引导着并规制着范式或观念框架的改变。正是这种哲学的元框架保证[理性]在经历了科学革命时依然能够存续并发展，更具体地说就是，这些哲学的元框架为各种不可通约的科学范式之间的相互沟通（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沟通理性）提供了基础。 与康德的双层理性结构相比，弗里德曼的三层理性动力系统的实质是将康德的先验判断又分解为元范式和范式两个层次，这样就可以同时解决理性的贯通性与科学革命的二难推理，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克服或包容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所造成的唯科学主义、库恩范式不可比命题所蕴含的相对主义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哲学理想，因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意见毕竟不是真理，我们还需要追问，弗里德曼的这种三层的理性动力系统是否经得起推敲？ （二）该系统能否经得起科学-哲学的双重查验 对理性（结构）的理解不仅应经得起科学的查验，而且还要经得起哲学的查验。 弗里德曼的理性动力系统在科学上是牢靠的吗？从科学（史）角度看，若以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展过程验之，“结论是，我们的时空、运动等数理理论都遵循这样一种普遍图景。所要考察的每种理论（牛顿力学，狭义和广义相对论）都由三个不对称的功能部件所组成：数学部件，力学部件和一个适当的物理学的或经验的部件”。这就是说，M.弗里德曼所说的“理性动力学”可以得到来自科学事实的验证，而且这种验证并不悖于康德的哲学原则。舒阿利兹（Mauricio Su醨ez）就曾经指出：“作为当代最前沿的科学哲学家，弗里德曼在他的《理性动力学》一书中开发出了一种理解科学历史发展的新方式，可以称之为‘发展的康德主义’（developmental Kantianism），这种观点把科学的发展看作是由经验知识的‘后验’和整合经验材料的‘先验’两种元素构成的过程。” 弗里德曼的理性动力系统在哲学上牢靠吗？从哲学（史）角度看，自古希腊的柏拉图起，理性就被置于观念和经验之间，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或等级说传至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经过理性怀疑主义和经验论的分歧与重组，康德将理性置于先天判断与综合判断之间，分析哲学则将之改写为“元语言”和“对象语言”（包括“理论命题”与“事实命题”），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对应规则”（亨普尔）。而科学史家T.库恩则用“范式”来统摄科学理性所蕴含的双层甚或多重结构，但却留下了“范式”不可通约性难题；社会批判理论家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试图在不同的社会共同体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但却深陷“知识与旨趣”的纠缠之中。M.弗里德曼所设计的这个“理性动力系统”既包含经验（主义）元素，也包括统摄各种具体经验科学理论的时空框架，还有在各种时空框架或“世界观”间进行沟通的“元框架”。显然，这种思考囊括了哲学史上相关重要思想情愫，特别是康德哲学、科学哲学乃至于人文思想的重要探索。大多数学者都看到了弗里德曼的理性动力学在科学基础与哲学观念两个方面的合理意义。 较之康德的双层模式，逻辑经验主义的单层模式（取消了出于知识顶层的形而上学）和库恩的“范式”或多元模式，弗里德曼的这个“理性动力学”的新异之处就在于，借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范畴提出了“元范式”来克服库恩的范式具有不可比性命题所蕴含的相对主义，具有一定的思想合理性。但问题是，这种“元范式”或“哲学元范式”能否担保“能动的先验原则”？ （三）该系统能否担保“能动的先验原则” 弗里德曼之所以设计了三层的“理性动力系统”是为了担保“能动的先验原则”，而该系统最为要害的部件是它的“元范式”，而“能动的先验原则”最为关心的就是不同“范式”之间的沟通问题，因此，“理性动力系统”担保“能动的先验原则”问题就转换为“元范式”能否担保不同“范式”之间的沟通的问题。 按照康德的看法，几何时空框架属于先验判断，是整理感性经验材料的恒定性基本范畴，因而具有不可变易性。但在库恩看来，作为先验判断的几何时空框架也会发生革命性变革，而且革命前后的几何时空框架是不可通约的，或不可翻译的。问题是，如果革命前后的时空框架无法对话，那么理性就将分崩离析，理性将不成其为理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M.弗里德曼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提出了“哲学元框架”来沟通不同的几何时空框架。“我将借助于J.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观念来保护科学的普遍理性。” “元范式”能否克服“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难题？弗里德曼提出如下论证： 第一，弗里德曼把“范式”及其兴替看作是“范式”本身的升级改造，“两个前后相继的观念框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递归（retrospective）关系……沿着这条思路，新的构成性框架就是一种对旧的框架的精致的改进或转换”。我们将之称为“递归论”。 第二，弗里德曼把旧“范式”看作是新“范式”的一个特例。“新的可能性的框架应该被看作是旧的可能性框架的拓展，因而新的构成性框架包含了旧有的框架作为一个特例。……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黎曼几何理论就把欧几里得几何学看作是它的一个特例。”我们称之为“特例论”。 第三，弗里德曼把“范式”及其兴替看作是理性发展的不同环节，因而“在科学革命中前后相继的两个观念框架更像某种日常语言或文化传统内部的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是使用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我们将之称为“环节论”。 据此，M.弗里德曼对“元范式”提供了两点说明：“范式间的连续是存在的。第一，从科学发展的内部看，我们看到早期的构成性框架总是作为特例，以某种精确限定的特殊条件，近似地保持在后续框架中。第二，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也看到，后续范式确实有些不可比较或不可转译的重要方面，但后续范式的观念和原则依然是通过一系列的自然转化从早期的范式演进而来。” 表面看来，上述三个证据可以有效地支撑“范式”之间存在着思想关联，可以证伪库恩的不可比性命题，但是仔细考察便不难发现，“递归论”主要是惠威尔提出的，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主义主张；“特例论”的首创者不易查找，但就相信存在一种理想的“原型”或“构型”而论，这种思想与柏拉图主义脱不了干系；至于“环节论”，无论怎么说都暗合黑格尔主义而不是康德主义。 这就是说，弗里德曼声称要用康德的哲学传统（再加上哈贝马斯的思想）来解决库恩的相对主义，但他使用的具体方略却分别来自惠威尔的经验主义、柏拉图主义和黑格尔主义。 我们非常赞赏弗里德曼的判断，“在新旧构成性框架之间存在着一条可沟通的理性路径（rational route）”用以在两个不可比的“范式”之间进行沟通。 应该说，弗里德曼有感于“范式”的三种关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元范式”的基本主张，使得“能动的先验原则”成为可能。但是，这种“元范式”及其所支撑的“理性动力系统”属于哲学的大杂烩，并无统一的思想纲领，因而其自身的牢靠性有待进一步的论证。
三、“综合史观”何以可能
弗里德曼设计“理性动力系统”是为了担保“能动的先验原则”，但“理性动力系统”本身却并不牢靠。问题何在？弗里德曼认为问题出在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上。 为了弥补“元范式”的思想漏洞，弗里德曼又提出了“综合史观”（synthetic history）的理论。我们依然将其分解为三个议题加以讨论。 （一）“综合史观”意欲何为 既然“理性动力系统”存在漏洞，那就需要在更深的根基上进行合理重建。比理性的理解更为深层的根基则是对哲学本身的理解，而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可能取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重新解读。 弗里德曼观察到，“哲学反思在科学革命中的观念框架的激烈转变之中发挥着特别的和显著的作用”。对此，学界多有共识，狄塞乐（Robert DiSalle）在《重新考虑康德、弗里德曼和逻辑经验主义及其精确科学》（ReconsideringKant, Friedman, Logical Positivism, and the Exact Sciences）一文中就指出：“牛顿和爱因斯坦在科学革命的重大关头都曾经诉诸哲学观念。”不仅如此，弗里德曼进一步指出：“我的主题就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思想史中一直是相互关联的。科学与哲学共同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前3世纪的古希腊，在晚期中世纪、文艺复兴和13—17世纪的早期近代得以繁荣，推动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诞生直到今天。” 所谓的“综合史观”，“我的想法是，用一个平行的、相关的科学哲学的同时发展的历史来补充库恩的科学编史学。为了充分地理解科学知识的辩证法，我认为，我们需要用常规科学、科学革命和哲学构建三层结构来取代库恩的常规科学革命的二层结构，这里的哲学构建就是所谓的元范式或元框架，它能够导致或维系某个新科学范式的科学革命”。 弗里德曼终于看清楚“理性动力学”中的“元范式”不是别的，就是任何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所信奉的哲学观念：任何一种哲学观念也都有它的科学知识基础。例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与他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数理科学与他的理性怀疑主义，牛顿力学与他的原子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罗素和怀特海的数论与他们的逻辑原子主义。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总有它的哲学信念，而任何一种哲学信念也都有它的科学基础。 有鉴于此，弗里德曼在《综合史观的沉思》（Synthetic history considered）一文中给出了我们处理科学和哲学之间关系问题的准则：“其一，科学史研究应特别关注哲学史，其二，哲学史研究应特别关注与之相关的科学史的重要性。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这种考量的动机在于，如果不认真考虑科学和哲学在思想史中的相互作用，就不可能有正当的哲学理解，也不可能有正当的科学史理解。按照印第安纳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学科奠基人N.罗素（Norwood Russell）的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史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相比较而言，这种综合史观的名言，也就是最近刚刚兴起的科学哲学史（HOPOS）的基本精神，没有科学史的哲学史，或既没有科学史也没有哲学史的科学哲学，都是不可能的。” 当然，“综合史观”能否成立，还在于它的解题能力：它能否破解当代的思想迷局？ （二）“综合史观”能否洞悉库恩式相对主义的原罪 为什么像库恩那样的思想大师也不能免于相对主义的思想迷局？或者如何找到当代思想陷入相对主义的理论原罪？ 奥迪（RobertAudi）在其所编著的《剑桥哲学辞典》（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philosophy）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认为科学中的观察和方法具有相当的理论依赖性，拥有不同的理论前提或范式的科学家相当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这种研究的倡导者通常怀有相对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 库恩迷失于相对主义也许并不在于技术层面的“失实”，而在于他的编史学（historiography）。基于“综合史观”，弗里德曼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我的观点看来，库恩的编史学太过狭窄……我认为这是由于库恩很可能遗漏了与科学史相平行的科学的哲学史（the parallel history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其实，库恩的错误是这样形成的。第一步，没有对哲学及其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严肃的思想史考察，在“哲学”“世界观”“科学观”“科学家的信念”等术语上做了不加分析的等同，从而消弭了科学与哲学的思想差异，混淆了知识与观念、真理与价值等不同思想层次的范畴之间的界限；第二步，用“范式”这个语义模糊的范畴将在第一步混淆了的科学内容与哲学内容统统包容其中，从而进一步加速并加剧了这种混淆，并将这种混淆观念化、范畴化直至体制化；第三步，用科学的特征来描述“范式”的思想特征，如接受经验的检验特别是“反例”的否证等，从而以“范式”的名义完成了对哲学的科学化解读，哲学被包容在科学观之中，被赋予了科学的特质；第四步，用科学的经验性、偶然性、易变性以及对社会环境的依赖性等知识论特征来代换哲学的超验性、恒常性等观念论特征，不加观念规范的经验性诉求必然走向相对主义。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我认为库恩的问题主要来自他的科学革命这种新的观念。不同的构成框架或范式使用不同的甚至不可比较或不可转译的交往理性的标准，显然引起观念的相对主义威胁”。 归根结底，库恩的思想实质其实是用科学理论的兴替来取代或充任哲学的变革。“在库恩的思想中我不幸地发现缺乏一种与科学发展平行的哲学的历史态度。实际上，在库恩的书中，哲学并没有得到历史的审视，完全是一种偏见的及有问题的范式。”换言之，如果库恩不仅关注科学及其革命的进程，而且同时关注与其平行的哲学观念的变革，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库恩会得出那种“两个世界”“不可通约性”等激进的学术主张。 当然，因混淆科学与哲学的思想界限而陷入相对主义不是库恩及其“范式”理论的独特问题，几乎所有的后现代主义都曾经历了或正在重复着类似库恩的错误：用实证知识的经验性、易变性、语境性等特质来“拒斥”或代换哲学观念的超验性、恒常性、超越性等特质。例如，布鲁尔从知识社会学的“因果律”“对比法”等具体的社会研究方法推演出具有相对主义内涵的“强纲领”，利奥塔从知识的社会生产特别是资本的控制等经济-社会考察提出了他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罗蒂通过他对文学取决于社会解读的考察得出了极端相对主义的结论，拉图尔、赛蒂娜等人也是通过所谓的“实验室考察”得出了（社会）建构论的后现代思想。 说到此处，我们不妨大胆猜测，库恩及后现代诸家的相对主义，都囿于逻辑经验主义或分析运动所倡导的“拒斥形而上学”，也就是用具体科学知识来消解哲学观念的文化思潮。其实质是在科学与哲学、知识与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归根结底是没能正确地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思想关系。 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源自科学与哲学的失衡特别是用具体经验知识来消解哲学观念，那么超越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就必须恢复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正当思想关系，其实也就是恢复事实与价值对人类理性的制衡关系，既避免价值超越事实的任性，也避免事实失落价值的迷茫。 （三）“综合史观”能否开通后现代之后的新路径 既然“综合史观”找到了后现代相对主义迷局的根由在于“拒斥形而上学”，也就是在科学（知识或事实判断）与哲学（观念或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偏差，那么“综合史观”如何才能超越后现代之后的相对主义迷局？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如下几点可能是有意义的： 第一，坚定地“回到康德”的哲学路线，当然“回到康德”并不是重复康德的具体结论，而是坚持他及其后继者在理性问题上的学术布局，特别是坚持理性的反思特征及其思想活性，避免各种阉割理性、轻慢理性甚至无视理性的思想态度。弗里德曼认为，“修订康德观点的目的全然不是为了追求认识的确定性，而是追求这样一种普遍理性，这种理性能够自我增长，能够自我负责”。国际知名康德哲学研究者Gerd Buchdahl在《康德与理性动力学》（Kant and thedynamics of reason）一书中指出，在理性动力学看来，理性“将被看作是某种自主驱动的发展（dynamicaldevelopment），这一过程就是‘对象’（object）经由许多展开阶段的过程”。 第二，正确处理科学与哲学、知识与观念等基本思想关系，用观念统摄具体经验知识以免于相对主义泛滥，用经验知识制约普遍观念以免于绝对主义横行，既要反对“拒斥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立场，也要警惕“科学不思维”的哲学浪漫主义。对此，弗里德曼如是说，“我的主题就是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思想史中一直是相互关联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科学等同于哲学，抑或用科学取代哲学，“在我们看来，企图将哲学变成知识的一个分支（如心理学或数理逻辑）是愚蠢的，因为这些的职能是在元科学的层次上致力于促进知识的新的可能性。同样，把哲学变成科学本身也是愚蠢的，这种努力将不利于哲学为达到对新范式的共识而相互激发；我们无法预知某种新范式或哲学的元范式可能满足下一场科学革命的需要。最后，为哲学因缺乏科学水准而遗憾也是愚蠢的，因为科学与哲学是互补的，这才符合人类知识的辩证法”。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从科学-哲学的思想关联来重新考量何谓哲学以及如何发展哲学等本己问题。按照康德-弗里德曼的思想路线，哲学就是将科学知识提升为普遍观念，也就是将科学认知过程拓展为认识论，将科学所揭示的自然律拓展为世界图景，因而，推进或变革哲学（reforming philosophy）也就是根据具体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现或新理解，创造新的观念系统或变革旧的观念系统。有作为的哲学工作者必须在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科学语言、科学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建制等方面挖掘哲学观念，同时也要将创造出来的哲学观念不断地接受科学的检验，并随时准备在科学革命中不断地修订、完善、变革、替换哲学观念，保持科学知识与哲学观念的协调与同步。若此或可抵御哲学事业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说到底，哲学也好，科学也好，理性也好，都不能超脱事实与价值的统一，规范与革命的统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或可把哲学理解为对知识的反思与超越，把科学理解为包含着哲学沟通机制的命题系统，把理性理解为由哲学和科学的互动所驱使的“动力系统”。 然而，行文至此，笔者的命门也暴露无遗：一种温和的科学主义的逻辑——我坚信科学可以使哲学更美好，但科学不能解决一切哲学问题！随之而来的难题是，由谁来决定以及如何决定科学能够解决哪些哲学问题，不能解决哪些哲学问题？思在途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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