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生成历程与基本特点

森林一叶 202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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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兄建了一个哲学读书群“雅典学园”，理想是将叶秀山先生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全八卷读薄。都说哲学群难搞，但“雅典学园”集聚了众多哲学老师、学者以及专业人士和靠谱的哲学爱好者，在志愿者团队的认真而又专业的领读下，大家紧扣书本认真学习讨论，呈现了良好难得的哲学学习氛围。为此，哲学门特推出“雅典学园”专栏，作为“雅典学园”群的辅助阅读，希望哲友们喜欢。

西方“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

生成历程与基本特点

李成旺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发：《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转自：现时代的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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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时间在先”是人们以经验的方式把握世界所形成的本能思维。哲学的特点之一表现为其具有超越性，传统西方哲学基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分离，过分凸显事物的本质、规律和认识主体的意识在把握世界时所处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积淀形成了“逻辑在先”思维范式，其逻辑原点的变迁则表现为从古希腊哲学作为知识对象的“自在”的“理念”，演进到黑格尔作为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的“自在自为”的“绝对理念”。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逻辑在先”思维范式，无疑呈现出创生性、自因性和目的论等基本特征。考察西方“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生成历程及其基本特点，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哲学实现其哲学变革的必然性。

关键词：逻辑在先；自在；自在自为；创生性；自因性；目的论

众所周知，人类对世界的把握始终是自身改造世界的基本前提。而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又始终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基于历史与现实可以看到，经验、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等，均构成了人们把握世界的不同方式。而其中哲学无疑具有整合功能，它不屈从权威、传统或神秘力量，始终以怀疑和批判精神，以理性的力量来对其他方式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考量，约束“非理性”，为科学奠基，“化解”并“扬弃”宗教［1］序1，最终获得对现实世界最为有效的解释力量以及促进自由真正实现的有力武器。就此而言，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揭示精神完全实现和认识自己的辩证过程时，就指出哲学是认识真理的最高形式，它以概念的形式，通过思维来把握真理，高于通过表象、神秘直觉的形式来把握真理的宗教，以及通过感性形象形式把握真理的艺术，等等［2］第二版序言。因为哲学的特点之一就表现为其具有超越性，与仅仅从当下的经验感觉出发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哲学从超越当下的视角出发去考量世界，也即能够摆脱当下世界，打开一个“在前”和“在后”世界来观照“当下”。换言之，“哲学是一门‘历史性’的学问……把‘眼前’也当作‘过去’和‘未来’来理解。”［1］序1但是，追寻西方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也可以看到，尽管传统西方哲学由众多流派构成，但其哲学的超越性却均以“逻辑在先”思维方式呈现出来。了解该思维方式的形成历程及其理论困境，不仅有助于把握传统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更是把握马克思哲学实现其自身变革必然性的理论前提。

一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哲学诞生的真正标志来自人们自觉的寻根意识的觉醒，也即古希腊自然哲学家自觉地追问“世界的始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提出，它表明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之前通过鬼怪巫术等原始宗教形式对外部世界予以把握，也即已自觉摆脱以原始宗教和原始神话来理解和把握世界的愚昧状态，开始尝试着用理智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努力对外部世界及其变化过程进行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始基问题提出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一，它表明人类“返乡之旅”的开始，使人们开始真正自觉地去寻求“自身的身份的觉悟与确认”［3］10，进而彻底走出了人与神、人与物不分的愚昧阶段；其二，它意味着人们开始摆脱仅仅从当下经验把握世界的经验意识对人们的束缚，能够以“过去-现在-未来”的超越性维度来面对并把握世界。但是，我们看到，人类把握世界的超越性维度的生成在构成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的同时，也在此后哲学发展的过程中被强化形成了“逻辑在先”思维方式。

哲学的诞生是由米利都学派泰勒斯首先提出始基问题作为标志的。早期希腊哲学家基于经验观察和感官直觉，以那种感官所知觉的实体来理解始基的表现形式，比如，泰勒斯把“世界万物生于并复归于它”也即构成世界的基质定义为“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水本身还必须加以解释”，认为世界万物的本质是“无限，即一种永恒不灭的实体……一种无穷无尽充满于空间的活泼的质料”，同时解释了世界的生成过程，而“无限”本身的性质没有规定的特性表明他“倾向于更抽象的思维形式”；阿那克西米尼同样认为事物的原始基质是“无限”，但却把“无限”明确规定为“赋予我们以生命的元素”的“气”，即空气、蒸气或雾，气通过稀释和凝聚的过程产生万物。［4］10-15从感官实体到实体的生成维度，再到抽象思维形式的奠定，是西方“逻辑在先”思维方式形成的最初历程。

随着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始基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他们就不再满足于从有形的实体形式来理解宇宙的基质，目光开始关注有形事物背后之间的关系，因为“仅仅谈物质的构成还不够，哲学还得要有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你得要把道理说出来，把事物变化的所以然说出来，它是根据什么原则在运作的。”［5］39这样就产生了决定西方哲学发展的两种理论，其一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其二是原子论。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万物的基质并非具体、有形的物质实体，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数目在数学本原中又最为基本，世界万物的产生、运动、变化、发展过程处处体现着数目的特点，数目比火、土或水等物质实体更能体现世界的本质，其结果是“他们在数目中间见到了各种各类和谐的特性与比例，而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个本性来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数目本身则先于自然中的一切其他事物”［6］19，也即认为数目决定着量度、秩序、比例和规律，构成了宇宙万物的真正实在、本原和根基，由此数量关系便成为把握世界确定性进而安顿人们的心灵的逻辑原点，这使西方“逻辑在先”思维方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把实体或数目作为把握世界确定性的依据基础上，赫拉克利特则把生成的维度注入到对构成世界万物的原始基质的把握之中，认为火是构成世界的基质以及灵魂的本质，世界“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6］21，火的特点就是其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其中凸显出的事物之间运动、变化和对立背后的规律构成了宇宙的普遍理性和永恒依据。但是，与此同时兴起的埃利亚学派却从逻辑思维对世界同一性的要求出发，指出存在者“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6］32，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变化，因此世界的基质只能是不变的实体，但为了化解在感觉经验世界中的确也时时存在着事物的“生成、衰亡、生长和变化”这一矛盾，此后的西方哲学家们便指出变化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世界是由不变的基质通过某种作用结合的结果，基质本身是永恒不变的，变化的是基质之间的关系。恩培多克勒为此提出“四根说”，把“火、水、土和气”这四种充塞于宇宙间的元素作为“万物之根”，指出“因为只有这四种元素，它们互相穿插，变成了形形色色的事物”［6］44，认为“憎”和“爱”这两种力量促使这四种元素之间进行结合或分裂，才形成了世界万物的生成和消逝，这里依然以有形的实体作为逻辑原点来解释世界的生成。与此同时，原子学派虽然也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变化，但指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6］47，甚至引起运动的灵魂也是由精细的原子构成的，正是这两种构成世界的最为基本和实在的元素之间的结合或分裂，才造成了世界万物的产生或毁灭。认为“超越感官知觉和现象而达于原子的思想是唯一真正的知识。”［4］38显然，原子论者把世界基质归结为原子和虚空的观点无疑强化了“逻辑在先”思维范式。

古希腊哲学的繁荣时期是“逻辑在先”思维范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因为智者学派把哲学探讨的对象从自然转向人本身之后，普罗塔哥拉明确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通过对感官相对性的推崇，彰显了“人类认识和行为中的偶然、主观和纯属个人的因素”，对古希腊哲学从理性出发寻求知识可靠性的努力提出了质疑，迫使人们关注思维的过程本身，迫使哲学寻求认识的标准。［4］48-49由此才使得苏格拉底回应智者的质疑并整合知识的基础，哲学也才开始探讨关于道德、人生、国家和社会等深层次问题，进入到了古希腊哲学的繁荣时期。苏格拉底通过阐明正确的思维过程（归纳和定义）来重新树立人们对理性能力的尊崇，首先是通过回答道德的标准和原则这一问题开始的，因为这个问题是重建信仰的关键。为此他提出“至善即知识”的命题，实际上是试图从普遍知识中寻求人们正当行动的依据和基础，既驳斥虚无主义，也驳斥以快乐为至善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汇总、整合了此前希腊各派哲学家的思想学说，通过“解答一般的实在的意义问题”来试图“圆满地解答人生、人类认识、人类行动和人类制度等意义的问题”［4］60，进而建构了一个形而上学体系。

柏拉图明确提出“一个东西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于‘分有’它所‘分有’的那个实体（指理念——笔者注）”［6］74，认为我们始终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感官直觉所能感觉到的外部世界，但感官所能感触到的外部世界是变化无常的，是非真实的世界，因此通过感官直觉得来的知识不能形成真正的知识；另一个则是在感官世界背后不能为感官所感知到，只能为理智、理性和思想来把握、领会和推知的理念、概念世界，现实感官世界仅仅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理念世界比感官世界要永恒、持久和可靠，因而才构成了世界的根基，真正把握世界就必须从理念这个实体的优先性出发，因此永恒的、真正的、绝对的知识存在于理念、概念世界中，哲学就是要努力把握理念世界进而形成真正的知识。在如何把握理念的问题上，柏拉图又提出了“回忆说”，认为人们要过合理和好的生活则必须拥有善的知识，善的知识就是绝对、真正的知识，而这一知识则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这是人本来就有的，通过回忆就可以获得的先天知识，“人应当通过理性，把纷然杂陈的感官直觉集纳成统一体，从而认识理念。这就是一种回忆，回忆到我们的灵魂随着神灵游历时所见到的一切；那时它高瞻远瞩，超出我们误以为真实的东西，抬头望见了那真正的本体。”［6］75为此他又认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和桎梏，而“灵魂脱离肉体，沉思美好的理念世界，乃是人生的终极目的。”［4］72可见，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回忆说思想系统地奠定了西方“逻辑在先”思维方式，以至于使怀特海认为“在他之后的所有哲学家都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而已。”［7］25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承认存在着永恒的形式和原则，但不赞同柏拉图把理念和事物相分离，因为“任何东西都能够存在和生成，和别的东西一样，不必是从理念摹下来的。”［6］128在他看来，理念不能脱离事物，而是内在于事物，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感官经验世界具有实在性，对终极真理的把握也须从感官直觉或对个体事物的知觉，不断上升到普遍必然的知识，但这必须通过一种研究思维的形式、内容以及取得知识过程的重要工具——逻辑学［4］83-84，逻辑原则则构成了把握世界确定性的先在依据。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原因”［6］133，在分析了事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四种原因的同时，最终推演出存在着绝对完善的第一推动者——上帝。

古希腊哲学繁荣时期哲学家们坚信人类理性的力量，把人类理性视为获得真理的源泉。但是面对哲学认识上存在的各种思想分歧，也凸显了古希腊罗马哲学本身创造力的式微，在此背景下，哲学探讨进入到了“在宗教中寻求避难所的历史时期”［4］129。如果说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主要是通过超越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代之以对世界进行唯理的解释来把握世界，进而从中彰显出理性的力量的话，经院哲学则恰恰是从教义出发的，即使它借用理性的力量，其目的也是为论证教义服务的，基督教早期神学把神看作宇宙的起点和始基，在经院哲学时期，“人类理性只限于使天启的真理或基督教的教义系统化和容易理解而已。”［4］174在此过程中基督教与古希腊思想也结合起来，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神成为人们把握世界确定性的逻辑前提，经院哲学运动的先锋约翰·司各脱就指出，“上帝是万物的开端、中点和归宿。万物导源于他，在他之内和通过他而存在，还将复归于他。他由无创造世界，或者是由他本身、即无因而成的初始因，创造世界。”［4］181这无疑更以宗教启示的方式强化了“逻辑在先”思维方式。

随着西方社会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反对教权统治以及摆脱外在传统权威的束缚成为时代课题，近代西方哲学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就突出表现在：“独立地寻求真理……追求知识时以人类理性为最高权威……试图解释精神和物质现象时并不预设超自然的东西。”［4］282而追求普遍必然的知识无疑成为凸显理性力量的重要课题，围绕知识的来源问题形成了两大哲学学派。近代唯理主义认为“真正的知识不能来自感官知觉或经验，而必然在思想或理性中有其基础。真理是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所固有的，那就是天赋或与生俱来或先验的真理。确实的真理起源于思想本身。”［4］284笛卡尔面对外部世界要形成清晰明确的知识，但他认为这必须从无可怀疑的理论原点出发，建构出具有清晰明确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体系，指出“决不把任何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加以接受，也就是说，小心避免仓促的判断和偏见，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进我的判断之中”［6］364，而这个最初的不可怀疑的理论原点，就是他从逻辑上推论出的因而在他看来具有确实性、合理性的自明的命题：“我思想，所以我存在”［6］368，他把该命题作为逻辑上的预设，试图演绎出一个知识体系来确保其普遍必然性。为此笛卡尔既确立了典型的二元论思维，认为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相对实体：精神和肉体，但又认为它们都依赖于一个绝对的实体即上帝。而经验主义虽然否认有先验的真理，指出直接来自经验感觉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但坚信从经验知觉中完全可以归纳提炼出普遍命题。弗兰西斯·培根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来源，真正的科学就表现为实验与理性的密切结合，理性通过对感官所提供的材料进行整理与加工，能够形成真正的知识，因此发现真理的道理就在于“从感觉与特殊事物把公理引申出来，然后不断地逐渐上升，最后才达到最普遍的公理”［6］358，为此必须排除占据人的心灵的根深蒂固的四种错误方法，进而诉诸真正的归纳法来形成观念和公理。但无论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都试图以理性的方法去证明上帝的存在，认为只要人们正确使用理性的能力就能够认识上帝。

二

德国古典哲学真正完成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摆脱传统与神学的努力。康德认为，以往的旧的形而上学，无论经验主义还是唯理主义均将陷入各自的理论困境，经验主义从感觉经验出发则无法证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唯理主义将先验的公理与经验材料进行了二元割裂，且没有把现象和本体区分开，并用认识现象（知性范畴适用范围）的工具错误指向超验领域，导致了先验幻相。特别是它们都试图以理性来证明上帝，这实际上是没有对理性本身的职权进行考察，因而陷入了独断论。为了回应休谟的怀疑论，避免旧形而上学的独断论，避免经验主义或唯理主义各自的理论困境，真正实现从理性出发寻求知识的依据、道德的依据以及社会历史领域的合理性，康德开启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首先，在知识的依据上，康德反对此前经验主义那样诉诸主体围着客体旋转的思路，指出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归纳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的真正的知识，也反对唯理主义者所认为的存在着脱离经验材料的先验的公理。为此康德指出，知识的形成是理性自身以先验的知性范畴，对感觉通过借助先天感性直观形式而初步整理的经验材料加以统摄的结果，先验范畴和经验材料不是二元割裂的关系，“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8］52。但我们只能认识进入时空中的现象，而不能认识现象背后的自在之物。换言之，对超感性的自在之物我们只能思考而不能认识。其次，康德认为，知识仅仅是对现象界中存在的必然规律予以认识的结果，理性存在者作为自然存在物，本身当然遵循现象界中的必然规律，但理性存在者同时又作为自由存在者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存在者就不仅仅是自然原因链条中的一环。换言之，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人是自由的能动者和创造者，否则如果人仅仅遵守自然必然性，那么“人的道德观念和原则就会失去全部的有效性”［4］451，也即道德的依据将无从寻觅。同时康德认为从神学和经验也无法寻求道德的依据，而道德的依据就在于理性的能力本身，理性既能为自然立法，同时也能为道德立法，能够不依据经验和神学而颁布道德律令并遵守道德律令，但为了实现至善（德福完全一致）的目标，康德认为必须预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只有这样才能为道德的依据提供绝对的保证，只不过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是理性的预设，而不是宗教信仰和经验的产物。既能为自然立法又能为道德立法的这一先验的理性能力，构成了康德把握世界确定性的依据，这显然是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重要表现。

费希特也认为“哲学既然要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它的对象就必然是在一切经验之外”［9］321，为了化解康德哲学存在着的自在之物与现象之间的矛盾、经验世界与本体世界之间的张力，费希特指出“哲学所要谈的不是在你外面的东西，而只是你自己”［9］320，试图诉诸绝对自我也即宇宙理性的自我决定的精神活动原则，从纯粹（绝对）自我的运动中推演出外部世界的存在，从中寻求认识的最高根据和先验的源泉，进而把握世界的确定性依据。因为在费希特看来，“我们应当去寻求那个绝对最先的、绝对无条件的原理”，这个原理就是“自我设定它自己”［9］334，然后通过自我设定非我，最后达到非我与自我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费希特认为客观世界是自我为它自己而造成的，即精神把意识的纯粹主观的变化投射于空间或者使之成为物体。显然，在费希特这里，绝对自我在逻辑上先于一切个人自我，先于世界，它超越时空和现象因果链条，在回归自身的过程中完成了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活动，而使他的哲学具有确实性的东西则最终表现为最高级的自我意识。［4］482-483谢林反对费希特把自然作为绝对自我的产物，认为这样会导致自然与精神的分裂，为此提出了先验的同一哲学，认为自然和精神同一的最高本原在于绝对，它是通过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来自行展开的，其历程表现为“从自我意识中最原始、最简单的直观起，直到最高级的直观、鉴赏直观为止。”［9］357

黑格尔则把生成维度和辩证法思维注入到对世界确定性也即绝对的把握中，黑格尔首先对康德批判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康德所说的“认识并不涉及绝对和上帝的本性，不涉及那种在自然界和精神中是真的和绝对的东西的本性”［2］27，也即割裂现象和自在之物的思想是非常肤浅的思想，他认为世界的确定性也即绝对是完全可以把握的，只不过它存在于理念的生成、演进过程之中，为此黑格尔指出，理念的生成、演进过程所体现的思维规律，是包括自然、精神、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万物发展变化的最根本的依据，是把握世界的本质与确定性的逻辑前提。理念的生成、演进过程之所以体现出一种宇宙理性，其动力则来自于作为主体也是实体的理念自身的内在矛盾，因为“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9］412，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矛盾双方对立运动的结果则被包含着新的矛盾双方的新事物所取代，而“每个概念都通过逻辑性的自我运动从自身出发走向它的反面，并把二者导向综合中的思辨性扬弃”［10］268，自在的理念自身经过一系列矛盾运动，演化到了最高阶段也即自在自为的绝对理念阶段，实现了其自身展示自身本性的过程，达到了自我意识和自由的最高水平，在这里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实现了同一，一切对立实现了充分调和［4］518。由于坚持了“逻辑在先”的思维方式，因此在黑格尔这里，“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11］297，其结果是，在黑格尔哲学看来，经验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理念自身演化、宇宙精神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中介和工具而已，换言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11］297-298。黑格尔哲学无疑是“逻辑在先”思维范式发展的思想顶峰。

三

众所周知，“逻辑在先”是相对于“时间在先”而言的。而“时间在先”则构成了经验常识把握世界的本能思维。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不外乎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经验与超验等各种领域［11］278，而把握世界的确定性首先要处理好构成世界各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日常经验和生活实践中，人们总是基于经验对象和外部事物之间在时间序列中客观存在着的先后顺序［12］208，来理解外部世界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升华到对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解读。比如，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基于先有原始社会、再有奴隶社会；在人类繁衍中基于先有父母、后有子女；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基于先经历幼年、青少年再到成年等等事实；在人类历史展开中基于先有社会存在，再有社会意识等等现象，形成事物的存在在时间上先于精神和意识存在的认知，在本体论上升华出存在先于思维的结论。

由前所述，在西方“传统哲学”发展史上，由于“逻辑在先”思维范式过分凸显乃至夸大了事物的本质、规律和认识主体的意识，对认识对象而言，在认识、把握世界和历史发展中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进而把现象和本质、经验和超验、思维和存在进行了片面的割裂，乃至“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13］560，因此从本质对现象、意识对于存在的“逻辑优先”出发，哲学家们却把关于本质的概念或意识以及主体的情感、意识、思维等等看作是派生世界万物的本原性存在，在此基础上在本体论问题上也得出思维先于存在的结论，乃至在时间顺序上无法回应思维与存在的产生机制，甚至延伸出在时间维度上思维先于或决定存在的结论。其理论误区显然还在于，这种事物本质对现象所具有的“逻辑上”的优先地位虽然也是事物自身的一种客观的状态和规律，但并不意味着当我们以逻辑关系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时，得出关于本质的概念或意识以及主体的情感、意识、思维等等在时间上先于现象存在或决定现象存在的结论，这显然无视在现实人类实践进程中思维与存在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看到，西方“逻辑在先”思维方式在把握世界的过程中呈现出如下鲜明思维特征：

（一）创生性

把握世界和历史的开端是把握世界确定性的首要前提，西方“逻辑在先”思维方式由于过分彰显逻辑在认识和把握世界时的重要地位，必然把逻辑起点看作是派生外部世界的源泉。这一思维范式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作为西方典型的一神教，犹太—基督教传统是从“神”开始看待历史的起源问题的，“神”虽然被它称之为具有全智全善全能的属性，但它并不在经验世界中显现，换言之，它本身在经验世界中并不存在，因而它在时间上是否在先将永远无法在经验上得以证实，但该传统首先在逻辑上把它置于在先的地位，并从逻辑上的在先地位推演到了时间上的在先性，以启示的方式独断地指出，“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1〕新柏拉图主义者再次指出了犹太—基督教传统“逻辑在先”思维方式的上述特征：“上帝被认为是万物的泉源和归宿，万物从他而来，又复归于他；他是起点、中点和终点。与神相交或与神合一，是人类一切努力追求的目标，宗教是宇宙的心脏搏动。”［4］135-136而作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奠基的古希腊哲学，哲学家们则把观念、理念作为把握世界的基石以及理解世界起源的起点，就此马克斯·韦伯认为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发现了“所有科学知识中最伟大的工具之一——观念”［14］31，指出在古希腊只要能够发现美、善，甚至勇气、灵魂或无论什么东西的正确观念，就可把握它的真正本质。”［14］31而近代唯理主义也是“从先验的原理出发来推导出一世界，来建立一脱离经验而独立的绝对体系”［4］643；康德则从理性的先验能力出发来寻求知识和道德的依据并寻求历史的未来，指出整个世界的秩序是由先验的理性能力派生出来的。黑格尔明确指出“如果以为，首先存在着那些构成我们的观念的内容的对象，然后我们的主观活动才随之而起，它通过抽象和概括各个对象具有共同东西的上述操作，形成这些对象的概念，这种想法则是颠倒了的。倒不如说，概念才是真正第一性的东西，事物之所以为事物，全靠寓于事物之内的、在事物中显示自身的概念的活动”［2］299，而现实世界之所以能够存在，其根源就在于它不外是要充当概念、精神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二）自因性

正确阐明世界发展变化、历史发展的根源是把握绝对与世界确定性的重要环节。西方“逻辑在先”思维方式通过逻辑原点本身的自因来寻求这一根源，认为作为把握世界的逻辑原点本身就蕴含着一切对立的初始根源，无论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被视为这一根源。就西方哲学与文化的源头之一的希伯来传统而言，上帝无疑是一个自因性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证神学教义时就阐明了上述特性，指出“上帝是宇宙最初和最后（有目的性）的原因。他是纯粹的现实性或活力。如果他只是潜在的存在物，就需要别的什么东西来使他成为现实的或实在的，他就不是初始的原因了。”［4］216而柏拉图则从理念论出发，认为“造物主以理想的世界为模型来塑造世界，以善的观念为指导，他尽可能地构成一个完善的宇宙。”［4］68-69他认为这个世界由四种物质元素土、气、火或水组成，但是要建构一个完美的世界，需要造物主赋予世界以灵魂和生命，而这个世界灵魂是造物主用不可分和可分的东西、同一和变化以及精神和物质（四元素）组成的，它可以认识理想的东西和感知物质的东西，进而把精神和物质两种基质结合起来。特别是作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的中介，世界灵魂是一切法则、数学关系、和谐、秩序、齐一性、生命、精神和知识的根源，它有自己的原始的运动，这是一切运动的原因；它自己运动，并促使物体运动。除去世界灵魂以外，造物主还为行星创造了灵魂或神祇和有理性的人类灵魂，让低级的神祇来创造动物和人类灵魂的无理性部分。一切东西都为人类创造出来了，创造植物是为了供人营养，创造动物躯体是为了供堕落的灵魂寓居之用。［4］69黑格尔认为：“我们过去从理念开始，我们现在则返回到了理念的概念。这种向开端的返回同时也是一种进展。我们过去作为开端的东西是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我们现在则达到了作为存在的理念。”［2］379在黑格尔这里，世界发展变化遵循的规律受制于理念自身的演化规律，理念自身演化的动力来自其自身所包含的内在矛盾。

（三）目的论

从“逻辑在先”思维方式出发，也必然得出某种外在的目的预先决定了世界和历史发展的一切的结论。宗教神学就认为“上帝预先决定了一切”，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上帝创造万物，在创造中怀有显示他的善良的目的，万物的性质就体现这一目的；每一创造物都实现神圣的观念，借实现其真正的存在而显示上帝的善良。”［4］219柏拉图把理念看做永恒不变的实体，但指出有理性的宇宙是由不同种类的理念是按照某种秩序构成的逻辑体系，也即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但其中“各种理念按逻辑次序排列，位于最高的理念，即善的理念之下；善的理念是一切理念的泉源。这个理念是至高无上的，在它之外没有其他同样的理念。真正的实在和真正的善是同一的；善的理念是逻各斯，即宇宙的目的。”［4］66-67也就是说，这个宇宙的目的也即善的理念统辖着整个宇宙，构成了世界真实存在的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尽管不赞同柏拉图把理念世界和感知的经验世界截然分开，指出理念内含于现实经验世界之中，但仍然认为世界的终极本质和原因在于永恒不变的理念或形式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自然目的论来解释世界，认为世界的形成与变化离不开形式和物质，贯穿其中有四个原则“形式因、物质因、动力因、目的因”，而其中终极因则表现为目的因，这就表现为“形式是在物质世界中实现自己的有目的的力量。每一有机体之所以变成它现在那种样子，是由于一种理念或目的发挥了作用。种子里面活动着的指导原则，使它只能变成它所由产生的植物或动物。”［4］88由此，他又推导出第一原因即第一推动者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继承了古希腊繁荣时期哲学并加以发展，直到基督教时期始终在希腊罗马有着重大影响的斯多葛学派，仍然坚持目的论学说，认为世界是一个有目的体系，“凡是由原始的基质演化而生的东西都符合神圣的目的，即实现了上帝潜在的目的。”［4］118康德认为“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15］16，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开始于它的普遍的目的——‘精神的概念’获得满足”［16］24，为此提出了理性的狡计说，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观念”和人类的热情所交织成的经纬线［16］23主宰的，其中“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那个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它始终留在后方……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力发展了它的存在。”［16］33进而他得出结论说，“‘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它全然不被偶然事故所动摇，而且它还利用它们、支配它们。”［16］55实际上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主体建构了“把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17］108的历史唯心主义目的论。以至于到了青年黑格尔派这里，历史目的论依然成为他们解读历史规律的重要范式，青年黑格尔派就认为历史是由某种外在的目的所主宰和决定的，在历史问题上陷入了抽象思辨性和目的论：“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先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18］540

由前述可见，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完整世界划分为经验现象世界和先验—超验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进而认为理想或超感觉的世界、心灵或精神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因此在超验世界中基于“应然”层面从思维上预设一个先验的概念、理念、精神或意识，把它作为本原性存在和理论分析的逻辑原点，以此来建构一个能够自身演变的逻辑自洽的体系和理论图式，来消弭两个世界之间也即“是”与“应然”之间的鸿沟，进而说明自然、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变化规律，认为唯此才能为我们把握世界的可靠性、确定性进而为人类的终极目标的实现寻求坚实的依据，这一“逻辑在先”思维范式构成了传统西方哲学的重要特征。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贝克莱的“感知”、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乃至此后叔本华的“意志”，以及基督教的“神”，等等，都被视为这一思维范式的逻辑起点。很显然，作为“逻辑在先”思维范式把握世界的逻辑起点，不来自于决定人类历史展开的时间维度和客观物质前提，更不诉诸现实经验世界的证实。“逻辑在先”思维范式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决定了它必然要走向神秘主义，柏拉图的哲学走到极端而成为神秘主义，康德预设了上帝存有，黑格尔的体系被称之为理性化的宗教，最后认为“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16］37正因为“逻辑在先”思维范式既带来了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也遭遇到了马克思哲学所指认的传统西方哲学在理论和现实上所面临的困境与迷茫，由此才带来了马克思哲学所实现的深层思维方式变革。

注释：

〔1〕圣经·创世记（1：3）

参考文献：

［1］叶秀山.科学宗教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黑格尔.哲学全书：逻辑学［M］.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黄裕生.宗教与哲学的相遇［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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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里克曼.理性的探险：哲学在社会学中的应用［M］.姚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