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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绶、杨维桢、王冕并称“枫桥三贤”。尤其是陈洪绶与王冕，他们骨子里都傲视权贵，都具有梅花一样孤高的品格，但奇怪的是，陈洪绶在诗文中竟没有直接提到以画梅咏梅著称的王冕。但是陈洪绶提到了九里。诗题为《雨中客过有约》，诗曰：诗中没有交代这位“客”究竟是谁，但一定不是枫桥人，因为这个“客”是骑着驴子来的，还驮来了美酒。当时，陈洪绶正在牛头山学佛，故他说自己睡在精舍（出家人修炼的场所）。客人到来后，也在牛头山留了一宿，两人畅聊了一个通宵。时值秋天，秋雨绵绵，分别之际，两人约定：等天空放晴，一起去游九里，让那里的庵主准备一桌农家饭。陈洪绶诗中的“九里”，到底是枫桥的九里，还是绍兴的九里？如果是枫桥的九里，那么客人既然已经到了枫桥，也用不着等到天晴，陈洪绶自当尽地主之谊，立即与朋友携手同行。且因为九里就在陈洪绶家附近，一天能游几个来回，何必让庵主准备山蔬呢？由此可知，此九里不是枫桥的九里。陈洪绶没有明说此九里是绍兴的九里，是因为王冕隐居“郡东九里”，在陈洪绶时代是不存在异义的。清代乾隆年间，王冕同乡人郭毓的《赫山行》诗中，对于王冕隐居绍兴九里也没有异义。后来之所以将绍兴九里说成了枫桥九里，乃是一百年前陈遹声的“炒作”。陈洪绶虽没有说王冕隐居绍兴，但他的另一首诗其实已不言而喻了。这首诗叫《覆釜岭》，诗前有小序。诗云：相传胡大海兵过此岭，仇氏负固，大海誓众曰：“不尽灭仇氏之族，必不复还！”此岭破之，又书“不复”。也就是说，当初胡大海进攻绍兴的线路，其实跟《光绪诸暨县志》（陈遹声、蒋鸿藻纂修）记载的屯兵“九里”附近的“营盘”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陈洪绶记录的虽是传说，但这个传说却能在《保越录》（不著撰人）中找到依据。据《保越录》记载，当时朱元璋军队进攻绍兴兵分三路：“一出枫桥古博岭天章木栅至亭山；一出江灶王阔茅洋漓渚至载旗山；一出街亭象路铸石岭平水至九里。”这第三条路，就是经街亭、象路、驻日岭、平水、九里的线路，而覆釜岭就在其中。而陈洪绶诗中提到的仇氏“负固”对抗明兵的事，也记载在《保越录》中：会稽义兵仇万户与侄近忠，团结乡民，斩木为鹿角寨，铸石岭内设强弩，聚民守之，大军至，屡为所伤。后大军大攻之，遂破，近忠遇害，近忠妻子皆被执。
如果陈洪绶的依据还显得单薄，那么再加上陈洪绶至交张岱的记载，则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了。张岱有一首诗叫《龙山观雪》（见《张岱诗文集》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半部分写王冕在香炉峰上观雪，后半首写自己在龙山上观雪。诗的前半首这这样写的：因为王冕隐居的九里就在香炉峰附近，所以每当天下大雪时，王冕便爬到了香炉峰山顶上，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在那里四望狂呼，还想飘飘欲仙。张岱当然没有亲眼目者王冕的这个狂放之举，他是依据宋濂《王冕传》里的一段话重构的。宋濂的原话是：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宋濂的《王冕传》完全脱胎于诸暨赵家张辰的《王先生小传》，而王冕赤脚上潜岳峰的情节则是宋濂道听途说来的，张辰传中其实并没有这个记录。但这个故事一直流传，流传到张岱时，张岱将此事置于王冕晚年隐居九里时，这样处理倒是恰当的，因为“当天大雪”时，如果王冕住在绍兴城内，或者是隐居在枫桥九里，都不大可能很方便地去登香炉峰。就算王冕登香炉峰狂呼的情节是假的，但张岱诗中的“携家九里住”，与陈洪绶诗中的“天晴到九里”，这两个“九里”是约定俗成的绍兴九里。话又说回来，陈洪绶为何与朋友相约去绍兴九里？因为绍兴九里是王冕隐居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梅花。陈洪绶写诗时正值秋天，分手后再通几次信（即所谓“都分数纸书”），便很快就会迎来寒冬，而此时正是赏梅吟诗的最佳时节，所以陈洪绶的“天晴到九里”，是奔着梅花而去的。枫桥三贤中，王冕与陈洪绶的审美眼光是相同的，他们都看中了香炉峰下的山水美景，一个选择在九里隐居，一个选择在薄坞隐居。两人死后，一个葬在兰亭，一个葬在谢墅。如今，站在陈洪绶墓前，前方不远处，正对当年王冕经常登临狂呼的香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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