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修杰：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生态学意蕴

每日精选

文章来源：《学术交流》2022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姚修杰，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Marxist Theory Studies

精彩

分

享

「内容提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已经严重侵蚀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产生断裂导致的结果。这一结果不仅使人脱离了自然，同时也使人在产品交换的过程中脱离了正常的交换关系，进而在资本追逐利润的刺激下加倍地对自然进行掠夺。我们把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归结为近代以来的主体性膨胀以及以此为基础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生态危机的出现和人之劳动的异化都根本性地指向这一制度。显然，要想根本性地克服这一问题，就必须从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即从主观性走向客观性。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提供的客观性维度不仅消解了主体性的膨胀所带来的任意性和自私性，还能够使人获得劳动解放的同时达至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此一来，生态危机的解决就与人的解放达到了统一。

「关键词」主体；异化；新陈代谢；私有制；公有制；

在一些前沿的生态学家看来，马克思的思想中蕴含着系统的生态学的理论建构。事实的确如此：在《资本论》和晚期的一些“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已从一种更宏阔的视野，即从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何去何从，从城市与农村关系的角度来反思自然的残缺形式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异化，并从根本上给出了一种生态学路径的最终解决指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许我们暂时还不能直接把马克思的思想从根本上把握为生态学式的，但其所从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批判却可以在生态学的视野下进行理解，而且这种视野的确也赋予了马克思哲学一种整体性的品格。这种品格使马克思的形象产生了变化：一向以人之自由本性为追求目标的形式让位于一种自然与社会之和谐统一的形式。而且，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批判以及在此批判基础上所确立的新型生态社会建构都是在这个和谐统一中内在包含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提供了一种优于当代资本主义学者所提供的“绿色资本化”和“技术改良主义”的方案，并能在此基础上为建构合理的生态社会主义提供准备。

一、主体性的膨胀：从自然到对象

生态危机的出现，包括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归根结底源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不对称发展。从人的思维层面上看，根据哲学史所提供的思路，这种不对称的发展离不开近代的主体性转向。此转向明确指出：一切事物的确立皆以主体作为最后的根据，以主体作为所有立法的最后准绳。笛卡尔开创了这一做法的先河：他认为一切认之为真的东西只有在“我思”中被确立起来时，才是确定为真的；否则，就是独断的或虚假的。笛卡尔的这一做法在当时的语境下确实为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根基，然而它却突破了人与自然的对等关系，唯独使主体挺立了起来，成为构造自然的最终基础。自然完全失去了文艺复兴时期被赋予的耀眼的灵光，最终成为黯然无光的僵死之物。自然成为无生命的东西，其存在论的基础完全在于主体的表象。康德通过对笛卡尔哲学的推进，把这一做法最终确立为：人为自然界立法。在这一结构中，自然既然失去了其真实的面目，它便成了主体的附庸，成为以主体的方式确立的东西。自然以主体的方式确立则被称之为“对象（object）”，（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对象只是与主体相对立的那一物，没有主体，这一物便无法作为对象而存在。由此可见，对象之存在的意义仅是主体所赋予的，它是有待被给予的东西。自然演化为对象与人类之整体意识的觉醒有着实质性的关联，因为当人没有达到自我意识时，他还看不到对象，看不到自己相对于自然的独立；只有自我意识觉醒了，它才能看到对象并把对象的意义归结到自身之中来。我们并非否认人之意识的觉醒是一件错事，因为人类的成长根本性地需要这一事件。问题是：随着这一事件的到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人成为主导者。整个世界都被人所主导，人成为世界的核心。

对于明确提出这一说法的康德哲学来说，它首先把自然归结为对象，这一对象不是别的，只是“现象的总和”。虽说现象不是主体自身生产出来的，而是受外物刺激并在意识中确立的感觉与材料，但它终归是内在于意识并在意识中被构成的东西；也就是说，自然只是被意识到的自然，而不是自身独立的自然。进一步说，自然总是被各种规律所支配，但自然本身却无法生成这些规律，规律的来源只能源自与其相对立的主体，是主体所提供的范畴形式赋予了现象事物必然性的关联。如康德所说：“范畴是一些给现象、因而给作为一切现象的总和的自然界（natura materialiter spectata）颁布先天法则的概念。”正是主体所提供的这些范畴使现象界之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能够有客观的规律可以遵循，从而使自然世界能够以一个统一的形态呈现出来，否则它便是支离破碎的。康德对自然的改造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自然转化为与意识相对立的对象，并被规定为现象，现象是在意识中被构成的东西；二是自然世界的法则源于主体所提供的思想形式或范畴，这些范畴为自然提供了法则，使它们处于客观的规律之下并被这些规律所支配；三是自然以这种方式呈现为一种统一性的形态，而不单纯是“这一个”“那一个”的具体存在物。如此一来，自然便完全成为主体的支配物。

如果沿着这一思路往下思考，当能发现：自然既然受制于主体，主体为自然界立法，主体便是能动的，它能自我决定并从自身开始去施行或开始某种行为；相反，自然作为对象则不能实现这一点。就二者的关系来说，主体便能够作为目的而存在，自然就成为主体实现自身之目的的工具。用目的-工具的模式来界定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人为自然界立法”的直接拓展和延伸，它表明了整个世界的具体构成不仅是人所赋予的，而且它们还要围绕着人而旋转。人具有能动性，同时还能把这种能动性施加于自然之上，（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而实现人的利益需求。如此一来，自然便成了各种原料的聚集地，用来供给满足自身需要的人类。当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地发展，其自身的机能也在不断地升级，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断地满足人类开采自然、征服自然的欲望。一个新的模式产生了：人为了自身的欲望之满足完全把自然作为工具来使用，已经彻底忘记了人曾经也是自然孕育出来的。这种扭曲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主体性的膨胀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私，人类并没有善待孕育自身的母亲，而是不知疲倦地去征服和索取，掏空自然，使自然成为一个抽象的空壳。

针对这一情况，马克思曾指出：“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就明确赋予自然以实在性的规定，并充分揭示了自然对于人之存在的优先性，从而使自然位于其原始的位置。当然，仅仅把人看作主体这一做法却也有其致命的缺陷：首先，它误解了自然的存在论基础，且为了凸显人的地位而把这一基础立足于主体之上，殊不知自然有其自在的存在之基础；其次，主体的存在论基础始终是悬而未决的，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这就使人孤立地挺立于世界之上，像君王一样俯瞰着整个世界。哲学家们只是意识到了自我所具有的强大的构造性，却没有反思它的存在论基础。事实往往相反：一方面，人的存在并不是无根的，它正源出于自然；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原始的共生关系，而不是主体统治和支配自然，使自然作为工具服从于主体的利益需求。马克思曾把劳动揭示为人与自然之和谐统一的中介。当然，此时的劳动并非异化的劳动，而是释放自由的劳动。通过这一中介，自然与人各安其位、各守其道，和谐共处。但人地位的凸显却使主体愈发得不可收拾，人行走在自然之上，远远地超出于自然，并把自然甩在自身之后。

现代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就是主体性膨胀的极端体现。人只是在自己塑造的文化符号中生活，并以此作为最后的满足。正如卢梭所揭示的，一旦摆脱自然迈入文明，人类便把主体性原则置于至高的位置，由此必然出现的个体性差异就会成为左右人等级的核心要素。按照人之天然素质的区别，一部分人把自己谋划成了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人则成了无产阶级。然而，在自然中没有任何的等级差异和阶级区分。我们也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正是人相对于自然本身的异化所直接导致的结果。（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由于社会资源和财富被资本家所把控，为了更多地谋求利益，他们会制造更多的符号去牵制无产者，使他们被制造出来的幻觉所控制。人不断地处于消费、享受和追逐之中，无暇顾及自身的存在之根基，从而成为无根的人。人在大地上漂浮得越远，它便脱离自身的存在越远。因此，自然作为“人的有机身体”是镶嵌在人之存在上的一个奠基性的构成要素，缺失这一要素，人必然会导致异化，而这种异化的典型形态就是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塑造的政治文化制度形式。从这一角度来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作为“人之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进行批判，也是对人之主体性膨胀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人与自然之原始关系的反思。

二、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及其断裂

这种反思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中所提到的关于人与自然之“新陈代谢（Stoffwechsel）”的观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既然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基础，那么人在其初始阶段便是与自然共存的。人与自然的共存样态类似于一个有机体与其周遭环境的共存样态。任何有机体在与其周遭环境共存时，都会发生一种所谓的物质或资源交换，正是这种均衡的交换关系决定了机体和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存。而有机体和环境之和谐关系的中介环节便是马克思所提到的新陈代谢或物质交换。当然，这种保证有机体之运送和生成的观点并非马克思的独创，它来源于生理学家、化学家和农学家在解释身体与呼吸之关系，或者在农业生产中有机界和无机界之关系时所采取的观点。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得自德国化学农学家李比希，他在《动物化学》一书中广泛使用了这一概念。他从有机物与土壤之新陈代谢的循环关系来论证资本主义文明社会对自然的戕害。土壤的贫瘠与否取决于其中的物质元素，这些元素并非土地自生的，而来源于与有机体的共生所直接产生的效果。由于立足于土地之基础上的植物或动物是依靠土地所提供的产物得以生存的，然而土地为有机物（人）所提供的养料，即那些物质元素，则又来自有机物向土地本身的反馈，正如动物和人所提供的排泄物又足以使土地的养分得以维持一样。这就是土地和有机物之间的新陈代谢或物质变换，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中介形式。李比希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大生产致使大量的劳动力永久地离开了土地，从而使其无法维持原有新陈代谢的平衡，由此造成了土地的贫瘠，使自然资源遭到了毁坏，也就是说，自然在这种形式下被异化了。

这种从农业化学的角度对土地贫瘠的原因进行的揭示或许只是一个对农业自然的解释和维护，但对马克思来说，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因为，其一，人与自然的有机平衡一直是马克思所提倡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在有机物和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中以直接性的方式体现出来；其二，人对自然的疏离，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所带来的结果。如此一来，这种本属农业的机体之维护和繁殖的视角就被马克思纳入到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批判之中了，而且这种批判也仅是生态政治的一个层面。由于马克思主张人与自然的原始共存，我们也知道这种共存持续发展的平台是新陈代谢，一旦资本主义大生产开始运作，大量栖居于土地之上的人群就会被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并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要求去从事生产，这些人被捆绑在资本运作的空间，被置入城市文明的厂房之中。如此一来，农业运作的新陈代谢便失去了平衡：一方面，为土地发展提供反馈的再循环机制被割断了，因为大量的人群离开了土地，（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土地失去了有机物（人）所提供的排泄物作为新养料的来源，必然变得越来越贫瘠；另一方面，大量人口涌向了城市，他们把这些排泄物推给了并不需要这些养料的城市空间，从而造成了城市的污染，同时也使得城市变得越发的拥挤。这就产生了人与自然交换关系的断裂。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汇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这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在马克思看来，新陈代谢之间关系的断裂造成了双重异化，即自然的异化和人之社会精神生活的异化。当然，这种异化发生于生态政治的一个整体视域之中。

问题不止于此，这种断裂同样发生于社会交换之中。按正常的生产交换机制来理解，劳动者依靠自身的劳动从土地上获取产品，以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然而，每个人不可能全方位地生产其衣食住行的所有产品，这就需要分工和合作，以使每个人能把自身生产的多余产品通过交换的途径去换取自身所需要的东西。货币就是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孕育而生的，它遵循交换的自然过程充当了媒介的作用使不同种类的产品能够获得统一的量的估价。我们可以把蕴含于社会中的自然交换看作社会交换过程中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它根本上来源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关系。也就是说，当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着一种正常的新陈代谢时，社会生活中的产品交换也是自然的和正常的。一旦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发生断裂，那么社会交换中的“新陈代谢”便会随之断裂。在上述交换关系中，如果有人提供的只是劳动，却无法获得与其相匹配的产品，或者说他获得的产品远远低于其付出的劳动量本该获得的产品，也就意味着这种交换关系出现了问题。（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问题正广泛地发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因为，资本家正是通过其特有的方式使劳动者无法获得相应的产品，他通过榨取劳动剩余价值的方式使产品交换的平衡方式产生了断裂。劳动者正像土地一样，依靠其劳动来产出，然而劳动者毕竟也需要产品的回馈以使他能持续地运作下去，如果切断了为其提供生活养料的来源，他也会像土地一样贫瘠下去。这正是劳动者的异化，也是劳动本身的异化。相反，资本家完全掌控了可供劳动者使用的产品，但并非把这些产品合理地分配给劳动者，而是使其完全脱离了劳动者，正如人群大量地离开土地使土地失去了再循环的养料一样。在经济危机时期，资本家宁愿倒掉大量的物资、商品，也不愿意将劳动果实分给劳动者，而这些劳动果实本就应归属于劳动者，使大量的劳动者食不果腹、饿死街头。这完全是资本的异化，它已经失去了正常的表现功能，也即是说，它本来作为交换循环的中介，却使这一循环产生了断裂。产品交换的过程本来也是个自然的发生过程，它也是按照交换之有机循环和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进行的，由于资本家对资本的聚敛使得这一循环发生了人为的断裂。

不难看出，在马克思这里存在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双重的新陈代谢关系，当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奠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因为，只有人与自然保持着新陈代谢的平衡，劳动者才不会被从土地上连根拔起，才不至于无家可归，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附庸。只要资本家掌握了控制劳动力的绝对权力，商品正常交换的途径便被就此堵塞了，但资本家所获得的这种权力正是使得大量劳动者从原始土地上离开，并进入城市进行商品生产的权力。只有人与自然之关系保持和谐，并维持着正常合理的物质交换，资本对人的异化才会有所缓和，否则便会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马克思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关系的双重异化，究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所导致的结果。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卢梭相一致，他们都认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会出现贫富差距，（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出现一部分人剥削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状况。但马克思显然比卢梭走得更远，他从社会交换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劳动者被资本家所奴役的过程，这一过程立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实际说来，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的直接后果。我们往往只是看到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的表现形式，却意识不到这只是主体性膨胀的极端后果。在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之下，资本家需要完成两件事情：一是把财产权的归属立足于个人之上；二是借助于算计和谋划为个人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资本家也需要施展个体的能动性，只不过这种能动性的施展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否则，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不会单单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允诺下，资本家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首先，资产阶级通过暴力、立法等形式，使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相分离，并使得自由的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投身于资本的再生产之中，如此一来，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便被打断了，雇佣工人以这种强制的方式形成了；其次，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掠夺，对国内人民大肆搜刮，对殖民地强行征服，以完成其资本的积累。有了大量金钱资本与劳动力，资本主义独特的生产方式便确立起来了。这一过程正是放任个体性所直接导致的结果，因为任何个体的膨胀都是以牺牲另一些个体的权利为代价的。这种牺牲却正是对土地或自然的剥离，使自然失去了其永久的养料来源。雇佣工人被锁闭在城市的厂房中，永远失去了其劳动的活力和本真意义，就像一架被资本所捆绑住的机器一样。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破坏所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与社会之关系的破坏（异化）。资本家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必然要在交换关系中把这种状况维持下去，甚至进一步扩大这种关系，那么那种立足于自然生产基础上的交换关系便被打断了。因为，资本家关注的根本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都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显然，要想修复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断裂只能摧毁这种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迈向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不难看出，共产主义社会从根本上就是生态学式的。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从资本私有制走向生产资料公有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既然出现了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而且这种断裂出现根本上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那么这种断裂的消除便肩负着双重任务：其一，使人与自然达到有机的和谐统一；其二，使每一劳动者都消除异化，获得解放。实际上，这两重任务是内在统一的，即只要废除资本主义资本私有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劳动者也就获得了解放；反过来说，只要劳动者获得了解放，人与自然便也达到了和谐统一。如此一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肩负着生态使命的，其批判的根本目的主要还是想让人真正地从城市工厂中释放出来，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我们甚至可以从这一角度把马克思的政治关怀称之为生态政治。所谓生态政治，就是赋予政治以批判的意义，并通过其批判使人彻底获得自由，并使人诗意地扎根于大地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便描述了人的这种生存样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可见，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实现了人的解放，使人从各种受限制和受束缚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且也使人自由地立足于大地之上，能够诗意地劳作、思考。当然，这一切只有在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非一朝一夕之事，且不说它在当下正以其前所未有的扩展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因此，我们首先能够谈到的是保持自然之最低限度的存有，使自然或土地能够在其异化的存在样态下维持住，不至于消散殆尽。在此，马克思提到了一种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提出了一种“较为宽泛的生态可持续概念”，即人们需要“世世代代”的族类繁衍去“维持住土地的效力”，因为土地是“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无疑，这为土地的保持提供了最低的限度，也就是说，在我们以无限的方式消耗土地时，切勿忘记，要为子孙后代的延续留下一些最基本的依靠，它们是“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要对这些土地进行妥善的经营。能够做到这些，便是维持住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然而，要想使可持续发展维持下去，并有所扩大和突破，就不能仅是保持住可供维持生命的土地，必须突破土地私有制的限制，从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马克思也认为，无产阶级劳动者通过革命斗争也一定能够实现这一点。当然，任何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改良方案和措施都无法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以，要想消除生态关系的异化或新陈代谢之关系的断裂，只有从根基处着手，彻底铲除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在晚年确也提出过一种按照公有制的要求，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农业耕作制度。由于这种制度采取公有制的形式，（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个体利益的需求便不会凌驾于土地之上，也就不会出现以“圈地运动”的方式把劳动者从土地上赶出的状态，那么劳动者便是与土地自然地融为一体的存在者，他的劳动只是为他自身，而不是为了任何的资本家。资本家这一诞生于近代的主体，就像无端地从自然上生长起来的畸形物一旦被去除以后，人与自然便恢复了其正常的存在样态。所以，对资本私有制的克服也是对个体性或主体性原则的克服，更是对“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倒转。资本私有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关系并非主体性与交互主体性的关系，而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客观性是超越于自然和人之上的一种审视态度，不是指对自然的单纯依赖。单纯地依赖自然，人的自由没有突显客观性。所谓克服并不是完全抛弃掉主体的原则，主体性强调人的能动性，这固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任由这一原则发展，必然会走向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因此，我们并不能用交互主体性来取代主体性，那最多也只是一种多数的主体性，而是以客观性来扬弃主体性，使主体性能够在客观性的维度下从事劳动与实践。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意义之所在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客观性，在这种制度下，人们都受客观性约束，从而在发挥能动性的过程中保有普遍性的维度。这才是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的有机形式，而不是以极端的视角来审视自然、压制自然的形式。生产资料公有制既然是客观的和普遍的，它便符合科学的要求，而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模糊的想象。鉴于此，我们认可马克思所从事的这项伟大的事业是谋求人类解放的科学事业。

在马克思这里，人之诗意的栖居与科学的建构是一体之两面：一方面，公有制并非像卢梭所说的“众意”那样只是众多个体性的叠加，而是像其所提出的“公意”一样是自身客观的，且只有立足于这一客观性，人的主体性才不至于产生膨胀，个体的私利才不至于凌驾于他人之上，自然也才不至于受到戕害；另一方面，当我们以公有制之客观性为基础，才能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才能切实地扎根于土地，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因此，马克思是以科学的方式实现人之审美的生存境界。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在社会中发生的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之间的关系才能走向常态。既然，人与自然之新陈代谢的断裂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而克服断裂的唯一途径又只能是消除私有制走向公有制，那么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统一最基础的要求便是限制主体性和主观性，（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力求获得客观性。无产阶级统治之所以不会走向异化，就是因为它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客观性确立起来的。如果不以某种客观的维度对人进行限制，重新掌权的无产阶级也难免不会落入主观性之中。所以，我们必须以马克思给出的这一方案为立足点来思考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断裂，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所走向的双重异化。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上述诸问题。当然，我们也能发现，一旦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为社会建设的根本性制度，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所有的生产者就会联合起来，在一种整体性视域中从事生产，其生产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以交换为指向，而是以使用为旨趣；（二）相应地，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绝不是异于自身的，而是从自身自然流溢出来的，即一种自由的劳动，而不是受奴役的劳动，如此劳动者才能彻底获得解放；（三）生产劳动都是在一种整体筹划中逐步展开的，市场也是在计划中有序运行的，要预防市场本身的极端化趋势。当然，这些变化并非水到渠成，而要在对人性的控制中逐步推进，如此才能实现目标。

因此，针对新陈代谢断裂的克服，我们主要立足于对人的内在本性的思考，资本主义的产生固然是因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它的生产力发展要求所导致的，但是，反观西方思想的发展史，只有在近代的主体性转向之后，资本主义才随之到来，也可以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就是主体性之极端膨胀的产物。显然，要想根本性地消除它，只能克服和扬弃这种畸化了的主体性，代之以客观性。从社会建制的角度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的资本私有制走向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如此一来，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成了解决一切分裂、克服一切异化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之所以认为马克思确立的这一方案是科学，而不是任何的任意性假定，就是因为它在根本上符合对人之本性的内在洞见，当然这一洞见与卢梭、黑格尔是有一致之处的。以公有制为基础，并非完全否弃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如以客观性来克服主观性也不是完全抛弃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是使其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至于走向极端。毕竟，生产资料公有制也需要人的筹划和能动性的发挥，没有这些，再好的社会制度也形同虚设。可见，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与其哲学的革命是内在一致的：只有走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才能真正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也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永远保持在和谐状态；同样，当下的生态问题一旦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并使人能够自由地栖居于大地之上，这也隐含着我们已必然处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