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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作为北军的灵魂人物，李如松代表的不仅是自己，而是整个辽东利益集团。 利益，永远是衡量人心的法码。
（李如松像） 日本方面被沈惟敬接连忽悠，正做着和明朝议和的大梦，甚至在当年（1592年）12月9日，在朝的日军高层集结开城，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正经讨论起了议和的具体条件。 他们俨然以胜利者的姿态，狂妄地提出了三项要求： 一是明朝每年要派遣使者前往日本京都。这条是意在突显日本的地位，你每年来朝见我一次，就像藩属国朝见宗主国，同时这也就确立了两国之见的朝贡体系，打开了通商的渠道。可见日本的狂妄心态。 二是可以把朝鲜八道中的三道还给朝鲜，但剩下的五道要从法律上割据给日本。不管怎么议和，日本也得落点实惠。 三是明朝、朝鲜要给日本交上人质，以保证明朝、朝鲜履行合约。 慢说明朝此时并没有和日本和谈的打算，就是有，这三项条件，哪项也不可能答应，我堂堂天朝大国的面子往哪搁！况且我大明朝自开国就天子守国门，从没有和谈之举！ 日本还在等着沈惟敬议和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李如松的大军。 12月25日，李如松率三万余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鸭绿江。 写到这里，咱们得先聊聊李如松这个人了。 李如松是辽东名将李成梁的大儿子，这次随李如松入朝作战的李如柏、李如梧都是李如松的亲兄弟。 李成梁祖上世居朝鲜，也可以说就是朝鲜人，所以当李如松入朝见到朝钱国王李昖时，还说“且俺先世，本贵国之人，来时俺父亦戒之，俺何敢不力于贵国乎？” 李如松这么说，一方面是对李昖的客套，都是自家人，你就放心吧；另一方面特意提到自己的父亲，也显见得李成梁当时的名声。 李成梁长年任辽东总兵官，与戚继光齐名，有“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之说。 在那个将吏贪懦，边备废驰的时代，李成梁纵横北方边塞四十余年，前后镇守辽东近三十年，屡破强豪，力压部各游牧部落，拓疆千里。也正是在李成梁被罢黜的那几年，努尔哈赤迅速崛起，埋下了大明覆亡的祸根。《明史》上虽对他多有微词，但也不得不说他“然边帅武功之盛，（明）两百年来所未有”，因战功封“宁远伯”。 有此虎父，李如松也差不到哪去，他以父荫为都指挥同知，充宁远伯勋卫，不到三十岁就成为了京军三大营中的神机营副将。 也是这一年（1592年）初，宁夏副总兵哱拜造反，朝廷派了几拨人过去都拿不下哱拜，最后还是万历决定，命李如松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并“尽统辽东、宣府、大同、山西诸道援军”，也就是任命李如松为讨伐哱拜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明朝历来是以文官“提督军务”，李如松则是以武将为提督的第一人。 李如松也没有辜负万历的信任，四月接受任命，六月二十二日至宁夏，九月十七日破城告捷，献俘北京。 李如松这次正是带着刚从宁夏战场上下来的无上荣誉入朝，万历授予其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总兵官”，也就是这次入朝作战的军事最高指挥官。 但宋应昌是“经略蓟辽保定山东等处防海御倭军务”，也就是说，李如松是“提督”，宋应昌是“经略”。 “经略”等同于“总督”，是援朝作战的最高统帅，显然要比“提督”高一层级。 宋应昌是会稽人，嘉靖年间进士出身，在中央和地方都有过任职经历，特别是任福建布政使、山东巡抚时，没少和倭寇打交道，曾向朝廷提出“倭奴情形已著”的警告，建议选练精兵、搜罗谋勇，加紧备战，得到兵部的认同。 此次万历任命宋应昌，一方面是由于宋应昌熟悉倭寇，了解日本国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明朝官场有“文臣制约武将”的传统，武将地位都低文官一头。武人出身官位最高为总兵，再上一级的总督、巡抚等职，必须由文官担任。 这两个人搭成的班子，最高统帅是文官，而且咱们前面已说过，宋应昌本身并不想接这个差使，有点捏着鼻子上轿的感觉；而最高军事指挥官，则是刚从一个胜利走来，正希冀着走向另一个胜利，其自大之心在军功的加持下，已是目空一切。 当李如松赶到辽阳，第一次与宋应昌见面时，按照当时的规矩，李如松应先穿戴好盔甲，在门庭处叩头，然后出门换身衣服再进来和经略大人说话。 李如松却径直以一身便装进去，和宋应昌说话时，也只是把屁股在椅子上稍微挪开一点，算是将军见统帅的礼数了。 宋应昌自然心生不悦，但战事当前，就这么一个李如松能打，也只能忍了。 在其后二人不但有打与不打、如何打之战略性的矛盾意见，更有因军功问题而争论不休，二人矛盾不断，将帅不和，也直接影响了后面的战局。 转眼一年过去了，1593年1月6日，李如松带领中朝联军，进抵平壤城下。 平壤城有四个主城门：西北门七星门，西门普通门、南门含毬门、东门大同门，平壤城东、南两面临大同江，西面靠山崖，北面是高高耸立的牡丹峰，日军在平壤城四周布置了拒马、地炮，城上守兵穿梭，很难急攻。 李如松分兵包围平壤城，小西行长率领的日军也竖起大旗，敲锣打鼓，进入守城状态。 小西行长没等到沈惟敬的和谈，却等来了李如松的大军，已先胆怯了几分，赶紧派人向后方的驻守白川城的黑田长政、凤山城的大友义统、牛峰城的小早川秀求援，为了说明情况的严重性，小西行长故意夸大，说明朝军队有20万之众，他这么一说，非但没要来救兵，反而把这三人吓得胆寒，大友义统直接就放弃了驻守的凤山城（黄海道），逃到向王京（京畿道）去了。 因为这事儿，在战争结束后，丰臣秀吉没收了大友义统的全部封地。 黑田长政、小早川秀虽然没有逃走，但犹豫不决，最终还是不敢发兵救援。 小西行长等不来救兵，只能独自面对李如松的大军攻城了。 当天晚上，小西行长派出两股军队，一股偷袭明军营寨，一股偷袭在含毬门外布阵的8000朝鲜军。 明军作战经验丰富，早有准备，察觉到日军来袭，就对着日军不断放炮，日军知明军有备，便退回了平壤城内。 朝鲜军则被日军偷袭成功，8000朝鲜军被杀的只剩了千数来人。 1月8日，李如松指挥攻城。 按李如松部署，游击将军吴惟忠、原任副总兵查大受攻打牡丹峰，中路大将杨元、右路大将张世爵攻打七星门，左路大将李如柏、参将李芳春攻打普通门，副总兵祖承训、游击骆尚志与朝鲜平安道兵使李镒、防御使金应瑞攻打含毬门；朝鲜将领曹好益结阵于大同江，以截断日军退路。 为激励将士，李如松宣告，最先登城者赏银300两，授都指挥佥事。 李如松督领亲兵百余骑，往来平壤城下，指挥发起总攻。 当时明军已装备了佛郎机、虎蹲炮、灭虏炮等热兵器，一时间炮声如惊雷震动山岳，硝烟弥漫数十里，呐喊声伴随着炮声响彻平壤城上空。 而日军藏身矮墙，对着明军乱放铁炮，“鸟铳铅子飞下如雨，中者无不立毙，有铅弹一枚而穿透二人者”，又往城下泼沸水，扔石头，用长枪、大刀刺向正攀爬登城的明军，死守平壤城。 明军也不甘示弱，“三军齐奋，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十。前军被杀，后军继至”，战况异常惨烈，李如松坐骑被日军火枪击中，当即换马再战，《明史》记载：“如松马毙于炮，易马驰，堕堑，跃而上，麾兵益进。将士无不一当百，遂克之”；参将李芳春被日军弓箭射中，右臂被射穿；参将李如梧被铁炮击穿了左臂；副总兵李如柏的头盔被铁炮击中，幸亏头盔里的布料比较厚实，不致重伤；游击将军吴惟忠被铁炮打中胸部，但仍然坚持作战。 攻打含毬门的游击将军骆尚志纵身攀爬城堞，被投下巨石砸伤，但骆尚志还是迎头直上，没有丝毫退却：“骆尚志等乱投死尸于城上，贼兵以为天兵飞入城，益自惶怯。”骆尚志带领的浙兵擂鼓呐喊，紧跟在骆尚志身后登城，成为率先登城的部队，他们登上含毬门，拔掉日军的旗帜，改竖明军的旗帜。 而祖承训、李宁带领的明军北兵和朝鲜军，跟在浙兵后面也杀进了含毬门。 在七星门方向，李如松亲自督大将张世爵、杨元攻城，日军用铁炮等武器反击，李如松下令用大炮轰城，打中门楼，将其“撞碎倒地烧尽”，七星门被攻破，李如松整军从七星门进入平壤城内。 至此开始了在平壤城内的巷战。当时战况，据《经略复国要编·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记载：大城既破，我兵四集，云涌风驰，雷轰电掣，健马奔冲，短兵相接，贼尽摧伏。栅下火箭飞射，中者焚，触者死。 对于明军与日军的巷战情景，弗洛伊斯也在《日本史》中记录道：虽然日本兵顽强抵抗明军的攻击，勇猛果敢地奋战，但是日本军队与明军相比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他们的刀在多次肉搏战以后变钝了。明兵的武装非常坚固，日本军队的刀几乎不能造成任何损伤。双方混战在一起，陷入了不能使用铁炮的乱战状态，日本方面的伤亡开始增加，陷入苦战。 日军残余主力约9000人龟缩在练光亭、七星、普通三座大土堡及周围的十几座小土堡里负隅顽抗，道路狭窄崎岖，明军无法用大炮进攻，致部队伤亡很大。 李如松看此形势，遂停止攻击，以围三缺一的战术，留出南面大道，诱使日军突围。 天黑后，小西行长派出侦察兵，见南面大道并无明军拦截，于是人马蜂拥而出，冲出城外，赶至大同江，时值隆冬，江面冰封，日军先头骑兵部队迅速通过后，大队人马争先过江，已隐蔽待命的明朝联军火炮突然开火，日军乱作一团，冰层大面积崩塌，日军兵士哀嚎震天，而侥幸逃上南岸的日军又被埋伏的明军骑兵部队袭击。 吓怕了胆的小西行长在一小股轻骑部队的掩护下一路狂奔，最后在开城日军的接应下撤回黄海道。 《日本战史》记载，此役小西行长部减员11300余名，仅余6600人，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另一则日本史料称；《朝鲜史》则记载，此战共歼灭日军一万余人，烧杀溺毙无数，逃散者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万历三大征考》中说，平壤之战“斩获倭级一千五百有余，烧死六千有余，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余”，明军方面阵亡七百九十六人，伤一千四百九十二人。 李如松凭此一战，不仅一雪之前明军在平壤败北之辱，其威名更在明日朝三国日盛。 小西行长部几乎被全歼的消息，使得日军丧失了仅存的信心，驻平安道、江源道、黄海道、咸镜道、开城的日本驻军纷纷弃城南逃，全线后撤400余里。 而李如松则率军一路攻城掠地，入朝参战一个多月，便收复失地五百余里，朝鲜三都十八道已收复平壤、开城二都及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咸境等五道。 李如松大军继续向南开进，兵锋直指王京汉城。 平壤之战虽打出了明军和李如松的声威，但在随后的论功行赏中，却引发了明军中事实上久已存在的南兵北兵之矛盾。 此次援朝统帅是宋应昌，南方人。 此次援朝军事指挥是李如松，北方人。 李如松率领的大军，除了他的蓟辽之兵，事实上朝廷还调拨了全国各地之兵，如川兵、浙兵、宣化、大同之兵等，这样这批明军按照地域就分为了南北两派。 李如松自然是北兵系统真正的老大，而江浙出身的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钱世桢等将领则以浙江人宋应昌为依靠。 宋李二人初次相见时，曾击掌为约，“彼此同心，勿生疑二”。 越强调什么，就越没什么。这是世间公理。 收复平壤，李如松论功行赏，首功给了张世爵。 张世爵是辽兵副总兵，李如松的小弟。 在攻陷平壤城时，是骆尚志带领的浙兵最先登城，对李如松如此明显的不公，南军自然不服。 吴惟忠是戚继光旧部，为南兵系统将领，被日军铁丸击中心口，躺在病榻上的他听说后默然不语。《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载：“吴则铁丸正中中心，病势危急……不录于首功，心里怏怏… 南军的另一位将领王必迪更是当面和李如松对质，“老爷不智、不信、不仁如此，而可能用兵乎?”提督怒曰：“何谓也?”必迪曰：“平壤攻城之日，不令而战，故军士不及炊食。为将者不念军士之饥，而遽使攻城，是谓不仁也；围城之日，俺在军后闻之，老爷驰马城外，督战曰：'先上城者，与银三百两，或授以都指挥佥使今者先登者众，而三百两银何在? 指挥佥使，又何在焉? 是谓不信也；大军不为前进, 只率先锋往击, 一有蹉跌, 大军挫气而退, 以是言之, 非不智而何? 如此而可以攻城耶?” 一番话说得李如松也是无语，他“即出银给南兵”，希望以银钱消弥南兵的愤怒。 李如松自然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 作为北军的灵魂人物，李如松代表的不仅是自己，而是整个辽东利益集团。 跟着你攻城陷阵，生死不定，图的是什么？不就是图一军功，可以封妻荫子，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嘛，没有好处，跟着你干什么？ 利益，永远是衡量人心的法码。 所以李如松虽然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但如果他不为这个集团谋取利益，也无法长久立足。 李如柏、李如梅、杨元、张世爵、祖承训、查大受、李宁等这些将领是辽东军中下层军官，已经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辽东小集团。 平壤头功，是这个小集团势必要争夺的，实际上就是辽东诸将领联合施压李如松的结果。 李如松怎么说也是一代名将，自然知道南军劳苦功高，但他依然不得不把头功给了辽东小集团，而这么做他内心肯定又所愧疚，所以面对王必迪的当面责难，并没有拿出提督的威风来镇压，而是掏钱了事。 掏钱自然不能了事，矛盾不会因这点钱而解决。 李如松心知肚明，此时的他更希望赶紧再发动一次战役，通过战役来证明北军的实力并不比南军差，这样才好平衡南北两军的关系。 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始有碧蹄馆之役。 只是此役并未如李如松所愿，竟然败北。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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