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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农历4月2日，上午10点，父亲悄然离世。当时，只有母亲守在他身边。母亲握着父亲的两只手，久久舍不得放开。这双手，母亲握了整整50年，从阳春到白雪，从青丝到白头。前一天晚上，还一如往常，就那么安静地躺在床上，悄悄地等着我们给他喂水喂饭，给他擦脸泡脚。脸上偶尔现出一丝微笑，温和的目光，平静的神色……也许，在父亲的世界里，只有母亲才是最重要的人吧！
他知道，这么多年，母亲确实是陪伴了他太多，也付出了太多。老年痴呆折磨了父亲整整12年。前几年，母亲陪他散步、购物，给他熬药、按摩。后几年，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母亲没有度过一个安稳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父亲从最初的说不了话，写不了字，认不了人，找不到门，到躺在床上对外界浑然不觉。母亲待他如呵护嗷嗷待哺的婴儿。可是，婴儿日见其长，“三翻六坐九爬爬，十个月上窜门门”。父亲呢？除了日常的伺候还要夹杂着去医院治疗。去一次，人瘦一圈，情况越来越糟。一直到了吞咽功能消失殆尽。插管之后，进食偏少，半年之后，终是熬到了油尽灯枯，撒手人寰。夏至未至，院子里的草疯长着，墙角的几丛山花却耷拉了脑袋，花苞零零落落地挂在风中。了无生机。父亲走了，他一生钟爱的山花也像伤了元气。母亲立在花前，黯然泪下。四月的风，吹起了母亲宽松的衣衫，吹迷了母亲红肿的双眼，吹乱了母亲变白的头发，母亲老了。
1965年春天，也是山花烂漫的时节，母亲做了新娘。父亲骑着一辆“除了铃铃不响，其他零件都响”的自行车，娶回了身材苗条端庄秀丽的母亲。第二天，父亲就送还了向邻家借来的“三大件”——上衣、车子、炕上铺的席子。母亲真正见识了孤苦伶仃的父亲的穷，真正看到了父亲“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窘。但是。母亲却是幸福的，她对自己的男人很满意。他温润儒雅，识文断字，手脚勤快，细心体贴。就在那半间西下房（偏西房）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视如珍宝，三口之家虽然清贫，“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小将来了，他们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高呼“造反有理”闯进了我们的家，理直气壮地抬走了父亲仅有的两木箱藏书，然后在大队部的院子里付之一炬，冲天的烈焰是父亲眼里的怒火，褐色的烟雾是父亲心底的惆怅。被迫害的还有父亲的密友李春满，一个满腹才华的人称“活鲁迅”的知识分子。我们叫他伯父，伯父性情耿直脾气火爆，直接叫板，“谁敢打倒我，我就打倒谁！”结果被五花大绑带走了，关进了外省的监狱，最后魂断他乡……父亲被扭到大队部交代“右派”行径，父亲否认，他们就去父亲就读过的“完小”调查，无果。回来——仍然没有放过，坚信父亲是“右派”，天天和村里的坏人站台，批斗，游街。烈日当空，父亲一行五、六人，用绳子捆着，被红卫兵押着，用步枪顶着，头上戴着两尺多高的纸帽子，低头游走。街道两旁的群众则振臂高呼，打倒、打倒……家里是温柔贤惠的妻子，是几个瞪着饥饿的眼睛的孩子；外面，是讨伐“地富反坏右”的人潮，是与父亲势不两立划清界限的革命群众。不久，父亲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白天咳嗽，夜晚挨斗，一件陈旧的羊皮背心从立秋穿到清明。
汾阳东大王，一个有故事的村子。“人民作家”马烽曾在这里读过四年初小，村东头的校园里，有小小少年读书的身影，这里是他的姥姥家。村子的西南口，有一座普普通通的坐北朝南的四间瓦房。街门朝东，坐落在青砖砌成的五六级高高的台阶之上，推开厚重的木门，进去，右手边是三间东下房，一般堆放杂物，夏天就成了厨房。往北是一个羊圈，几只绵羊在里面快乐地闹腾着，吃着鲜嫩的青草。正北，是四间亮亮堂堂的大瓦房，房顶的瓦齐齐整整曲线玲珑，墙壁雪白光滑如玉。西边空地是一个菜园子，跟前有一棵年长的枣树。南瓜长长的藤蔓爬上屋顶，和枣树的浓荫挡住了夏天的太阳，院子里斑斑驳驳的。往南，是一个猪圈，两只憨头憨脑的小白猪，摇着小蒲扇般的耳朵嗷嗷叫着要吃饭，长得比小孩子还胖。姥姥家的院子永远是一幅丰收的图画——房檐下吊着金色的南瓜，比篮球还大，画上京剧脸谱，就是英雄好汉在唱念做打。茄子紫得发亮，画上道道就是足球。西红柿红彤彤，调成彩色就是皮球。苗条的黄瓜，头上顶着五个角的小黄帽，慵懒地倚在瓜架上低吟浅唱。翠绿的辣椒，修长且秀气，挤挤挨挨窃窃私语。哇，坐在瓜架下，就像在天堂，还有什么烦心事吗？可是此时的瓜架下，却笼罩着淡淡的忧伤。母亲一脸戚容地坐在小凳子上默默垂泪。姥姥蹲在那张发黑的大案板前，右手拿着菜刀，咚咚咚地剁着猪草。姥爷铁青着脸，黑蒸雾气的，圪蹴在地上，咝啦咝啦地抽着旱烟。云姨（母亲的闺蜜，她嫁了个富农，离婚了。后来改嫁当支书的，在村里教书）站在母亲身边，长长的苦瓜脸上，写满万般无奈。“这日子是真难啊，可怎么好？”姥姥的眉心起了个大疙瘩，手中的菜刀重重的落下去。“难也要过，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姥爷黑着脸，说话的时候，蓝色的烟雾从他的鼻子里飘出来。“要不——离吧！”云姨蹲下来，拉起母亲的手，“这些年，你住着半眼下房，跟着一个病歪歪的男人，守着五个面黄肌瘦的孩子，缺吃少穿不说，还受着村里人的欺负，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母亲泪眼朦胧，望着云姨的眼睛，“他一个孤儿，穷得叮当响，你嫁过去，一直守着，他也该知足了。你这么年轻，也该想想你的后路啊！”母亲依然不说话，泪水像珠子一样噼里啪啦落下来，两只袖子全湿了。
姥爷“嚯”地站起来，把铜烟斗在鞋帮子上敲得“梆梆”响，对母亲说：“不能离！落难之人，能丢下？孩子们咋办？”他顿了一下，抽了一口烟，语气缓和下来，“吃糠咽菜也要过，咬住牙，熬！”母亲的泪又下来了，她点点头，说“我回去了！”姥姥赶紧从厨房里拿出几个窝窝头，用笼布包了递给母亲，母亲接过，头也不回离开了。村口，她遇见了娘家旧邻二大娘，二大娘爱怜地拉了拉母亲的手，抱了抱她的肩，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孩子，我知道你的难，这些年，受委屈了！”她从怀里摸出两个熟鸡蛋，塞进母亲的衣兜里，笑了，继而，她扬起头，看着天边飘过的云彩，说：“快了，快过去了，我昨晚梦见菩萨显灵，说山花花的男人，四十岁会有贵人相助。真的，再苦的日子，撑一撑就过去了！”母亲浅浅一笑，给二大娘磕了头，回家去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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