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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北京到新疆 1965年我北大附中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当年10月13日，我和李光新同学离开北京去。那是一个阴冷的早晨，北京站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亲友，王乐煦、郭克良、杨玉垣、王希勤等北大附中的同学都来了，和我们哥儿俩依依道别。 我至今没有忘记，就在开车铃声响起的时候，从站台地道口传来了一声呼喊“李光新——”，原来是虞音赶来了。她代表另两位考上北大的王新生、刘宗贤同学，把她们亲手签名的《王杰的故事》送给我们，鼓励我们努力锻炼，不断进步。 列车在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泪水中、哽咽着缓缓驶离了北京站。车厢里，33名从海淀区和西城区部分中学汇合在一起的同学，有的眼眶湿润，有的悄悄擦着眼泪，从京工附中来的李凭，是位曾经参加过1964年北京市数学竞赛的男生，戴着副深度眼镜，一派学者模样，突然不管不顾地嚎啕大哭起来，引的那些只敢啜泣的女同学也放出声来。 一片哭声之中，来自地质学院附中的马天林忙前跑后地安慰大家，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留着长长的鬓角，对人诚恳热情，后来我们知青很多事情都是他张罗的。我大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是怎么和泣不成声的母亲道别的。李光新双唇紧闭，铁青个脸坐在对面的车窗旁，冷峻地看着窗外。年轻的我们，真正体会到“沉重”的分量了。 列车一路前行，车轮声、风声和哭声混成一片。现在我觉得，那个时候真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说：同学们哭吧，把和亲人离别的痛苦哭出来吧！兄弟姐妹们，大声地吼吧，把高考落榜的委屈喊出来吧！把那些当时说不清楚、弄不明白的难言之痛都倒出来轻装上阵吧。就像后来那个残疾歌手郑智化在《水手》中唱的那样：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年青（原句是“至少我们还有梦”，“梦”已彻底破灭，我改为“年青”）”。然而那时候，我们又是唱着“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跨山过水到边疆”的，豪迈的革命歌曲掩盖了家庭和个人的疑虑、不安与无奈，在矛盾的心态中，一代知青踏上了奔赴遥远的新疆的旅程。 这样的送行和开车后的车厢场景，仅仅是那个特定年代小小的序幕。几年后全国各大火车站开往东北、内蒙古、山西、宁夏、甘肃、新疆、云南的站台上，经常会出现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生离死别、哭声连绵的场景。我经常想，这些人和我一样不幸，有的可能比我还倒霉。文革前我们国家那种意气风发团结一心战胜困难，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哪里去了？ 五天四夜的进疆之旅有3776公里，途中绝少“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豪气，倒是经常出现“八千里路风沙土”和“大漠孤烟直”的情景。长途跋涉的疲劳和消耗逐渐替代了精神悲伤和胡思乱想，大家东倒西歪的在座椅上、小桌旁、过道里、车厢门空地处瞌睡打盹。 10月17日清晨，列车从吐鲁番出发后进入天山后沟峡谷，温度骤降，大家全冻醒了。看到壮美的天山，晶莹的博格达雪峰，我们的情绪高涨起来，车厢里的气氛自然也热烈了。翻越天山后第一站是达坂城，其实就是一个维吾尔族聚居的村镇，列车播音室适时播放着闻名遐迩的《达坂城的姑娘》，在欢快跳跃的乐曲声中，我们终于抵达了异域风情浓郁的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位于天山北麓的乌鲁木齐河谷地，南北狭长，绵延百里，河水滋养着两岸的农田和牧场。“乌鲁木齐”是古准格尔语“优美的牧场”的音译名称。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们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呢？ 02 磨砺 1965年10月，恰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贺龙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及各个分团深入到全疆各地慰问。我们刚到新疆就有幸参加了自治区和兵团的几次活动，强烈感受到瓜果飘香、歌舞之乡的新疆真是一个“好地方”，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没有错。特别是在我们工一师宣传队的欢迎晚会上，一曲“送你一束沙枣花”，更是令我们热血沸腾，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的雄心壮志油然而生。时隔48年后，我已年近七旬，每当回忆起那个美好的夜晚，耳畔都会响起扣人心扉的歌声： 接下来就没有那么“优美”了。是一个只向国家上缴而几乎少有国家投入的半军事性劳动企业。兵团职工劳动强度大，待遇低，住在集体工棚里，或者挖个“地窝子”。穿的衣服颜色也很奇怪，不黄不绿的，人称“兵团绿”；极少劳动保护用品，很多人每天上班腰里扎个草绳子，还有的人用水泥纸袋子包着鞋子，防止灌进砂浆水泥。 老职工告诉我们，地方上的人看不起兵团，编了一段顺口溜糟蹋兵团人：远看像逃难的，近看是要饭的，一问原来是兵团的。 兵团的成分非常复杂，除小部分是解放初期进疆的老兵外，大量的是国民党起义士兵，安徽、河南农村的支边青壮年，三年困难时期从内陆逃荒来的“自留人员”（后来改称“自动支边”人员），还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等等。1963年以后，大批复员转业军人和城市初高中毕业生陆续进入兵团，我们就是随着滚滚人流西进新疆的。
当年新疆兵团的北京支边青年。前排左一张道林 李光新和我分在一个建筑连队的抹灰班，每天五点多起床，冬天的乌鲁木齐清晨零下二十多度，不刮风的时候，冷空气都能穿透厚厚的棉衣和毡筒。在班长的催促声中，我们赶到工地运送沙子，水泥，架火烧水，为上午的施工做准备。 早饭过后，“真练”开始了，我们刚来没技术全是小工，给“大工”（有技术会抹墙的师傅）供应搅拌好的水泥砂浆。每人一副扁担两个铁桶，弯腰站在灰浆池边，右手轻轻一抖，铁桶口朝下进入池中，利用砂浆重力缓缓拉动铁桶，砂浆快要灌满的时候，猛地翻腕扭腰用力把砂浆桶提起来。接着再把左边的桶装满，挺起腰，担着百十斤的担子，摇摇晃晃爬上脚手架，向站在几层楼上不断吆喝要砂浆的师傅一步一步挪过去。 如此几趟下来，我就感到气喘吁吁，手没劲了，砂浆装不到桶里，两腿发软，脚步乱了，走在脚手架上，跌跌撞撞，好不容易爬上楼，灰浆撒了半桶，越来越供不上大工们使用了。这时，天空中飘下了雪花，我却满头大汗，头上冒着热气，咬紧牙关艰难地爬上更加湿滑的脚手架上。看着阴沉的天空，迈着蹒跚的步伐，担着沉重的砂浆，在没有希望的遥远边疆，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和汗水、泥水搅在一起了。 我看看李光新，这家伙已经把棉衣脱了，帽子甩了，脸上红扑扑地淌着汗水，顽强地把一担担砂浆挑上楼去。我担着空桶往下走和他碰面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没吭气，把砂浆倒在我供应的砂浆盆里…… 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还要赶快提热水洗脸擦汗，买饭。晚饭之后，全连集中在没竣工的大厂房里听连长指导员讲话，连长和指导员，都是随王震进军新疆的老兵，熟悉了解连队情况，懂得建筑施工，经过部队多年熏陶，讲起话来，联系实际，形象生动。连长是内蒙古人，批评混凝土质量不好，一句“麻面、蜂窝、狗洞”全明白了。指导员是山西人，讲话骂骂咧咧的，说有人干活老想偷懒休息又不想出头，就有事没事的“冒喊一声，差不多了吧！”动摇军心；兵团连队工人休息时习惯用旧报纸卷莫合烟，他说有的人为延长休息时间卷得又粗又长像XX似的，大家听了，男的哄堂大笑，女的有人小声骂道“牲口！”话虽粗俗，问题也都点到说清楚了。然后呢，各班集中开会，总结一天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直到十点，才能放平身体躺在两条“马腿”支撑的木板上。 如果说繁重的体力劳动咬咬牙还可以坚持的话，那么缺乏安全保护的施工就更加令人胆战心惊了。1966年夏天，连队开进乌鲁木齐西山的兵团武装处弹药库施工。为了贮存弹药安全，库房之间相距较远，散布在几平方公里的荒山野岭之中，施工没有电，用不上机械，只能靠人力完成。厂房的主体墙有七八米高，钢铁的房梁和几百公斤重的混凝土预制板都是靠人力抬上去的。 抬预制板的时候，八个壮年汉子，卯足了劲，一声号子，颤巍巍地直起腰，奋力挺起肩上的木杠，挪动步伐，艰难地踏上搭成斜坡的木板，一摇一晃地向架空在墙体上的房梁行进。沉重的预制板在空中晃动着，只要有一个人踏空或者坚持不住倒下，其他的人都会随着巨大的预制板掉下来被砸扁。 班长是个1949年起义的青海藏族老兵，说我们是“学生娃子”，只让我们在旁边搭把手，搀扶、配合抬预制板的人。过了一会儿，李光新憋不住了，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老班长摁不住他，只好换下一个人。只见光新把杯口粗的木杠架在肩上，长出了一口气，大叫一声，挺直腰，随着众人的脚步向上挪动。当他走到半空中的时候，脸憋得通红，汗珠滴答下来，我真怕他撑不住啊。这个上午，李光新坚持下来，抬了有二十多块。晚上睡觉前，我看他坐在床边洗脚的时候，不断捶打着腰部。 有的工地距离驻地很远，从兵团武装处到陶瓷厂施工，需要翻越几百米的高山。山上寸草不生，都是裸露的沙石。不远处的山坡，有的地方常年冒着青烟，那是地下煤层自燃形成的现象，地表和别的地方一样，其实地下都烧空了，如果不小心误入那些地方，就会跌入可怕的炽热的地下空间。听老职工说，有些轻生的人和许多冒失的牛羊就是这样失踪的。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清晨翻越这座高山，赶到兵团陶瓷厂工地干活。我和李光新是抹灰工，站在厂房里面的脚手架上，仰面把铺好的水泥板缝堵严实抹平，这叫“勾缝”，需要点儿技术，经过近一年的锻炼，我们已经晋升为“大工”了。屋顶上，混凝土班的工人每人背着重达百十斤的水泥板，一块一块地安装到屋面上。 来自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的戚晓军、杨允和武汉知青赵中和、范寿华都是这个班的，这几位都不太善言谈，平日里沉默寡言，干起活来一声不吭，只听见他们负重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好像在诉说着什么。他们的工种比我们还艰苦劳累，每个月粮食定量46斤，比抹灰工多3斤。突然，前面几米的地方一声炸裂，随着一道亮光和惨叫，屋顶的一块小型水泥板断裂，紧接着一个人背负着一块水泥板重重地摔落下来。 那时候，施工设计和材料都是凑合，说好听点儿叫“艰苦奋斗，因陋就简”，水泥板的骨架不用钢筋，用的是铅丝，还有的用竹片代替，承受不了多少重量，一个人站上去就可能断裂，何况还要背一块水泥板在上面走呢。掉下来的是武汉支边学生范寿华，从四五米高的屋顶上摔下来，水泥板砸在身上，居然没受什么伤，真是万幸。第二天，我看见他又背着水泥板爬上屋顶了。 夕阳西下，该收工了。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爬上山顶返回驻地途中，李光新又来了精神，他和河南壮汉马天德一前一后，顺着山坡，踩着流动的沙石，迈开大步，身体后倾，呼啸着向山下冲去，经过之处，趟起阵阵烟尘。紧接着，其他人也飞奔而下，刹那间，我们的呼喊声，沙石的撞击声在山谷里回响着，那种万马奔腾、不可阻挡的气势似乎要把压抑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 在最初到新疆近一年的时间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沉重的精神包袱、严寒酷暑的气候、匮乏的物质生活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难熬也最难忘的一段时光。但是，北大附中同学的来信和附中生活的锻炼给了我们力量和希望，甚至回忆起同学相处的情景，都会使我们感到轻松和愉快。王乐煦长期和我保持联系，他从清华的每次来信我和李光新都看好几遍，信中提到的每个同学、或者北京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会议论很久。 有一次，忽然接到久无音讯的陈以文从北大荒的来信，那个高兴劲儿就更甭提了。劳动之余，我和光新经常回忆起同学和老师，同学中聊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篮球二队”（一群矮个同学组成的篮球队），老师中当然是班主任黄铁军老师了。 03 李光新和黄铁军老师 黄老师当年二十多岁，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上课经常用一种裁成两三寸宽，五六寸长的纸条，很工整地写着讲课内容，背面隐约现出一些风景、花卉之类图案，很是雅致。我后来也从教几十年，至今没有见到类似的备课笔记和卡片。黄老师的普通话带些川音，读起唐诗宋词来，感情丰富细腻，别有一番韵味。高二的时候，黄老师讲到唐朝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其中“轮台九月风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这几句，经过黄老师绘声绘影的表述，给我留下了惊心动魄的感觉。但我当时做梦也没想到，几年后的1969年国庆之夜，我去南疆库车探望堂姐途中，被阻在塔里木盆地边缘的轮台兵站，领略到黄风狂吼、黑石乱走的可怕场面。那一刻，我想起了和同学们在灯火辉煌的天安门广场，伴随着优美的《青年友谊圆舞曲》翩翩起舞的狂欢情景。 黄老师才华横溢，一笔行书流畅潇洒，语文课讲的精彩，班里喜欢文学的同学多，很自然形成了浓厚的文学氛围。黄老师衣着得体，谈吐风雅，成为许多同学的偶像，有些女生暗恋之情萌生或未可知。 光新很有文学情怀，他那写满了隽秀、略显稚嫩字迹的两本日记，我保存至今。他是黄老师的语文课代表，经常帮老师收发作业、作文，登录考试成绩，或者传达老师“旨意”。比其他同学能更多地接触黄老师，也是很令人羡慕的，他在众人围拢下登录作文或考试成绩时，嘴角常常会不自觉地向上微微翘起。我记得，从高二开始，他个子猛蹿，学业提高显著，热心墙报编辑，喜欢朗诵贺敬之、郭小川的长诗，黄老师讲评作文时经常提到的同学中有他一个。光新不会掩饰自己，爱和人较劲，喜怒哀愁溢于言表，说起张友堂的“诗”来，满脸不屑的样子。如果不出意外，光新进入北大中文系应该是意料中事。 然而，高考结束以后，正当我们对未来无比憧憬的时候，在1965年暑假即将结束的那个倒霉的下午，我和李光新连同班里近一半同学遭遇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打击——收到了北京市高招办的不录取通知书。（发通知书那天，统一通过邮局，上午由大学发录取通知书，下午由招办发不录取通知书。） 那一段时间里，这批同学能熬过来可真不容易，他们受到的白眼和歧视，多来自于出身等政治上的压力，他们的家庭陷入了失望、悲观和无奈。当然，所有这些对于有幸历经艰辛度过劫波的人，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时间可以淡化记忆，风霜能够磨平棱角，对于当年高考落榜的大多数人，未来还有希望，漫长的人生之路，广阔的人生舞台足以让你叱咤风云，半个世纪足以淹没1965年那个短暂的时刻。但对于李光新，他没能等到让他施展才华的那个伟大时代的到来，他是20岁的时候，带着幼稚、疑惑、委屈、抗争和愤懑离开这个世界的。 毋庸讳言，落榜的考生都会把怨气撒到班主任头上。刚到新疆的半年时间里，李光新经常会对着空旷的工地，对着荒凉的妖魔山（乌鲁木齐火车站就建在妖魔山，现在改称“雅玛里克山”）大声呼唤着“黄铁军”——他要找黄老师干什么呢？是算账？谁都知道当时老师是执行者，也许是执行者的执行者，是最接近学生的执行者；是倾诉？是埋怨？是诅咒？也许，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他自己都说不清楚要干什么。但有一点非常清楚，我们都非常佩服黄老师的才学，黄老师是一个在我们人生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不是“决定”）作用的人物，是一位我们一生都不会从记忆中抹去的老师。 对于这样一位老师，我们多想和您倾心交谈啊，说说我们的处境，人生的疑惑以及未来的希望，好多好多。但是，在学校里，老师的注意力好像不在我们身上（多数学生都有这个感觉），没有勇气和您接近。高考落榜后，我们更无颜回校找班主任聊聊。拿到去新疆的通知书后，我们去海淀几所高校和同学道别，几次骑车路过海淀黄庄，李光新都会停了下来，伫立在秋日的林荫下，长久地看着我们的学校，我想，那一刻他多想去看看黄铁军老师，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呀。（其实，我也想去但又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我不是语文课代表。当时幼稚单纯，还有虚荣，由此可见一斑）。 和我们在同一个连队的还有十几个武汉知青，都是武汉一中1965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后我发现他们都很优秀。其中有一位叫李悠镇，个子不高，架一副紫红框眼镜，文质彬彬，典型的南方学生模样。他能阅读英文版《毛选》，多才多艺，拉起手风琴曲《野蜂飞舞》，真有身临其境之感。他和李光新一起参加全团文艺汇演，领诵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充满了时代青年火一般的热情。后来，两人很快成为知心朋友。 我们的境遇和命运相似，接触久了，大家都会谈到离开家乡的经过。李悠镇告诉我们，拿到去新疆通知书的那天傍晚，班主任把他叫到学校大操场一个僻静的角落说，以我近三十年的人生阅历看，新疆的环境异常艰苦险恶，选择去新疆要慎重，你们年轻，头脑容易发热，高考落榜又想逃避现实。也许作为一个老师我不该说这番话，但作为大你们几岁的兄长，我有责任和你谈谈。天哪，那时候还有这样做思想工作的老师！姑且不论对错，也不论这番话当时是否适宜，单是这位老师言谈话语间流露出的真情，就已经让我们唏嘘感叹不已了。记得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道路漫长，但紧要处却只有几步。我以后如果做老师，在学生的“紧要之处”，也要像这位老师一样。 1967年夏天，我和李光新因为一个所谓的兵团绝密文件受到牵连，到北京地质学院找造反组织“东方红”头头索要。那段时间里，我俩经常骑着自行车到清华、北大“蹭饭”，还“拜访”过农机院的姜绪荣、北邮李国琴和刘玉兰等同学。诸位见到我们都很高兴，尽量用有限的饭票热情招待。 有时候，我们还会窜到同学家里叨扰，记得曾经去过王亦明家、李振声家，他们两家都在未名湖不远的地方，如今路过那里，已是物换星移人不在了。住在城里的刘海鸥、李志暹、毛峰家，当时也曾去过。最高兴的是，有一次聚集了二十多位在京的同学，骑车去香山玩儿。中午吃午饭的时候，谢韦克提议男生每人交五角、女生出三角。65（2）班大家凑钱吃饭的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这其间，李光新和我去北大附中见过一次黄铁军老师，那是一次尴尬的见面。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在新疆始终关注着学校和老师的消息。有的是报纸上的报道，有的是王乐旭来信中的只言片语，还有时在乌鲁木齐街头碰到北京或者北大来串联的学生，我们都要打听一下。但是这次到了北京，问起黄老师的情况，同学们都是语焉不详，就连消息灵通的王亦明大姐，也是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那是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费了一番功夫进了学校，找到黄老师的宿舍，李光新先敲敲门，听听没有动静，突然大声喊起来：“黄铁军，开门！”走廊里很安静，喊声传的很远。门慢慢打开了，黄老师穿着背心，戴着眼镜站在宿舍门里，样子没太变，看到我们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神情有些惊愕。我也很紧张，含含糊糊地叫了声“黄老师”。时间过去了许多年，很多事都恍如昨日，记忆如初，唯独这次“拜访”黄老师的经过和细节，竟都回忆不起来了。 只记得黄老师把我俩让到屋里，他坐在床上，我们坐在对面，好像还都点了一支烟，简单寒暄了几句，就没话了。烟雾缭绕中，师生相见，静坐无言，我不知说些什么，看看李光新，刚才敲门大喊“黄铁军”的气概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晚上，我问李光新，咱们今天找黄老师干吗去了。他没有回答，许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件事我后来跟杨育垣、王乐煦等同学说起时，他们都觉得李光新憋了一肚子话想和黄老师倾诉，但在那个年代，那种环境，以那样一种方式见面，已经不可能再深谈什么了。 04 失去光新 难忘的香山聚会不久，李光新就踏上了南下湖北寻找被“遣送”出京的父母之路。我在北京站送他的时候，还相约“十一”回来再和同学们相聚。万万没想到，他这一去竟成永诀。光新去世后，我和武汉知青李悠镇朔汉水而上，抵达湖北沔阳县仙桃镇，找到了光新的家人。 他弟弟说，哥哥回来以后，看到遭受到沉重打击迅速苍老的父母，看到被精神枷锁过早禁锢的弟弟妹妹，心情十分沉重，整天说不了几句话。我非常理解李光新，他自尊心极强，有理想，积极追求进步，在新疆拼命劳动，过度的精神负担和体力消耗，使他的心脏有几次突然感到很难受，其实就是心脏早搏和心率过速的症状表现。 1967年8月10日中午，李光新和弟弟到汉水支流的一个水闸附近游泳，他坐在高高的大堤上，忧郁地看着远处和小伙伴嬉水的弟弟，凝视着烈日下江面反射出刺眼的光芒，突然感到心脏像针扎一样瞬间停止了跳动，身体失去知觉，无声无息也无人知晓地滑入水中，沉入江底。 当我和悠镇来到光新墓地的时候，连绵细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坟头新培过土，但青草的嫩芽顽强地钻了出来。坟前是弟弟立的一块露着白茬的木板，当我看到上面写着“亲爱的哥哥李光新之墓”时，已是泪水、雨水交织在一起了。 从沔阳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李光新的遗照洗了几十张，分送给在京的同学们。后来，许多同学写了一些文字，追思怀念风华正茂之年却过早逝去的年轻生命，在诸多怀念文章中，我永远不会忘记旅居澳洲的华人作家刘海鸥同学后来在《大地流星》中的最后一句话：“李光新走的时候，刚满二十岁，没有谈过恋爱！”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我仰望星空，仿佛都能看到李光新那焕发着青春的脸庞，他那忧伤的目光，始终凝视着我们共同生活、学习过的家园——难忘的北大附中。 失去李光新的我形单影孤、心灰意冷。新疆武斗正酣，知青纷纷逃回内陆。滞留日久，百无聊赖之际，我找到了一个好去处——图书馆，离我家不远的国子监首都图书馆和北海附近的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那时候，我几乎每天泡在阅览室里，比较系统认真地看了一些还没有查封的文学名著、历史典籍等。看书时间长了，有时还和师院附中的代泽民等新疆知青，聚集在明清皇帝给太学生讲学的“辟雍”殿南面，沐浴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点上一支香烟，聊聊读书心得，还算有一些长进吧。 一天，我正聚精会神地看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杨育垣站在面前，原来他找到我家，我妈告诉他找到这里了。 1965年我和李光新决定去新疆时，曾经去杨育垣家找过他，但没碰到。后来他常说否则就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了。现在李光新罹难，我不知所终，他怕我孤单，今天得空跑来看看关心我。 杨育垣把我图书馆拽出来，领到了豪华的莫斯科餐厅，点了汤、菜和点心，还有啤酒，我们一边吃一边聊了起来。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找我，请我去过好几个上档次的餐厅。我很纳闷儿，他哪来的钱呢？后来知道，他在北京一个工厂里，混得还有点儿名堂，和另外几个人编印小报卖，挣了点儿钱。当时正是数九寒冬，站在凛冽的北风中卖报，多不容易呀。想到这里，我好感动。 以后我回新疆后，听我妈说，杨育垣还不时来家看望，关照我的两个弟弟。其实，郭克良、王乐煦等同学都来过，那个年代，家里经常有朋友走动，邻居们都很羡慕。更不要说王希勤同学经常带着理发工具给我弟弟理发了。 1968年初，兰新铁路恢复交通了，我和马天林等十几个北京知青领到车票准备返疆。刘海鸥委托我把两个新疆女孩儿带回乌鲁木齐，这是她在新疆串联、寻访姐姐刘海燕时认识的中学生，后来一起到了北京。 我是1969年春天在新疆工学院第一次见到从伊犁逃出来的海燕，当时的新疆工学院是造反派在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唯一的“据点”，校门口堆放着沙包，一楼的窗口全部用铁板封死，门口戒备森严。 海燕是个热情的文学青年，也是个理想主义者，早我们两年费尽周折来到伊犁基层连队，为的是深入实践创作反修文学。她留着齐耳根的短发，圆脸庞，红扑扑地，很有精神，多年过去了，至今印象如初。 我是和几个北京知青一起去看她的。海燕性格直率，快人快语，见我们来了那么多人很激动，大家站在工学院大门口聊了很长时间，基本上是海燕介绍伊犁地区造反派受迫害的情况。 谈到海燕以后的去向，大家都感到茫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海燕命运多舛，海鸥有很多深情又悲惨的回忆文字，把那个罪恶的年代对姐姐的摧残揭露的淋漓至尽。 陪伴她的女生叫刘定华，是工学院的学生，皮肤白皙，长得挺秀气的，说话没有新疆本地口音。言谈中知道她和海鸥、虞音是小学同学，文革前不知何故，在科学出版社工作的父母“发配”到新疆阿克苏，她也如一片秋叶飘落南疆。真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后来这个美丽的姑娘神经失常，生活大概不会幸福。那个年代和以后很长的一段岁月里，尽是这些让人不痛快的的事！ 1969年，中苏边境连续发生武装冲突，先是东北的“珍宝岛事件”，接着新疆的“哈巴河事件”爆发。毛主席连续发出“三线建设要抓紧”、“没有路，骑着毛驴也要去，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的最高指示。1970年春天，我在的连队奉命开进天山深处的阿拉沟，和几十个兄弟连队在百十公里的山沟里，开始了规模宏大、后来被证明是劳民伤财的三线建设。这一进山就是三年，和外界和同学们的联系更不方便了。 屈指算来，从1965年到1970年，我离开北大附中已经五年了，在远离母校最初的日子里，暗流涌动，波诡云谲，人事沉浮，社会动荡，亲人悲欢离合，同学生离死别，我们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磨难，承受了多少人间冷暖、世态炎凉，裹挟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的个人命运只能随波逐流，不知飘向何方？ 我们班考上大学的大多数同学，也在1970年前后撒向了祖国的各个角落，沿着既定的人生轨迹运动。在文革后期“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兵团知青的处境更加严峻了。每当迷茫、苦闷之际，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光新的身影，仿佛听到他在朗诵海涅的诗句——冬天来了，春天离我们还远吗？
近十几年，我每年都要回新疆讲学 写于2013年10月16日 进疆4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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