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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得知女儿国瑛的事业稳定并取得一定成绩后，特地乘坐火车来到北京看望女儿。 周恩来和稳邓颖超得知董竹君母女俩都在北京的消息，特地邀请他们于周末晚上就餐。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周总理还特地派专车接送他们。 得知这一喜讯，母女两人自然是喜出望外。当天下午，她在家焦急等待。快要到总理家的时间到了，他给女儿打电话，让女儿赶紧回家。 等他们抵达西花厅时，董竹君母女两人足足迟到了十几分钟，但邓颖超夫妇还是热情地出来迎接。 这场聚会的气氛舒服、融洽，饭桌上也丝毫没有任何官僚主义。简单攀谈几句，便郑重地对董竹君说：“这么多年以来，你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工作。”
董竹君回敬一杯，谢过周总理。周总理接着说：“你身为都督夫人，甘愿抛弃荣华富贵追求真理，参加革命，真是不容易。” 董竹君是谁，周总理为什么特地宴请她和女儿呢？今天，笔者带大家走进传奇女子董竹君的一生和传奇故事。 01 董竹君的凄惨身世1935年3月，上海的华格臬路，一家名叫“上海锦江川菜馆”正式开张。饭店开业这天，门口鞭炮齐鸣，人声鼎沸。 最引人注意的是，当时上海滩的头号人物杜月笙和杨虎还亲自来捧场，其热闹程度可见一斑。 这所饭店，之所以能让上海滩赫赫有名的黑白两道人物都齐聚一堂，仅仅是因为饭店的主人正是董竹君。 如今的上海延安东路，在一百多年前是一条又脏又臭的墨汁般的小河，土名叫“洋泾浜”。在这条臭水沟的两旁，密密麻麻地拥挤着一间间低矮、破旧的小棚户。
锦江饭店 1900年2月14日，董竹君在这里呱呱落地，并在这里渡过了她苦难的童年。 董竹君的父亲名叫董同庆，江苏南通人，逃荒到上海，以拉黄包车为业。母亲李氏，江苏吴县人，流落上海后，以作零工、当娘姨为生。 即便夫妇两人终日辛劳，家中依旧一贫如洗，生活艰难。董竹君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也注定了她一生的命途坎坷。 由于贫病交加，董竹君的弟弟妹妹都先后夭折，这位小名叫“阿媛”的机灵漂亮的小姑娘便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因此，起早贪黑的双亲节衣缩食，居然让她进了一个收费低廉的私塾。 勤劳能干的母亲在帮工之余，总是把那间破旧的小棚户打扫得干干净净，年幼的阿媛尽管一年到头难得穿一回新衣服，却总是清清爽爽，打了补丁也不碍眼。 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皮肤白皙无瑕，长相清丽出尘，邻居们还给她取了个“棚户小西施”的称号。
就在阿媛十岁那年，祸从天降，父亲得了伤寒，拉黄包车的活儿的自然是不能继续做下去了。由于长时间在死亡线上挣扎，原本拮据的生活愈加困顿不堪。 家中能卖的都卖了能当的都当了，而父亲依然卧床不起，无奈只好举借一种叫“印子钱”的高利贷。 “印子钱”快借到300大洋时，父亲的病终于好转，但已瘦得不成人形，几乎连行走的力气都没有了。 于是，董家依旧靠借债来维持生计，生活一天天走向绝境。为了偿还高利贷，父亲只得忍痛把董竹君以300大洋押给“长三”堂子去卖唱，做“小先生”期限为三年。 “长三”堂子是当时上海的头等妓院，由于阔绰的客人们在这里吃花酒、打牌，常常每人要付三份银子，再加上堂子里每年端午、中秋、过年三次结账，俗称“长三”。“ 小先生”又叫“清倌人”，都是没有成年的小姑娘，只给客人们唱唱戏，侍候客人们吃吃花酒。
只有“长三”这类的头等妓院才有“小先生”，其他等而下之的“头一'堂子“咸肉庄”“花烟间”就没有了。 年幼苦命的阿媛别无选择，在学了半年唱戏后，年仅13岁的阿媛顶替杨兰春的艺名开始了卖唱生涯。 也许是老鸨的宣传绝招奉效，头一天在小杨兰春名下，就出人意料地收到了30多张局票， 于是，小杨兰春被梳洗打扮得如花似玉般，在随身阿姨的陪伴下，坐着崭新阔气的专用黄包车，从一个地方唱到另一个地方…… 这奇迹般地“开门红”，使小杨兰春身价倍增，成为“红人”。从此，她每天总要从一早唱到夜半12点以后，才能回堂子休息。 一天下来，总是腰酸背疼、嗓子沙哑，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倒在床上直不起身来。第二天还得照常赶场……
时间在痛苦中向前推移，痛苦像一座望不到顶的大山，越来越重地压在阿媛那颗破碎的心上。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结束不久。“长三”堂子断断续续来了一些革命党人，和别的客人不同，他们并不天天跟妓女混在一起，而是几个人躲在房间里彻夜长谈。 其中，有一位叫夏之时的四川人，看上去约莫二十五六岁，身材高壮、眉眼清秀、两目炯炯有神、姿态英俊、性格豪放。 他一见到阿媛，就被她那忧郁、美丽、温顺、善良的气质深深吸引。因此，他差不多天天围着阿媛转，对她的身世深表同情，并经常劝她多读书、了解国家大事。 02 董竹君和夏之时一见钟情经过多次倾心长谈，阿媛了解到了这个人身世。这夏之时，便是时任四川省副都督、革命总指挥。 夏之时，四川合江县人，曾在日本东斌学校步乓科读书，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
辛亥革命爆发之际，他以新兵军官的身份参加了起义，还在重庆成立了蜀军政府并担任副都督。可以说，夏之时算是辛亥革命的元老界别人物。 彼时的夏之时的勇敢、热情、勇敢和热忱深深吸引了情窦初开的阿媛。于是，在如此嘈杂迷离的烟花柳巷便上演了这样一段才子佳人的的情缘。 在孟阿姨的帮助下，夏之时向老鸨提出赎出阿瑗的要求。不料，心狠手辣的老鸨一张口就是3万大洋。 阿媛看着垂头丧气的夏之时，斩钉截铁地说：“什么3万，一个铜钱也不要给！你等一等，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你拿钱赎我，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做夫妻，要不多难听！” 阿媛开始“罢工”：不吃，不喝，不梳洗，不起床，只是哭，不管有多少堂差和多少局票，一概拒绝。
老鸨心疼这棵摇钱树，不敢用硬的。因此调开了孟阿姨，并把阿媛送到西藏路一条弄堂的一幢楼房内，派一男一女轮流看守。 机警聪明的阿媛假装屈服，以麻痹看守。终于，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她谎称要吃水果，支走看守，逃了出来。 当气喘吁吁的阿媛推开夏之时所在的旅馆房门时，夏之时惊呆了半晌才反应过来。随即雇辆黄包车，火速赶到日租界的松田旅馆。 几天后，就在松田旅馆内，董阿媛身穿一袭法式白色洋纱长裙，着一双白色半高跟皮鞋，头挽法式发髻。 夏之时身穿一套黑色长礼服，白色衬衫，黑领结，黑皮鞋，几个患难与共的朋友既是贺喜，又是证婚人。 这闪电般的文明结婚，对于年仅15岁的董阿媛来说，是喜，是惊，是苦，还来不及回味，就已变成现实。
随着时局日益紧张，几天后，夏之时、董阿媛同其他革命党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登上开往日本神户的轮船。 他们抵达东京后，夏之时和阿媛在郊区租了一幢小独院，开始了异国生活。尽管身处异邦，语言不通，还受到一些日本人的歧视，生活十分拮据。 他们只能依靠抵押和典当为生，但对于刚冲出樊篱的阿媛来说，眼前这一切的困难同自由的生活和夫妻间相濡以沫的感情相比显得并不重要。 更让阿媛兴奋不已的是，夏之时为她聘请了四位家庭教师，开设了数理化史地、日语、中文等科目教她学习。 中文老师还正式给她取名为董竹君，从此，她便在家闭门苦读。在夏之时的影响下，她开始关心革命形势和政治时局的变化，每天大量阅读《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进步刊物，常常到深夜都不休息。 1915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夏之时认为国内革命高潮已到，决心回国参加讨袁运动。1916年春末夏初，他兼程由日本返川。
而董竹君则继续她的留学生活。一年之后，董竹君在日本读完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 正当她准备补习法文、到法国求学时，突然收到丈夫夏之时的电报，说他父亲病了，要她立刻回四川合江老家。于是，董竹君结束两年的求学生涯，乘船回到了活别已久的祖国。 经过两年时间的磨炼与充实，董竹君已从当年的青楼“小先生”杨兰春成长为一名具有文化素养、积极上进、倾向革命、有主见的新女性。 03 感情破碎在上海，董竹君见到了自己双亲。看着憔悴不堪的双亲，她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但她只能劝慰道：“待我先回四川去看看，慢慢一定把你们接过去。” 1918年初春的一个阴雨天，董竹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夏之时的合江老家。夏家是一个封建保守的大家庭，人口众多，矛盾纷杂。 他们对青楼出身的董竹君持冷淡态度。为了取得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认可，避免他们说自己“下贱胚”“下江人”，董竹君决定忍耐。
不顾旅途劳顿的黄竹君便亲手操持家务，以迎合婆婆与家人。从此，她每天一早先侍候丈夫出外办公，便开始学缝纫、结绒线、绣花、烧菜、洗衣。 此外，她还要帮助招待亲友，晚上亲自教子侄女们读书，给他们洗漱，安顿他们人睡，还要帮总管上账…… 等到一切忙完之后，她才能上床休息。董竹君的知书达礼、贤惠能干，终于获得夏家上下的认可。 几个月后，夏家为表达正式接纳之意，正式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仪式。从此，董竹君便成为夏家的正式成员，三亲六眷无论大小事情，凡解决不了的都要找她商讨。 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董竹君凭借聪慧和勤劳，逐渐成了当家人。 这一时期，四川政局风云变幻，1918年3月，军阀熊克武任川军总司令。为了加强个人军政权力，削弱异己，他开始着手统一整编川军。
1919年上半年，身为“靖国招讨军总司令”的夏之时被正式解除军职，从此在成都赋闲。赋闲之后，夏之时决定寓居成都。 他出资1万元向当地一位富绅买进了东胜街一所大院。为了布置这两处大院，董竹君可谓费尽心机。 她从一盆鲜花的摆放到用具式样的设计，从一幅字画的张挂到房间功能的定位，无一不亲自动手。 脱离封建大家庭的喜悦使她对未来独立自由的家庭生活无限憧慢，为了营造一个幸福温罄的家庭环境，实现当初结婚时的梦想，董竹君任劳任怨地勤劳持家、相夫教子。 然而，董竹君的日夜操劳，并没有赢得丈夫的尊重。 军政仕途的结束使夏之时心情变糟，脾气暴躁不安，大男子主义意识日益严重。昔日的激进和革命斗志已荡然无存，代之以封建军阀的堕落享乐心态。
他的日常生活只是打牌、抽鸦片，不仅不关心体贴忙碌的妻子，反而视温顺善良的董竹君为出气筒。 有时，董竹君没空亲自侍候他的衣着饭食，便破口大骂，衣服洗得不干净、烫得不平也要大发脾气，即使是箱子里拿出来的衣服，如果多一点皱纹，同样要冷言冷语，有时甚至动手打人。 夏之时的思想日益保守，重男轻女意识十分浓厚，不仅反对董竹君看进步书报刊物，还反对妻子在4个女儿身上倾注太多时间和精力仅支持儿子的教育计划。 丈夫的这一系列变化令董竹君心痛不已，她多么希望时光倒流，再重回夫妻情深意笃的岁月！ 但为了5个幼小的孩子，她只能委曲求全，对丈夫的一再无理处处忍让，想以忍耐和体贴去感化他。 为改变家庭状况，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董竹君于1924年创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两年后又办起了飞鹰黄包车公司。
创办实业后的她更加忙碌，但丈夫依然没有主动为她分忧，还是整天抽鸦片，和一些无聊的政客打麻将。因此，夫妻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夏之时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遂于1928年春东下上海，以待时机。 不久，由于川局动乱不堪、市面凋敝，董竹君结束了黄包车公司和织袜厂业务，将所有资金购置田产，与双亲和4个女儿启程来来到上海。 可丈夫却对于他们的到来大为恼怒，两人还在儿女的教育问题上针锋相对。然而，她这次并没有忍让退步。 这让已经对仕途无望的夏之时气愤不已，将心中的怒火全部发泄在妻子和儿女身上，并对她的进行了粗暴的殴打和谩骂。 丈夫的无情和冷酷，让董竹君彻底对这段婚姻彻底失望，和丈夫提出了离婚的请求。在经过一番周折，两人正式于1934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04 独自支撑起家庭夏之时离开上海时没有给董竹君和女儿留下任何钱财，之后亦从未给女儿邮寄过分文抚养费。毫无经济来源的董竹君只能依靠典押度日，生活拮据不堪。 但是董竹君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因为必须维持生活和孩子们的学校教育。同时，四川时的创业经验告诉她，资金只有运转后才可以再生利润。 于是，她决定开办纱管厂。不久，董竹君将一条珍珠项链及其他物品变卖了800元钱，再四处奔波，终于筹集到4000多元。 1931年春末，在上海闸北创办了不满100名职工的群益纱管厂。由于资金缺乏，群益纱管厂一投产便步履艰难。 为筹集资金，1931年春董竹君前往菲律宾马尼拉招引股份。一个月后，筹集到1万多元，遂将群益厂扩大至占地4亩、职工200多人的规模。 然而，就在群益纱管厂业务渐有起色时，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突然进攻上海，群益厂在日军的炮轰下几乎成为一片废墟。
这对董竹君来说，犹如晴天霹雳，200多职工的薪金和家庭开销顿时毫无着落。为重整产业，她日夜奔波，忙得焦头烂额。然而，让她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 1932年3月4日，为庆祝十九路军打了胜仗，一直倾向进步的董竹君兴奋不已，带着孩子们参加了游行。 回来后，她还和暨南大学学生骆介庵继续畅谈政治军事形势。当夜，董竹君、骆介庵以及共产党员沙梅等同时被捕。 四个多月后，经过友人的帮助，并答应给法捕房2000元贿赂，董竹君被判为“政治嫌疑犯”取保释放。 可她实在无法拿出这笔钱，刚出牢狱的董竹君只得带着三个女儿连夜逃往杭州，在西湖“陶社”隐蔽，以避受贿之人。直到一年后，她才悄悄回到上海。 由于市面不景气以及董竹君出狱后行动不自由，无法公开活动，群益纱管厂旋即宣告清算结束。董竹君又一次面临失业的困境，全家老小七口又靠典当变卖来维持生活。
紧接着，母亲夫世，父亲病重，失业欠债女儿的养育费社会论以及捕房还未完全放弃勒索款等等，这一切的困境犹如一把把尖刀，每时每刻都向董竹君刺着。 就在董竹君为生活的重压逼得抬不起头的时候，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四川的李嵩高来到董家。 当看到昔日富贵之家的督军夫人如今为生计走投无路时，一股同情心油然而生，他随即慷慨解囊，借给董竹君2000元钱。 由于素昧平生，董竹君起初决意推辞，但李嵩高的侠义心肠很快让她消除疑虑，遂感恩领谢。这2000元钱，就是日后开办锦江饭店的最原始资本。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和详细的市场调查之后，董竹君决定从事餐饮业，开办川菜馆。 当时，上海餐饮业中影响较大的主要为广东菜和福建菜，但这此餐馆内部装潢格调低俗，菜肴制作方面亦墨守成规。而一般的四川酒家因不重视菜肴改革，生意清淡。
因此，深谙川菜的董竹君决定利用这笔资金开办一家川菜餐馆，以扩大川菜的影响。1935年3月15日，位于大世界附近的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上“锦江小餐”正式开张。 正如董竹君希望的那样，锦江小餐一开张就取得了个开门红。 开业那天。挤满了顾客，店内过道，厕所旁边，无处不添座位。客人只能从头顶上互相帮助传递菜肴及菜单，盛况空前，一时轰动上海滩。 此后，锦江小餐这种座无虎席的景象几平每天如此，门前车水马龙。甚至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以及当时南京政府的要人和上海军政界的上层人物来吃饭。 05 董竹君和锦江饭店随着营业日渐繁盛，董竹君决定扩大营业。经过一番细心调查，她发现当时上海格调高雅的喝茶场所不多，因此便决定开办一家茶室。 1936年1月28日，锦江茶室在上海雁荡路正式开张，白天卖茶点，晚上卖酒菜。此地成为当时上海进步人士集会、商讨国事的场所，也是上海文艺界的“沙龙”“工作室”，以至上海各界聚会的重要场所。 1935年3月15日锦江的出现震惊了上海饮食行业，开饭店的风气一时大兴。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官员也纷纷到上海开店。
“董竹君”和“锦江”一同成为实业界响亮的名字，甚至经常有外侨邀请董竹君前往国外开设分店。 当时，国民政府亦准备在南京新街口拨地给锦江建造大厦。由中央银行贷款，增建锦江分店，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不了了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战火的迅速蔓延，上海很快沦陷于日军之手，一直支持并积极投身进步事业的董竹君成为日伪威胁拉拢的对象。 1938年，董竹君曾出资与《大公报》著名女记者蒋逸霄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上海妇女》在社会上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为免遭迫害，1940年冬，董竹君悄悄乘船逃往菲律宾马尼拉。抵达马尼拉之后不久，在当地友人的建议下，董竹君准备创办锦江分店。 岂料局势突转，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马尼拉，身陷战火的董竹君只能再次漂泊异乡。直到1945年2月，董竹君才乘上一条日本红十字难民船回到上海。
在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董竹君便投入到对锦江饭店的业务整顿中。很快，锦江饭店和锦江茶室再次蒸蒸日上。 抗日战争到了反攻阶段后，中共地下党准备在上海的创办印刷企业，董竹君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个任务。 在她的努力下，先后创办了协森印务局、永业印刷局、锦华进出口公司、美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 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担任上海妇女代表。在她的辛苦耕耘下，锦江饭店再度迈向全新的台阶。 1951年，董竹君遵照上海市公安局以及市委的决定，毅然将自己经营了16年，价值的15万美金的锦江饭店交给政府接收。饭店被接收后，更名为“锦江饭店”，董竹君担任董事长。 同年6月9日，开业典礼举行，而锦江饭店也成为建国之后第一家可供外宾食宿、中央首长食宿和召开会议的场所。
晚年，董竹君以惊人的记忆和毅力完成了长达一万字的长篇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她以从容的笔调，在自己将近一百年的沧桑岁月中留下了一个更华丽的转身。 1997年12月，董竹君与世长辞。 作者 锦年，自由撰稿人，历史学爱好者，致力于研究近代史、党史。期望用历史垂训鉴戒，塑造集体记忆，鉴往知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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