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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5月，7名中国人站在尼罗河畔，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满脸笑容——他们在尽情的释放着自己的情绪。 他们从当年3月抵达埃及开始，就一直奔波在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埃及总统府、埃及空军驻地这三个地方，期间从未停歇。 这一行7人之所以这么拼命，全然是因为他们肩负着一项艰苦卓绝的使命：当年2月，埃及想要通过无偿援助的方式获得我国的歼六战机；而这7人则是努力地游说埃及各方，劝说他们最终以1.67亿美元购进了我国50架歼六战机。 那么，我国为何突然将无偿援助政策修改了呢？这7人代表团究竟是如何说服埃及政府的呢？  一、“不当军火商不行了”上个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局势内忧外患：内有自然灾害不断侵袭劳苦大众，外有美帝封锁我国。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我国开始了自己的国防建设。 在在第一次国防工业建设大会上，毛主席严正地提出：“我们绝不当军火商！” “不当军火商”的思想提纲挈领，一直主导着我国的军事发展方向——自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与他国的军事合作都是以“无偿援助”的形式进行的。 这就意味着从技术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我国提供“一条龙”服务，所有的科研经费、工业生产费用均由我国政府承担，而其他国家则是坐收我国援外政策的“渔翁之利”。 这样的政策是与我国当时面临的紧张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的，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要以对外援助换取我国工业建设的发展。”  在20多年的对外援助期间，我国科研工作者努力钻研苏联军事专家所留存的武器图纸，设计、改进了一批又一批的先进战机，并将这些战机无偿提供给埃及、朝鲜、越南等国家，总数超过1000余架。 中国的对外无偿援助政策被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誉为“真正的共产国际主义精神”。而这些国家投桃报李，在诸多国际会议上发声支持中国，铸就了我国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彼此实现了真正的共赢。 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我国政策方针的改变。邓小平同志在上台之后，视察沈阳航空厂的时候曾忧心地说道： “军工行业想要真正的发展，只靠一家的力量是不够的，要集百家之所长。但是要怎么集呢？那就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而这些技术又要大量的外汇。我们只是搞对外无偿军事援助，外汇流失很严重呀！”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邓小平同志多次到访航空工业部门，听取各级的汇报。他最后得出结论： “要先进技术，也要先进人才，这些都需要外汇支撑。不当军火商是不行了。” 因此在1979年，我国取消无偿的对外军事援助，改为“收费”等方式。 自此，我国正式进入了靠航空工业赚取出口外汇的时期。然而万事开头难，我国很快就碰上了第一件大单，也碰上了第一道“难题”。 二、“万事开头难”我国正式改变无偿对外军事援助政策的时候，恰逢中东战争刚刚收尾——埃及获得了一场惨胜，人员伤亡严重，军事装备损失不小，尤其是空军急需补充新式装备。 与此同时，伴随着埃及在中东站稳了脚跟，苏联人大为火光，认为埃及人打破了自己“收复中东”的计划，迅速撤走所有的科研专家，停止向埃及的一切援助。  （埃及击溃英法联军，获得中东战争的胜利） 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和埃及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无偿对外军事援助对象也一直包括着埃及。 因此，埃及人在1979年1月正式向中国提出了获取无偿军事援助的请求。很显然，埃及人并未将中国政策的更改放在心上。 翌月，埃及政府派遣图哈密副总理飞赴北京，洽谈合作事宜。 面对着喜笑颜开的埃及代表，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表示： “卖飞机，可以；送飞机，现在没有这个说法。” 从一方面来说，邓小平同志为我国航空工业赚取外汇开创了商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之前没有经历改革开放，对出口业务十分的陌生。简而言之，我国的相关机构并不知道该怎么起草对外出口合同。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当时的政策是“哪个部门赚到了外汇，那么外汇就归哪个部门使用”——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中国与埃及的飞机合作事宜一度陷入僵局。 而更为不可避免的是，图哈密副总理对于我国突然收费的决定感到不满，因此我国政府与图哈密副总理第一次合作谈判无疾而终。 但是我国并不想放弃埃及这个客户，为了能够重新让埃及重新考虑我国提出的方案，我国航空工业公司在图哈密副总理返回埃及的当月组建了一个7人代表团，前往埃及洽谈飞机出口事宜。  在临行之前，邓小平同志特意叮嘱道： “现在我们急需外汇，哪怕是一美元，也是可以皆大欢喜的。” 带着邓公的谆谆叮嘱，7人代表团带着仅有的5美元奔赴埃及开罗。但是，时任埃及民航主席并不在国内，因此相关洽谈工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重重阻力。 但为了不辱使命，7人代表团不断地游说埃及各方，痛陈利弊，以求拨云见日。 三、中埃坦诚相对：难题接踵而至 中方代表团不断地向埃及空军表明态度，宣扬我国相关军事装备的优势。 但是埃及空军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们表示自己“急需无偿援助”，称“已经在中东战争中损失惨重，最好由下次改为有偿援助”。  （埃及总统府） 话已至此，埃及人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这次不是无偿援助，那么下次也就免谈了。 面对着埃及人暗暗威胁的意味，我国代表团知难而进，层层剖析，一点点地向埃及空军阐述我国为何要采取有偿援助。 我国代表团最先说道： “从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情况来看，埃及是中国的3倍之多。因此我国想要采用有偿援助的方式并非是不可取的。同时，拥有奋战的埃及人民夺取了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中国也并未要求埃及政府使得我国的船只免费通过这一运河——因为这在我们看来也是异想天开的。”  （埃及人中东战争胜利，夺取苏伊士运河） 中国代表团的坦诚使得埃及空军的相关官员点头称是，越发的尊重中国代表团，渐渐地不再提起无偿援助这件事。 然而中国代表团面临的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埃及空军并不看好中国的歼六飞机，认为这是一种“完全落后于西方先进战机的残次品”。 埃及空军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曾在西方留学，谙熟西方先进战机的相关参数。 埃及空军总参谋长更是不屑的表示： “埃及空军之所以继续着这一谈判，并非是我们将要在实战中应用中国的歼六战机。恰恰相反的是，我们需要的是靠歼六战机保持空军的训练状态。”  换言之，埃及空军只是将我国的歼六战机当做了空军的训练机。 一时间，谈判工作再度陷入了僵局。辗转了一个月之后，埃及空军宣布暂停谈判，相关事宜日后再议。 我国代表团见状，瞬间明白了埃及人想要中止谈判合作的意图。在这危难的时刻，我国驻埃及大使将最后的希望寄托给了时任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 四、合作终成：穆巴拉克伸援手穆巴拉克是一位“亲中派”，曾在苏联留学，又曾在中国学习，对于东西方的飞机技术都颇为熟悉。 在我国驻埃及大使请求会见了自己之后，穆巴拉克表现出了迫切的关心之意，紧急召见了我国的7人代表团，详细地询问着有关歼六战机各方面的情况。 整个询问过程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在静静地思考了片刻之后，穆巴拉克试探性的询问了我国歼六战机的供应情况。  （穆巴拉克） 我国代表闻之大喜，虽然询问了供应情况，那就是有意购买歼六战机。 但是我国代表不动声色，谨慎地回答道： “歼六战机相当于苏联的米格-19战机，中国有充足的现货，今年就可以交付。” 穆巴拉克听后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随即表示： “有关歼六战机的相关情况我已经了解了，我会着手让空军再度与你们进行谈判。” 而在当日的晚宴上，穆巴拉克副总统更是动情地说道： “中国和埃及就像密不可分的亲兄弟一般，彼此的友谊源远流长。遥想当年埃及收复苏伊士运河之时，正是中国的大批商船以领航员之姿向世人宣布着对我国的支持。这次你们来，我很欢迎！” 翌日，埃及空军司令便是主动向我国的代表团发起邀请，重新开展合作谈判。  这一次，相关工作甚为顺利，我国代表团与埃及政府在1979年5月正式签订了合作合同，合同总金额共计1.67亿美元，我国将向埃及交付50架歼六战机。 谈判正式结束之后，一直窝在使馆内的中国代表团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在合同签订之后，他们才有心情去领略尼罗河的壮阔，去感受埃及金字塔的神秘。那段岁月究竟多么的压抑与紧张，也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晓了。 后记：代表团载誉归国之后，邓小平同志甚是高兴，委派航空工业部门将埃及的合同当作“大事”来抓，并亲自召开相关工作会议，要求各部门、各机构通力合作。 而埃及方面也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在合同签订当年的7月份，埃及就主动支付了2700余万元的定金——这是一笔全是美元的定金，对于刚刚改革开放、急需外汇的新中国而言效益巨大。 （中国航空业飞速发展） 由于中国良好的合作信誉，埃及人在一年之后又签订了60架歼六战机的订单，总金额预估达到2.47亿美元。 伴随着与埃及合作的顺利展开，我国从此开启了航空工业赚取外汇的崭新局面。 参考资料：刘纪原.《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哲学思想》[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王明明.《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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