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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字
【按：本文是马龙先生为纪念祖父马连良105周年诞辰，根据多方收集的资料和先辈的回忆，《马连良香港回归记》并在《中国京剧》杂志2006年4、5、6、7、8、9期连载刊登。马连良先生和同行们的一段经历，对于近代中国都市娱乐方式，社会发展史，京剧史研究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本号标题有误，已修正，特向作者致意。  一、香江首演  1947年9月，马连良与京剧界的南北名伶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等人参加完杜月笙六十大寿的大汇演后， 于上海展开了为期四个月的“还债演出之旅”。所谓“还债”就是指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劫收大员”们为了达 到敲诈马连良的目的，诬告他于1942 年的东北演出之行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官派”，称马犯有“汉奸罪”。为打这场“官司”，马家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大员们中饱私囊后，该案以“查无实据，不予起诉”而告终。为了还债，马连良的“扶风社”采取了同一戏码连演三天的方式公演，在上海造成轰动的效应。上海观众们对马连良的处境也非常同情和理解，争相踊跃购票，在精神上和经济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
此时的马连良毕竟是年近五旬的人了，连演四个月是从未有过的事， 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上的一次挑战， 同时也是对其身心健康的一次严重摧残。由于高度紧张，身心疲惫，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在一次演出《群英会 · 借东风》中“鲁肃”作揖时突然把腰 “闪”了，从此落下了习惯性闪腰的毛病，并伴随了他近二十年。但演出还要继续，第二天白天把前晚的收入立刻换成黄金，马上还债，否则就要贬值。 市面上已经开始动荡，钞票越来越不值钱。一天在演出《打鱼杀家》更换彩裤时，发现裤子里面全是线虫，他知道自己的这点“灯油”基本上耗尽了。此时所欠的债务基本上还完了，马连良的身体也即将到达崩溃的边缘，演出才告一个段落。 1948年上半年，为了养病，马连良在上海虹口租了一套公寓居住。这时已是淮海战役前夕，京沪之间的铁路已经中断，马连良也就有家难回了。他整天心事重重，愁眉不展，挂念着北京家中的几十口人的生活。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时常过来陪他散心，劝他“既来之，则安之”，保重自己身体要紧。孙是马连良结拜兄弟，又是业务上合作多年的伙伴，为人厚道，极重信义，马与孙从不谈“公事”，对孙兰亭极为信任。孙兰亭又热心公益，为“慈幼医院”等筹款募捐，总是不遗余力。由于过度操劳，医院院长对孙说：“你再不好好休息，血管有可能爆裂！”于是，孙兰亭建议马连良和他一起去香港散心、解闷。1948年11月初，马、孙二人抵港。
香港娱乐戏院顶楼有个“天台俱乐部”，是当时香港一些著名实业家们经 常聚首的高级会所，也是一个香港少有的京戏票房，其发起人之一梁基浩是广东人，唱京戏花脸极好，他是现在香港立法局著名议员周梁淑怡的父亲。为了欢迎马连良抵港，梁基浩约了会员周寿臣、胡文虎、李祖永等人，连同剧评家沈吉诚和原上海新华影业公司老板，曾拍过《夜半歌声》、《壮志凌云》等名片的张善琨等一起为马连良接风，大家异口同声地要求马连良无论如何也要在香港露演几出，因为香港观众从未目睹过国 剧须生第一老倌(粤语：对名伶的称呼) 的风采、并保证在座诸公一定鼎力支持。孙兰亭是操办演出的专家，一听此言，精神百倍，当即表示马上回沪，带中国大戏院的班底过来，并通知在京的张君秋和上海的俞振飞，准备举办一次阵容强大的京戏汇演，让香港的观众一睹国剧之真面目。
经由沈吉诚、张善琨等人策划、安排，决定以“马连良、张君秋、俞振飞剧团”的名义对外做宣传，定于1948年12月20日至24日假座港岛娱乐戏院连演五个晚上。五天的戏码安排可以说极具吸引力。第一晚是《龙凤呈祥》，马连良的前乔玄后鲁肃，张君秋的孙尚香，俞振飞的周瑜；第二晚是张君秋、 俞振飞、马盛龙的《玉堂春》，马连良的 《马义救主》；第三晚是马连良、张君秋的双出，前《梅龙镇》，后《打鱼杀家》， 中间俞振飞的《辕门射戟》；第四晚是马连良的首本名剧《群英会·借东风》； 第五晚是俞振飞的《白门楼》，马连良、张君秋的《三娘教子》。在这五天里，娱乐戏院基本上变成了北方人的“同乡会”，场内气氛热烈，彩声雷动。特别是当马连良演唱之时，可称得上是一句一个好，让马连良的心情异常兴奋，想不到在这广东人“盘踞”的地方，还有那么多支持马派艺术的观众。
1950年代初香港娱乐戏院 五天演出结算下来，总收入七万六千多元，在当时的香港娱乐业收入中可算是好之又好，破了纪录。其中场租二万五千元，政府娱乐税二万元，三 位主演包银合计一万七千五百元，广 告费五千元，班底开支一万多元，合计八万元左右。沈吉诚，张善琨、孙兰亭 三位前后忙乎了一个月左右，都成了 “白袍(跑)小将”，还要亏损四千余元。 台上的“角儿”们名利双收，幕后人员不但颗粒无收，还要自掏腰包蚀本，马连良觉得非常过意不去。他于是与张、 俞二位商量，把所得包银打了七折，让出五千余元，填补了四千元亏损，让幕后人员分了点儿车马费，虽不能皆大欢喜，也可算首战告捷。接着在港岛的高升戏院和九龙的普庆戏院各演七天，由张善琨、马连良、张君秋、俞振飞分任大小股东，与戏院方面按“院三班七”的比例做分帐结算。演出结束之后，计算盈亏，结果是：“高升”七天亏本一万八千元，“普庆”七天亏本二万六千元。三位“大角儿”自出世以来，可以说所到之处都是高唱“满堂红”，没料到在这弹丸之地却唱了一出“走麦城”，人人都背了“一屁股债”。其中负债最多的是马连良，旧帐刚去，新债又来，倒霉的事情一桩接一桩，正如《打 登州》中所唱：“屋漏偏逢连阴雨，船到江心折了篙。”
演出败北以后，沈吉诚先生分析原因，有五条之多：第一，香港本地经济整体水平低，消费能力较弱，尚无法与当时的广州相比，更比不过上海了；第二， 本地观众还是以广东人为主，北方人当时太少。广东人多数是慕名而来，在没有字幕的环境里，基本听不懂，只能看个热闹，戏码安排有“翻头戏”(重复剧 目)，不太接受；第三，开支过大。张善琨搞电影出身，出手阔绰，一个三天的广告就用去五千元，根本没有必要。由于香港没有底包、龙套助演，所有班底几 十人都是由上海而来，开销巨大；第四，票价过高。本地广东大戏的好角儿堂座定价在三元左右，而张善锟定的最高价为二十元，最低价六元，使许多人望而却步；第五，没有开源。付戏院的租金是一整天的价钱，白天没有被利用起来。如果放两场电影也可能收入一千多元。（未完待续） 马连良演唱《借东风》电影片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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