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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疏于阅读，不求甚解，很少有反复翻阅的书籍，但是赵冬梅先生著的《大宋之变》却成了例外，第一遍看完，我忍不住向朋友推荐。这几天晚饭后，又取出来再次阅读。
赵冬梅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写过一本《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从司马家世一直讲到仁宗朝结束，是以司马光的成长为主线的真、仁两朝政治史。《大宋之变》以司马光为主线，记叙分析从1063年英宗即位，到1086年哲宗初司马光离世，二十四年间宋朝历史上发生的大事，此间宋朝政治由盛转衰，赵冬梅先生认为堪称“大宋之变”。这是一本关于司马光的传，通篇读完，似乎感觉不到是专为司马光而写，而又分明精彩地写出了司马光这个古代士大夫典范的风采。
古代中国的叙述体系中，并没有“精英”词汇，用现在的眼光看，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确实是他们那个时代精英中的精英。
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是宋仁宗过继的儿子，宋神宗继位之后，想通过干一番大事业来为自己正名，他想通过战争开疆拓土，重现汉唐的盛世。王安石为他提供了实现这个伟大抱负的可能性，因此，年轻的宋神宗面前，王安石无疑是一位治国理政的导师。
王安石改变了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也改变了当时政治生态。
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宋朝的传统是“异论相搅”，就是允许甚至鼓励不同的意见在朝廷上争论，而王安石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只要认清正确的方向，大踏步地往前干就行了，其它反对的声音都可以摒弃不顾。选拔用人上，王安石唯才不唯德，导致蔡京等很多钻营投机的小人利用新法推行上位。
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润一样将新法推广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日常所面对的正是利益的算计和官位的升迁。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士风开始形成。仁宗朝欧阳修那种“但民称便即是良吏”的为官理念，和“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的行政作风，一时烟消云散。正是这二十四年历史中的诸多细节，累积成一定的高度与深度，改变了宋朝原本约定俗成的某些制度、范例，决定了宋朝后来的走向。
宋神宗改变了宋朝政治制度的诸多原则，可谓是宋朝“地动山摇”的始作俑者。
宋神宗在王安石怂恿下，冲破传统、打破制度，“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因为郑侠移居案，宰相府失去最后的审批权，沦为皇帝的高级秘书。宰相王珪、蔡确两人曾因为小过错被神宗罚款，每次罚款都要他们到宫门谢恩。“宰相罚款宫门谢恩，这是大宋开国以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人人都觉得耻辱。”
有宋一朝，皇权、相权与谏官监督权是互相牵制、彼此制约的。为的是限制任意一方的专权独大。但是，谏官的言论权力受到了宋神宗的随意干涉和控制，御史台在宋神宗手里便失去存在的意义，其对朝政的批评权也就成为摆设。“一道德”“同风俗”，斥“异见”“人言”为“流俗”，弃“祖宗之法”于不顾，“靡然变天下风俗”，把仁宗朝独立思考有担当的士大夫改造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义在消失。君主体貌大臣、存恤“大体”的“和气”氛围，宰相大臣、侍从台谏争是非的独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
司马光并不是墨守成规，他坚持“道”“法”不变，具体的政策和做法，其实是赞同随着情况不同而变化的。
熙宁四年起，司马光退居洛阳十五年，成就了伟大的《资治通鉴》。
由于变法，老百姓生活受到影响，因此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他并不反对具体的政策调整和制度改革，而是祖宗所留下来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宽容异见，坚持“不可变”。
神宗驾崩后，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摄政，邀请司马光换还朝主政，更化调整。看起来，这十六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绝对信任，拥有呼吸之间成祸福、改变一切的洪荒之力，但是，司马光空怀一腔热血，以皎皎之身投诸滚滚洪流，执政十六个月即抱憾而终，徒留一曲失败英雄的悲歌。
在赵冬梅看来，“司马光是个太过方正的人，履历简单，干干净净，就像是正午阳光普照的大地，找不到一丝阴影。”于道德上，司马光可以说是毫无瑕疵。
司马光身后，官僚集团的矛盾白热化，陷入“恶性分裂”，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时代”，内斗自我消耗，集体迷失方向，朝有弄权之相，国无“大忠”之臣。最终，女真人兵临城下，结束了这个可耻的时代。
从王安石变法的结果来看，国家的税收增加了，国库里的银钱明显增多，但变法的过程中对老百姓多征了不少赋税，造成百姓的生活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对西夏的战争负多胜少，可以说是劳民伤财，赔本买卖；朝堂上的政治风气改变了，最后造成徽宗年间政治的加速腐败。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隐藏在诸多偶然事件的背后，这些偶然事件和活动于其间的各色人等推动着北宋政治的走向。历史就这样被精英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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