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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果然很有料》-125 【一代奇人】 朱见深崩于1487年，朱佑樘崩于1505年，他们生活的这个年代，世界历史上称为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 16世纪的西方社会，总体表现为：封建势力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以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中国有没有表现出这种苗头呢？ 不能说没有。 还记得那位奉旨督造王越陵墓，视威宁伯为偶像的新科进士王守仁吗？ 当时的他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日后的成就将远远超过偶像，达到震铄古今的地步。
成化八年（1472年）王守仁出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王家世代有人为官，家境富裕。父亲王华更是在成化十七年高中状元，还与当朝阁老谢迁是同乡好友。 拥有这样显赫的家世，王守仁读书不读出点名堂是说不过去的。可是王守仁就读书塾后，先生发现这个学生心思不全在读书上，整天在琢磨点刀枪棍棒，还喜欢把小伙伴们召集起来演练兵法。 先生苦口婆心教诲：天下第一要紧之事，便是读圣贤书，走功名之路啊。你不好好读书，舞刀弄枪是没有出路的！ 王守仁振振有词：读圣贤书未必有用，老师您不知道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吗？学好兵法也能为国效忠。 当时天下并不太平，京畿、秦中地区都有流民作乱。十五岁的王守仁竟然屡次向朝廷上疏，进陈自己的平盗方略。这倒不是王守仁狂妄，老朱当时定下制度，百姓可以上疏言事。不过一百多年下来，制度还在，早已沦为摆设，王守仁的意见自然不可能到达皇帝那里。 这件事被王华知道了，他叫来儿子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你小子也太狂妄了，你知道战争是什么吗？你知道敌人长啥样吗？跟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王华果然带着儿子出居庸关、山海关，到塞外好好转了一圈。 这次出游让王守仁见识到了塞外风光，还让他接触到了真正的骑射。最擅长这门功夫的，自然是各个少数民族部落，也就是士大夫们口中的“蛮夷”。 骑射骑射，骑与射连在一起，在古代这就是一回事。骑射功夫亦称弓马，赞扬一个人武艺高强会称他“弓马娴熟”。 骑射功夫就是冷兵器时代最强悍的杀人技，偏偏汉人在骑射上是始终被游牧民族压制的。 生长在塞外的部落居民们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很有道理，他们生下来就要接触马匹，骑射只是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 这些草原战士人人都是极为出色的骑手，在马上简直什么都能做。直到近代热兵器普及后，内蒙古骑兵在草原上仍一度占有一席之地。抗日战争中，为了躲开敌人的空袭，骑兵部队经常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在夜间行军时，几百人、上千人的骑兵，只要最前面的人和马清醒，其他人都可以边骑马边睡觉，战马会按照队列的顺序走，绝不会有一匹马掉队。 汉族骑兵就不同了，我们都知道读书科举的成本很高，但未必有多少人知道，培养出一名出色的骑兵成本更高。 首先战马就是大问题。民间即使有马，也只是拉车的马，与训练有素的战马不是一个概念。 战马有专门的驯养方式，明代饲养一匹战马的口粮为“日支料三升、草一束”。折算下来每天伙食费6分银子，再加杂七杂八的费用，这个成本不是有点小钱就能接受的。 战马不能圈养，就算你养得起它，还要给这位爷提供专门草场进行活动和训练。按照明代陕西苑马寺的标准，每匹马需要百亩左右的草场。 你说你有困难，最低50亩是需要的，这一条又能涮掉大多数人。 有了以上两个条件，最后才是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这点上，就算你后天再怎么苦练，也极少能超过那些生来就生活在马背上的草原居民。 因此，古代在内陆养活一支骑兵部队，非常昂贵不说，效果还很难讲。而草原民族在这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这可以称为血脉压制。 王华以为，让儿子见识一下游牧民族的强悍，这小子就会知难而退了。他满意地对儿子说：看见没有，你要舞刀弄枪，就要学会和这些人作战，就凭你行吗？还是好好读书吧。 王华当然不知道，此行的目的恰好相反，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已种下了一颗经略四方的种子。
回家后王守仁果然消停了一阵，但他并非如父亲所想的那样一直发奋下去。不久后的一天，他找到王华，一脸诚恳地说道：我想通了，带兵打仗不是现在该想的，我有了新的志向。 王华挺高兴：有志向是好事啊，说来听听哪。 王守仁一本正经地回答：科举并非第一要紧事，我想当圣贤！ 王华不怒反笑：当圣贤？你连个举人都不是，还想当圣贤？ 王守仁的理想看似离谱，却揭露了从古至今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学习？ 在今天，孩子们不认真学习的时候，大人就会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你不好好学习，长大了想干什么？要是孩子不理解，大人会进一步教育：现在找工作，哪里都要文凭。你以后考不上大学，没有好的学历，哪个地方会要你！ 在王华那个时代，读书的目的与今天本质上并没什么不同。 士子们寒窗苦读参加科举，为的是一朝出人头地，得到朝廷任命。哪怕是个地方小官，手中也握有一定权力。再不济，就算只是个秀才，也算有功名在身，享有各种特权，养活一家老小是不成问题的。 简单讲，读书是为了赚钱，为了找到好工作，为了出人头地，内中原因是各种利益在驱使。 但这是读书的本来目的吗？ 不是啊。 士子读儒家的四书五经，孔子的学问从来不是教人如何当官的，那时也没有科举一说。孔子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 这一套解释起来，未免长篇大论太过复杂。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儒家起初的目标不是教大家做官，而是教人如何成为一个好人——通过“五常”的修行，成为一个对天下有用的好人。 与主张当隐士的道家不同，儒家并不反对入仕。但入仕的目的不是满足个人私欲，而是帮助引导更多人过上幸福生活，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最终极的理想是天下太平、止于至善，也就是“修齐治平”的最终抱负。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的从政之路类似于修行。仁人志士们在从政这条修行之路，国家政治这个平台上燃烧他们的生命和智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希冀通过奉献以达成自己的信仰。 这个奉献的目标是天下苍生，信仰是“仁”，是可以臻于至善的人。 儒家所谓的圣人之道，也就是仁义之道。 以这个标准来看，圣贤并没那么难当。 比如孟子就认为，道德高尚的伯夷、以天下为己任的伊尹、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和能进能退的孔子都能称为圣贤。只要能做到他们那样，一样能成为圣贤。 程颐也曾说过：圣人可学而至。一样的意思：只要好学，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王守仁真的错了吗？孔子、孟子非但不是举人，连个生员都不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圣贤。 王守仁的理想其实很简朴，就是儒家修行的初心，当一个对天下有用的好人，以拯救苍生为目的。按照这个理想去行事，未必就不能成为圣贤。 可是在王华听来，这番话就是异端思想，读书不就是为了当官，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吗！当圣贤，你小子算哪根葱！ 王华的想法反应的是当时科举的现状。自科举成为的唯一通道后，也出现过不少心怀天下、拥有高尚理想的人，比如范仲淹、于谦等等。但更普遍的事实是，科举成为了职业的敲门砖和上升通道。 大部分士子读书，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心怀天下的理想，他们的想法简单而现实，只是为了当官而已。 王华的想法就是绝大部分读书人的想法，没几个人会觉得能称为虚无缥缈的圣贤。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利益，不比虚无缥缈的圣人头衔实用得多。 王守仁的想法在王华听来，就如同今天的孩子跟父母说：我长大以后要拯救世界。大人们的反应，只会是一笑置之。 可是，王守仁真的是想拯救世界啊。后来他在自己的《传习录》里反反复复强调了这点：我想要救天下人啊！ 在王守仁的时代，大家只是把这些话当成空泛的大道理。尽管在科举考试时，大家都会如此回答，但在实际生活中，没人觉得会有这种可能性。 科举考试只是登第的工具，而不是真正致知的道路，所以王华才会对儿子当时那句话觉得好笑。 儒家思想是怎么变成这幅模样的呢，这就与朱老夫子提出的“天道”说有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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