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一三后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了就在战火纷飞的八一三那天，明之清晨即随浙赣铁路局去了金华，然后是姐姐伊娜提着装满情报的饼干筒离开杭州，最后是婆婆和庆来由六弟华藻护送去了上海。一天中，分三次，我送走了身边的亲人。 与明之的分别，让我十分揪心。从结婚到现在两年了，我和明之从来没有分开过。他现在要走了，我就像失去了主心骨，心里空落落的。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现在兵荒马乱，今日一别，不知何时再见，我一人， “任务”怎么完成？ 明之安慰我说：“金华离杭州不远，我会回来看你的。” “我也会到金华看你的。” 庆来才牙牙学语，就要离开妈妈，说来也怪，就在分别的时刻，儿子忽然清晰地叫了一声“姆妈！”我立刻把小庆来紧紧抱在怀里，在儿子圆圆的小脸上亲了又亲，泪珠儿不由得滴在了儿子的脸上。儿子还不懂事，他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妈妈，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哭。 列车员在催促旅客，赶紧上车，分别的时刻到了。 “好儿子，再叫一声姆妈。”我抹去眼泪，对庆来说。“姆妈！”儿子竟然像明白事理似地又叫了一声。 “哎！”我响亮地答应道，随即破涕为笑。 “再叫一声！”我似乎还不满足。 “姆妈！”儿子似乎听懂了妈妈的话，又叫了一声。 “哎！”我的应答声已带着哭腔。我忍不住想哭。 列车非常拥挤。华藻先扶着母亲，拎着行李上车。等把老人安顿好了，便下车抱庆来。可是，这时候再想抱着孩子上车已经不可能了，车太挤了。记得华藻是从车窗把庆来递到母亲手里的，然后他只身去挤火车。他刚挤上车，火车就开了。 汽笛长鸣，列车徐徐开动，带走了庆来，仿佛也带走了我的心。我一遍遍地叫着儿子的名字：“庆来！庆来！” 我看见儿子也在车上哭。我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可是我不想让婆婆和六弟看见，便转过脸去擦了擦泪水。等我再回头的时候，列车已经远去，我情不自禁想大喊一声：“庆来！” 一天之中，亲人先后离去了，只剩下我一人留在杭州。 后来我听说，八一三当天，日本飞机轰炸了上海的“大世界”，炸断了沪杭铁路，儿子、婆婆和六弟乘坐的是日寇轰炸前沪杭线上最后一列从杭州开往上海的客车。我一直挂念着亲人，无奈却无法得到任何消息。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我和儿子庆来这一别就是九年！更没有想到，和姐姐伊娜竟是永别！ 亲人们一下子都离开了杭州，我顿时感到十分孤独。省政府机关二十几岁的女职员都先后辞职，随家人逃难去了。而党组织指示我，要随浙江省政府走，不能离开。可是，眼下举目无亲，究竟该怎么办？我心想，只有到干娘家去。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来到薛科长家。一进门喊了一声：“干娘！”就忍不住哽咽起来。薛科长和太太好言相劝，我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薛科长对我说：“和家人分别是暂时的。不要辞职，有个工作，就有碗饭吃。” 薛科长的话让我感到欣慰。我想，我不会辞职，但这不仅仅是为了“有碗饭吃”，更重要的是执行党组织“随机关走”的指示。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我不能离开。 薛太太说：你现在的住处离省政府太近，日本飞机轰炸时很危险，还是随我们一起搬到城外我妹妹家去住吧。 干娘的真诚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也令我感动。时局动荡，环境险恶，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与薛科长夫妇非亲非故，可是人家把我当家里人一样对待，我怎能不感动呢？ 第二天，我便拎了一个小皮箱，带了一套被褥，和薛家一起搬到薛太太妹妹的家里。从此，每天早上我随薛科长去省政府上班，晚上一起回来。干娘说，这样她才放心。 六十多年后，2005年，我已九十岁，薛科长的儿子、年逾七十多岁的薛诗绮，居然找到了我。他携夫人特意从上海来北京，到家里看望我。我满怀感恩之情，向诗绮弟弟讲述了这段终生难忘的往事。 八一三当日，日寇在杭州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笕桥机场。由于受到中国空军的英勇反击，日机落荒而逃。 我对杭州笕桥机场是熟悉的。记得那是1935年初，我到浙江省政府工作不久，黄绍竑到机场视察，我和科长作为随从人员一起去参观了机场。一个军官故意逗我，问道：“你敢不敢坐飞机？”我答：“敢！”黄绍竑在一旁听见了，就对飞行员说：“带她上天看看。”大家以为我会退缩，没想到我毫不胆怯地跟着飞行员登上了一架教练机。飞行员用很宽的安全带将我捆在后舱的座位上。飞机在杭州上空巡视了一圈，还翻了两个筋斗。飞机落地后，有人问我：“没吓哭吧？”我开心地对大家说：“才没有呢！”然后讲了在飞机上的感受：“从天上往下看杭州，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盆景，美极了。” 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18架日机从台湾的新竹基地起飞。越海窜入笕桥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队出击，连续击落六敌机。据史料记载：此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即以零比六之光栄战果，写下了空军八一四光荣历史。 第三天，日机两次空袭杭州，第一次被击落三架，第二次被击落一架。 两天共击落十架日本飞机，大长了中国空军的志气，大灭了日本空军的威风。 我亲眼扫睹了八一四、八一五杭州空战，我的心随着飞机在翻滚：杭州现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个花园般的城市，将不知被炸成什么样子了。 在杭州上空发生空战的时候，省政府职员都随朱家骅躲在办公楼外花园的假山下面。 朱家骅的胆子很小，一听日寇飞机来袭的警报，就吓得要命。部下建议省政府临时搬到富阳附近的山洞里去办公。朱家骅想山里总比城里安全，就同意了。此后，从省主席到我这样的职员一大帮人，天天清早坐汽车开往山洞上班。说是山洞，实际上就是依山建造的一排小平房；名为办公，实际是躲避飞机轰炸。 在此期间，我和朱家骅的接触比在杭州省政府机关要多。闲来无事，朱家骅会和身边的处长、科长、速记员聊天。 有一天，朱家骅问我：沈小姐府上是哪里？我听你说话有上海口音。 我说：我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过几年书。 朱家骅又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答：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 朱家骅说：噢，那是一所好学校。 我接着说：“后来我又上了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我曾听别人说，朱家骅是留学德国的博士，英语、德语很好，还是个地质学家。此时，我就说：我没上过教会学校，我的英文不好。 朱家骅说：英文非常重要，你还年轻，现在如果有时间，要好好学英文。 我乖乖地点点头。 朱家骅又问：沈小姐，我看你的字写得很清秀啊，谁教你的？ 我答道：是家父教的。他是前清秀才，家教很严。我大伯父是前清翰林。读好书，写好字是我们家几代的家风。 朱家骅高兴地说：噢，沈小姐原来是书香门第呀！ 我说：不过我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没能力上大学，今后还请主席多教诲。 朱家骅夸奖道：你的记录很准确，文字也很流畅。 我马上说：那都是薛科长核改后，我又重新抄正的。薛科长是我的老师。 朱家骅听了很高兴，又夸道：沈小姐很谦虚啊。不掠他人之美，好好向薛科长学习吧！ 薛科长在一旁说：沈小姐勤奋好学，知书达礼，工作不错。 朱家骅又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我都照实说了。我觉得，通过这一段交往，我已经给朱家骅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一时期虽然有薛科长夫妇的照应，但是毕竟是孤身一人在杭州，常常思念丈夫和孩子，有时候感到茫然，哪有心思按朱家骅说的“好好学英文”? 眼下接触的都是一般应急性公文，没有真正有价值的情报。即便有情报也没处送了。自从八一三和姐姐伊娜分别之后，我们便中断了与上海党组织的正常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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