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地处中国南部边陲，在历史上曾被封建统治者称为“荒蛮”之地、“化外”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组织专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识别出广西境内聚居着壮、汉、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个民族。
广西的县以上历史地名丰富多彩，它伴随着历代行政建置的设、废、改、并而产生，而消失，而发展，并形成别具一格的地名文化。这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地名文化，有别于中原地区的地名文化。为了探索其演进的轨迹，笔者在编著《广西建置沿革考录》的基础上，对秦汉至民国时期广西境内曾出现的1616个县以上历史地名，进行了粗略地分析研究。现将肤浅认识记述如下，以求教于前辈及同行。
一、秦汉至隋朝，今广西境内的地名多以山水等自然景物命名，地名文化处于朴实期。
隋以前命名的地名，多具有淳朴的自然性，这是此时期地名文化处于朴实期的重要标志。
秦汉至隋朝，广西共有新命名的地名239个（以治所在今广西境内为依据，下同），其中郡名52个，州名14个，县名173个。
52个郡名中，据史籍记载，已确知得名缘由的有8个，即桂林、合浦、苍梧、陆川、领方、建陵、临贺、定川8郡，均以自然景物命名。如秦设置于今广西中部、北部、东部、东南部及广东西南部的桂林郡，据《旧唐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记载，因县界有漓水、荔水，即桂江和荔江，江源多桂，不生杂木，故秦时立为桂林郡。又如汉朝设置于今广西东部、东北部和广东西部的苍梧郡，据《异物志》记载，苍梧即刺桐，岭南多此物，故以名郡。又有南北朝设置的陆川郡，以郡内有九洲江等六水得名，领方郡则以郡内领方山得名。另有象、郁林、北流、岭山、南流、黄水、封山、盐田等8郡，似也以自然景物命名。
173个县名中，已确知得名缘由的有16县，即平乐、大廉、陆川、马度、建陵、荡山、洮阳、富川、临贺、大宾、合浦、皇化、荔浦、灌阳、定川、桂林等，均以自然景物命名。如，汉朝设置于今全州县境的洮阳县，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以洮水经其南得名，南北朝时设置于今昭平县治东南富罗乡境内的荡山县，据《二十五史补编·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记载，因界内荡山得名；而三国时期设置的平乐县（今仍名平乐县），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以平乐溪为名。还有潭中、郁林、观阳、平山、临浦、安沂、北流、宁浦、黄水、淮阳、暖江、腾溪、潭平、怀泽、湘源、桂岭、岭山、南宾、劳石等19县，当以自然景物命名。
14个州，目前尚未查到得名缘由，但据地理位置等推测，钦州当以临钦江得名；桂州由桂林郡改置，当以桂树得名；贺州当临贺水得名；融州当因融水得名。这类地名共有9个，即石、龙、定、桂、黄、钦、静、融、贺等州。
秦汉至隋朝，今广西境内的地名，已确知得名缘由的不多，仅24个，但从这个地名均以自然景物命名的情况看，笔者认为，可以推断，在当时，以自然景物命名的地名比例是高的。据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隋以前命名的地名，以山、水等自然景物取名为多，具有淳朴的自然性，这一时期可称为地名文化的朴实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命名的地名具有淳朴的自然性？我们不妨进一步探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对地名的影响。中国古代，崇尚自然之风盛行，人们常赋予自然景物以生命，这就形成了以自然景物命名地名的主观愿望。其次，以一地著名的自然景物命名，既便于记忆，也方便人们认识了解当地。以桂林郡的命名为例。广西桂林一带，自古是中国盛长桂树、盛开桂花的地方。每逢秋日，繁花竞放，树树英华，田野飘香，不知陶醉多少世人。在古代，桂花还被当作吉祥、友谊的象征，用以相互馈赠。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想必是听说桂江、荔江一带桂树成林，盛开桂花，桂花乃吉祥之物，遂以具有代表性、特征性和吉祥象征的“桂林”二字名郡，取名桂林郡。这符合中国古代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和朴素的自然观念。
二、唐宋时期，新命名的地名中，相当一部分地名反映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强烈的皇权观念和封建思想；一部分地名吸收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成分，反映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具有一定的开明性。总的来看，地名文化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皇权政治的强烈表现期。
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季世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社会，发展经济，从此，唐朝进入社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文化发展的全盛时期。伴随着国家的大发展，唐王朝强化对广西的统治和管理，除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大量羁縻州县外，在命名地名时，大量使用了具有强化统治含义的名称，如归化县、归政县、归德县、归朝县，归化州、归诚州、归顺州、归恩州，武化县、武笼县、武招县、武罗县，笼州、武笼州，思龙县、思恩县，思诚州、思顺州、思唐州、思同州等。据粗略统计，此类地名不下60个，约占唐王朝新命名的州县地名总数的18%。
唐王朝在命名地名时强化统治的用意还可以从史籍记载中得到进一步证实。据《舆地纪胜》记载，唐设置于今柳江县治西北洛满乡一带的归化州，本名郎仓峒，仪凤二年（公元677年）陆元积奏请为州，高宗李治赐额“归化”。归化有归顺、归附、同化之意，封建统治者赐额的用意可见。又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因位于日南郡之南、大海西大岛中的扶南国遣使朝贡，故于今扶绥县治新宁镇设笼州，取招致遥远为名。“笼”在表达招致遥远之意时，当作动词使用，有牵、控制的含义。从赐额归化、命名笼州，我们可以看到，唐王朝强烈的皇权观念和命“四夷归伏”的封建帝国思想暴露无遗。
此类地名在宋朝命名的地名中也比较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宋朝命名的羁縻州县有103个，其中带有归顺、思顺、武化含义的地名有镇宁州、镇远州、思阳县、归仁县等19个，占18.4%。还有一些地名带有明显的封建性。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土将万重光引诱今广西东北部临桂等9县官吏反叛朝庭，唯位于今兴安县境内的临源县“独守臣节”，于是唐王朝赐名“全义”，以示嘉奖。全义所指的义，无疑是指封建仁义道德的义，君臣义气的义。
为什么唐宋时期命名的地名中，体现皇权和封建观念的占相当份量？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第一，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唐王朝在开拓疆土、巩固皇权的过程中，怀柔与征伐手段并用，时刻不忘“拓境千里”，使“四夷归伏”，故而在给地名命名或赐名时，常常傲气十足，盛气溢出，欲令边睡广西时刻不忘归附朝庭，顺服朝庭，不忘朝庭的“恩典”及威慑。第二，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发展时期。北宋统一了包括中原和江南在内的大半个中国，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它吸取了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大大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所以在命名地名方面也十分重视体现皇权和封建思想。
唐太宗平突厥后，在今广西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特别是壮族聚居地区，先后设置了101个羁縻州县。一些正州县也设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州县和正州县，在命名时多吸收壮语成分，如古阳县、古劳县、多奉县、多梅县、洛都县、洛富县、都伊县、都象县、福阳县、福零县、吉南县、吉陵县、龙赖县、龙额县、歌良县等即是，约有40个地名以壮语的谐音或近音得名。宋朝新置的羁縻州县，亦多取壮语谐音或近音命名，如福宇县、多灵县、都亮县、都夷县。
唐宋王朝在命名地名时注意吸收少数民族语言成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统治者愿意协调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可视为其实施的民族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州县采用民族语言的谐音或近音命名，便于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沟通，有利于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流，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种做法对于加强和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推动社会的进步，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促进作用。
以上事实表明，唐宋王朝在命名广西地名时采取了恩威并施的做法，所以这一时期的地名文化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皇权政治的强烈表现期。
三、明清至民国时期，地名文化处于平稳继承期，因袭的地名大大多于新命名的地名，而新命名的地名，特别是民国时期新命名的地名，多具有因袭性。
明清至民国时期，地名中因袭者多于新命名者，可以从以下数字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共有县以上地名455个，其中因袭前朝的地名393个（含先后废弃的地名，下同），占这一时期地名总数的86%；新命名的地名只有62个（含改名，下同），占总数的14%。与前两个地名文化发展时期比较，秦汉至隋朝共有地名461个，因袭者204个，占这一时期地名总数的44%，新命名的地名257个，占总数的56%；唐宋时期共有地名766个，因袭者有289个，占这一时期地名总数的38%，新命名的地名有477个，占总数的62%。由此可见，明清至民国时期，因袭前朝的地名的比例大大超过秦汉至隋朝时期，也大大超过唐宋时期。
明清至民国时期，新命名的地名中，用原地名各1字拼合成的地名，和用与原地名有关的文字加方向构成的地名，占新地名总数的13%。民国时期，这类新地名占新地名总数的比例更高，为24%。
拼合型地名有2种：①两土州（土司）改流后合并为1县，各取原地名1字命名。如，民国5年（1916年）安定土司与都阳土司改流合并为都安县，都安二字即取自安定土司的“安”字和都阳土司的“都”字。②三土州（土司）改流后合并为1县，有取2土州名各1字拼合为新地名的，如民国4年（1915年）归德、果化2土州和旧城土司改流合并为果德县，果德2字就分别取自果化土州的“果”字和归德土州的“德”字；也有取3土州各1字拼合为新地名的，如民国17年（1928年）下雷、太平、安平3土州改流合并为雷平县，雷平2字即取自下雷土州的“雷”字和太平、安平土州的“平”字。
拼合型地名，从广义来说，可归入因袭性地名。这类地名虽然没有完全保留原地名，但分别保留了原地名的一个部分，使人们能够从新地名中领悟出与旧地名的关系，甚至可以连想到新地名的地理方位，既便于记忆，也便于运用。
用与原地名有关字加方向构成的地名也有2种：①以历史上广西某一行政建置为基本方位起名，如民国24年（1935年）设置的田东县、田西县、田阳县即是。据《广西地理沿革简编》记载，田东县以设置时县治平马乡位于旧田州之东得名，田西县以位于旧田州之西得名，而田阳县则以位于旧田州之南得名。②按其在广西的方位起名，如靖西县即是。民国2年（1913年），国民政府公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各省一律裁府、州、厅。根据这一规定，裁撤归顺府，改设靖西县。“靖西”即因当地位于广西西部，取广西西部边陲安宁之意得名。
这类地名，从广义来说，仍可归入因袭性地名，因为它的产生具有承袭性。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地名文化发展到明清以至民国时期，平稳地承袭成为命名县以上地名的主流。所以，这一时期可以说地名文化处于平稳继承期。
秦汉至民国时期，广西县以上历史地名所经历的3个阶段，给我们以下启示：
地名文化具有传承性、稳定性和变异性。据不完全统计，秦汉至民国时期，广西境内共有县以上历史地名1616个，其中因袭前朝的地名为886个，占总数的55%。伴随着行政建置类型和设置的变更，并逐步稳定、逐步定型，至明代，因袭前朝的地名逐步增加。明代有县以上地名169个，其中135个为因袭历朝的，占当朝县以上地名总数的80%；合浦、荔浦、富川3县地名于汉代得名，平乐县地名于三国时得名，历1000多年而承袭不变。清代，县以上地名135有个，其中因袭前朝的地名有122个，所占比例增至90%。民国时期，因袭清代的地名（含因袭性地名）亦占90%。由以上数字，我们不难看出，地名文化具有传承性和稳定性。
地名文化具有传承性和稳定性，是千百年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地名是一地区别于它地的外在标志之一，人们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时候，离不开对地名的认识、记忆、利用和交流。地名文化具有传承性、稳定性，有利于人们对地名的认识和记忆，有利于人们对地名的利用和交流，所以，许多地名历千百年至今不变。
从秦汉至民国时期广西县以上历史地名的传承情况看，那些流传久远的地名大都没有政治色彩或政治色彩较薄的地名。唐宋时期命名的大量具有强化统治含义的地名及具有忠孝色彩的地名，至明清时已经很少，至民国后期已基本绝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进步对地名文化的影响。
地名文化的变异性在民国时期的地名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辛亥革命以后，政体改变，进一步改土归流。民国元年至民国17年（1928年），广西先后有25个土州、4个土县、8个土司改土归流，合并为新的县份，或并入原有县份，产生一批新地名。这些新地名均为用与原地名有关的文字拼合而成，或以原地名1字为基础加方位词构成，是由旧地名演变而来的新地名，可以看作旧地名的变体。看到这些新地名，人们不难记忆起它的方位，它的风土人情，它的物产资源。这种命名地名的方法在历史发展到晚近时期，被较为广泛地使用着。地名文化的变异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可看作地名文化传承性、稳定性的特殊形式。
地名文化具有时代性。由上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社会的许多地名，打上了封建时代的烙印，但是，具有强烈封建意识的地名并不能流传久远，也许因为每当改朝换代，封建统治者都极力抵毁前朝，从意识形态入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即使是前朝命名的具有强烈皇权意识、封建意识的地名，也要废弃。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进入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反映到新命名的地名中。如民国3年（1914年）改永宁县设置的、位于今永福县治西北寿城乡寿城灯的古化县，至民国20年（1931年）即改名百寿县。改名缘由，据《广西文献》第七期《民元至廿五年间广西县名的更改》一文记载，因古化县名“有背民族奋励求新精神”，遂以县城附近百寿岩为名。
民国时期，地名文化的时代性以街道名称表现突出，县以上地名虽然有所体现，但远不如街道名称。这也许是因为县以上地名涉及范围广、影响大，还是以稳定为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