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小瑛，1929年生，我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教育家和音乐社会活动家，是第一位登上国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指挥。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留学于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历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爱乐女”室内乐团的音乐指导、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现任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 本文节选自《人民艺术家》杂志第202010期，内容有删改。 20世纪，指挥艺术在西方专业音乐界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指挥艺术传入中国后，在神州广袤大地上也诞生了一批批修养全面、技艺高超的专业指挥家。郑小瑛便是其中一位。近几十年来，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指挥家出现在舞台上，但与男性指挥家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都还是微弱的，而且非议的声音时有发生。  1979年，中国九位女指挥聚会（前排左起：朱有臻、杨秀娟、史介绵、张眉。后排左起：吴灵芬、丁蔼悦、郑小瑛、魏立、张继生） 女指挥的困境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瑛在国外经常被问这样的问题：女指挥与男指挥有什么不同？每当被这样询问时，郑小瑛既不回避，也不泛泛而谈，她总是不卑不亢地回答：“从承担的任务和专业条件上可以说，男女指挥没有什么不同，对指挥的职业要求也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女指挥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 郑小瑛认为，作为女指挥，更要培养性格魄力，克服家庭责任和生理方面的特殊困难。不能只具备超群的业务才能，还应该拥有全面的修养和足够的领导组织能力，要对这个职业有足够的爱，并且有足够的自信和热情。在面对个别异性不信任的眼光和一些固有的社会成见时，要扛得住偏见，不要让性别成为阻挡女性追求事业梦想的障碍。  1996年，郑小瑛在芬兰、瑞典和爱沙尼亚成功指挥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后，芬兰歌剧院院长雷维尔夫人激动地当众吻她的手 指挥白天要排练，晚上要准备总谱或演出，这就需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坚强的毅力和宽广的胸襟。郑小瑛常说，指挥往往是没有权利生病的，即使生病，也不能表现出来，一名需要别人同情关照的指挥，怎么能向整个乐队“发号施令”呢？ 郑小瑛在哈佛大学讲课时，美国人曾很尖锐地问她是如何战胜那些男性站在指挥台上的。郑小瑛向他们解释说：“中国和美国的体制不一样，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我的前途是领导安排的，音乐学院的院长看到我有一定的音乐才能，也刻苦努力，能够很好地完成工作，于是送我去苏联学习。所以，并不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个职业，而是我的领导选择了我。我的成长没有任何戏剧性的个人奋斗史，最重要的是，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至少在知识分子间是没有性别歧视的。当然，我也没有受到性别优待，因为交响乐队是不会让一名女性成为摆设而天天忍受一位无能的指挥的。”  2002年，郑小瑛在美国威斯里安大学的中国现代音乐节演出《土楼回响》 郑小瑛在一次京剧彩排中场休息时知道了母亲去世的不幸消息，她强忍着悲痛，不露声色地完成指挥后才哭出声来；她在指挥《卡门》首演的前两天乘坐公共汽车时，因为汽车急刹车而摔倒在地，胸软骨组织挫伤，急诊处理后，她的皮肤又被药物灼伤，右臂一动就痛得钻心，但她还是成功地指挥了《卡门》全剧，并连续指挥了二十五场。不得不说，一个女指挥所面临的困境，比男指挥更加繁复和曲折。 正如美国女指挥家马琳·阿尔索普在采访中所说的：“这个世界看待男性和女性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作为指挥家，我们通过肢体语言来传递信息。同样的手势，身为女性和男性，会被以不同的方式解读。所以我认为，作为女指挥需要多想一些。有时我告诉我的学生们，要当心一些姿势会让你看起来很女性化，会被认为不够严肃。而对男性来说，同样的动作，可能会被认为是敏感的表现。你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社会对肢体语言的解读是不同的。”  2014年，郑小瑛再次指挥中央歌剧院演出中文版《卡门》 求索与坚持 郑小瑛在苏联学习时，导师安诺索夫曾经带她去聆听苏联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一位女指挥杜达洛娃（Dudarova）的演出，并介绍她们认识。杜达洛娃笑着问安诺索夫：“您不是说再也不收女学生了吗？”安诺索夫说：“这可不一样，郑小瑛来自中国，而且才华出众。” 后来，郑小瑛问导师为什么不再收女学生，导师回答说：“在苏联，一些学指挥的女性结婚后便不再工作，使培养指挥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投入造成了很大的浪费。”1996年，郑小瑛重访莫斯科，在杜马舍夫的安排下，她又一次见到了年近八旬的杜达洛娃。令她惊讶的是，杜达洛娃依旧在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乐队中担任指挥，风采不减当年，郑小瑛对这位女性前辈肃然起敬。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期间，郑小瑛得到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鼓励 改革开放后，郑小瑛有机会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国的女指挥。1987年4月，在美国丹佛，郑小瑛拜访了美国第一代女指挥家安东尼奥·布里珂（Antonia Brico），这位女指挥家前辈给郑小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当时的布里珂已年过八旬，她头戴一顶白色的绒帽，肩披一条大围巾，坐在客厅正中一个深陷的圆沙发中，她身后的墙上，挂着她年轻时指挥多个欧洲乐团的照片和与芬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合影，钢琴上摆放着贝多芬的半身石膏像。  郑小瑛拜访美国女指挥家安东尼奥·布里柯 布里珂开门见山地问郑小瑛：“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指挥？”郑小瑛回答说：“我是中国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同时还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布里珂表情复杂地眨了眨眼睛：“啊，你真幸运……在美国，对女指挥有很深的偏见……”老人闭上双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几年后，郑小瑛收到了一位美国朋友从费城寄来的信，信中附着一份登载着布里珂辞世消息的剪报，标题是“一位没有被认识的天才”，文章中写道：“如果布里珂是一位男性，应当会是世界一流的指挥家。”郑小瑛这才知道这位美国前辈如此优秀，却只能在乐团里担任“客席”，从未执过“牛耳”。她为布里珂悲伤和惋惜，也为自己生活在中国而庆幸。  2000年11月，郑小瑛与厦门爱乐乐团首次在土楼里奏响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对面的回廊好似大歌剧院的包厢 1999年3月，郑小瑛应邀去泰国与曼谷皇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中国经典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泰国第一位女指挥、祖籍中国潮汕地区的黄钟律（Char une Hongcharu）向郑小瑛提出求教的意愿。黄钟律是祖籍广东的泰国第三代华裔，她从小学习钢琴，后来又改学长笛。高中毕业后考入曼谷朱立大学作曲系，选修合唱指挥，后赴美国学习，获哥伦比亚音乐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她担任大学讲师，并兼任六个成人和儿童合唱团的指挥。她工作积极热情，专业修养很好，因此在泰国合唱界拥有很高的威信。 2001年，黄钟律来到福建厦门市求学，百忙之中的郑小瑛接受了这个学生。黄钟律每天到乐队排练场看演出，随时记下郑小瑛对每个曲目不同的处理方式和自己的心得体会，郑小瑛利用难得的空闲时间给她讲授指挥方法和对作品的理解。2002年12月，郑小瑛应黄钟律担任音乐总监的曼谷国际混声合唱团之邀，赴泰国执棒三场韩德尔神剧《弥赛亚》的演出，在这之前的合唱排练全部由黄钟律完成，演出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赞赏。  2001年，泰国女指挥家黄钟律前来求教 女指挥家们在赢得认可、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克服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挫折和困难。现代社会以理性为主导的文化对女性心理、精神上的禁锢，仍在阻碍着女性自由发展的潜力。 在各行各业中，女性都应为实现自我价值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女性只有人格独立，追求精神解放，找到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进入平等与自由的王国。当女性坚持自信与自爱的时候，女性自我实现之路上的灯塔才会更加明亮。  1950年，中原大学的游行队伍出发前，敢打拍子的郑小瑛领着大家唱歌，这是郑小瑛的第一张指挥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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