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鹤年堂药店（下）

（接上文）

当然这里又有一则传说，就是和严嵩有关的。据说有一次，严嵩感染了风寒，略懂点医术的他自己开方抓几副药，吃后不仅不见好，反而更加重了，严嵩只好来到鹤年堂诊治。

曹蒲飒经过诊脉，判定严嵩为恶寒重，发热轻，无汗，头痛，鼻塞，流清涕，喉痒，咳嗽，咯痰稀薄色白，四肢酸痛，苔薄白，脉浮。于是，曹蒲飒建议严嵩用食疗方法，用荆芥、薄荷、淡豆豉合着煎煮，沸后滤出药汁，去渣，加入粳米，稍煮即成。每日2次，温热服食。曹蒲飒看到严嵩单身一人来京，煮粥恐有不便，便在店里熬好，派店里伙计给严嵩送去，仅服用三、四天，严嵩的风寒感冒症状全部消失。由此，严嵩与曹蒲飒成为莫逆之交。

无以回报的严嵩看到曹蒲飒店门上的牌匾经过上百年的风吹雨打，已破蚀不堪，主动提出要为鹤年堂重写匾额。

严嵩题写的“鹤年堂”三个字，自成一体，用后世名家的话说，就是“苍老精悍，笔如屈铁，诚非近今临池家所能及也”。曹蒲飒命人刻成金箔面凸体黑字巨匾，匾长六尺有余，宽三尺，字满二尺，世传至今，被列为国家珍贵文物，曾在首都历史博物馆展出。

关于匾额，还流传一段故事：当年鹤年堂的匾一挂上，便吸引了过往的行人，人们对这三个雄浑的大字惊叹不已，认为是京师无两。这时走来一位山西的老举子，他站在匾下端详了许久，点点头后又摇摇头，人们问起来，他说：“字是好字，有功底，有韵味，可惜笔锋转折处，时时透出一股奸气。”后来严嵩果然成了万人唾骂的大奸臣，这不过是后人的附会之说。

杨继盛是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1547年考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兵部员外郎，其府邸就在鹤年堂南侧的达智桥（即现在的松筠庵）。杨继盛经常对好友王世贞说道，每次上朝回来，感到非常疲惫，几近虚脱，不知什么原因。王世贞立即向他推荐鹤年堂堂主曹蒲飒为之诊疗。曹蒲飒素闻杨继盛是朝中少有的铮臣，甚为仰慕，便在王世贞的带领下来到杨府。

曹蒲飒了解到杨继盛自幼丧母，家境贫寒，且常常秉灯夜读，身体一直比较孱弱，又经过诊脉，曹蒲飒说杨继盛的病是由于从小营养不良、脾胃虚弱造成的阴阳两虚证，建议以药膳养阴温阳、食疗调理为佳。

曹蒲飒用肉桂、黄精、当归、石斛、苦瓜等中药配以羊肉，熬煮约一个半时辰，吃肉喝汤，每天一顿。杨继盛照方服用仅半个月，体质情况大为改观，三个月后，感觉身轻气盛，对曹蒲飒的食疗之术更是佩叹不已，即使在因弹劾仇鸾被贬到甘肃狄道(今临洮)典史期间，坚持服用曹蒲飒开写的强身健骨的食疗方，在气候条件恶劣和物质生活贫乏的边地依然保持了健康的体魄。

一年以后，嘉靖诏令杨继盛复官，任职兵部武选司。杨继盛回到北京达智桥杨府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家人把曹蒲飒请来，送给鹤年堂一副在内心中酝酿了一年的对联作为对鹤年堂以及曹蒲飒的感谢和赞扬：“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蓄家”。

关于鹤年堂药酒也有一则小故事，严嵩花甲之年刚过，便已是满头白发、老态龙钟。值鹤年堂幼主曹永利前去拜访时，严嵩问他有没有返老还童的验方，深得祖上真传的曹永利那敢怠慢，用了十天的时间深研祖传秘方，专门配制了一个药酒秘方，严嵩照方服了数月，不仅头发重新变得乌黑，就连颜面也红润了许多，严嵩甚为满意。

一日，严嵩义子、当朝通政使赵文华拜见严嵩，看到严嵩正在独坐小饮，文华行过了礼，便笑说道：“义父为何独酌？莫非效李白举杯邀影么？”严嵩道：“我哪里有此雅兴？年已老了，发都白了，现幸鹤年堂曹老板传授我药酒秘方一纸，据言常饮此酒，可得长生，我照方服了数月，效验甚好，所以在此独酌哩。”文华很是惊异：“有这等妙酒？！儿子也要试服，可否将原方借抄一份？”

严嵩只当是赵文华自己要服用，便命家人将原方检抄一份给了赵文华，哪知赵文华第二天就密奏嘉靖皇帝，言：“臣有鹤年堂密传药酒方一个，闻说依方服用，可以长生不老。大学士严嵩，才饮了几个月，就觉得效果非常好，臣近日才知，不敢自私，谨将原方录呈，请皇上如法试服，可当延年。”嘉靖皇帝看过赵文华呈上的秘方，又喜又怒，喜的是世上竟有此等妙方，怒的是“严嵩有此秘方，未尝呈录，可见人心是难料啊！”于是传旨命太医院到鹤年堂照方配酒，并将此方改名为“鹤年贡酒”，列为宫廷秘方，严令不得外传。

至于说传闻鹤年堂与著名抗倭名将民族英雄戚继光相交的故事，根据传说，古代打仗，刀伤者尤众，所以，军队出征都要携带大量的急救药和刀伤药。在明朝军队里，鹤年堂精制的“白鹤保命丹”被称为“神药”，必不可少。听说戚继光要带兵去抗击倭寇，鹤年堂专门赶制了一大批“白鹤保命丹”，送到戚继光的营帐里。

戚继光不仅仅是个伟大的军事家，还是一个书法家和美食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医药养生学家。在鹤年堂，戚继光多次亲眼观看过药工们炮制中药饮片的过程，深为鹤年堂药工们繁复而精湛的手法和工艺所折服，提笔写下了“撷披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的褒颂楹联。在御边之余，深谙养生之道的戚继光还常常和曹蒲飒、曹永利父子探讨药膳食疗之道，题写“调元气”“养太龢”，以为鹤年堂中医药养生之精髓。

曹氏父子在鹤年堂深厚的中医药养生基础上，以扁鹊“凡病者，应先以食疗之，不得已，方药疗之”的理论积极开发中医药膳，陆续推出了鹤年养生粥、四时养生酒以及“鹤年养生私房菜”。

“鹤年养生私房菜”按滋补类、常见病类、疑难杂症类、男人强身保健类、女人养颜美体类，运用炖、焖、煨、蒸、煮、熬、炒、卤、炸、烧等手段，共开发出五大类三十八个分类六百多道药粥、养生炖品、养生药酒、药膳食谱。“鹤年养生私房菜”一经推出，不仅购者踊跃，还有许多人想方设法把方子抄回去，一时间京师竟因此而“洛阳纸贵”。

在“鹤年养生私房菜”里，还有一个戚继光提供的据说是武则天和唐明皇均推崇的以海狗鞭为主要成分的补肾壮阳药膳方，经过曹氏父子的重新论证和配伍，在原方的基础上，加入名贵药材，调制出了以海狗鞭为主要成分的补肾壮阳酒、滋阴养颜粥、三鞭子嗣汤等。

至于说王圣一是广东人，传其先祖为《三字经》的作者、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经史学者、位至吏部尚书的王应麟。只对宋朝孝忠不向元朝称臣的王应麟去世时，嘱咐其后代“不问世事”，因此，其后人随王姓一支迁往岭南凤城（现佛山市顺德城区）世代行医。

王圣一曾祖父因医术高明，经两广总督熊文灿举荐到宫廷太医院担任御医。到王圣一这一代，王家已是八代行医，王圣一深得曾祖父及祖父的真传，年轻时读了六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的全集，其医学理论极其深厚、其医术日渐精湛，同时，他对元朝宫廷食医忽斯慧及其宫廷食疗养生名著更是研习至深，尤以精通“四时养生药膳”闻名于京城朝野。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5年），已在北京医药养生界声名鹊起的王圣一，接手专为宫廷后宫提供养生食疗配方和食材的北京养生老字号、创立于明永乐年间的鹤年堂。

自王圣一之后一百多年，王圣一家族三代，又先后为乾隆、嘉庆、道光、慈禧等皇帝、太后供奉中医药养生食疗配方和服务。

在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中，炖品养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黄帝内经》对炖品的食疗作用推崇备至，三千多年前的周王朝更是把专门为皇室供奉食疗炖品的食医列为四种“王室医师”之首，中国民间尤其是岭南地区更有“药疗不如食疗、食疗不如汤疗”的说法。

王圣一在岭南炖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养生理论和皇家养生特点，独创了“四时养生炖品”的理论和制作技艺，即：顺应四时，重在调元气、养太和，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久居皇宅深宫之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补虚为“四时养生炖品”之总纲。

王圣一根据上述理论总结出的《 鹤年堂养生汤配本》，在乾隆二十五年一经面世，就广为流传，被视为食疗珍籍。许多注重养生的王公重臣更是赞许不绝。据清廷《御膳房》记载，乾隆点的最多的汤，就是鹤年堂掌柜王圣一研制配伍并供奉的“御制虫草燕窝汤”（史称鹤年极品汤）。

说起鹤年极品汤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乾隆二十五年二月，朝廷重臣、备受乾隆恩宠的“南书房行走”、刑部侍郎钱维城得了一场重病，病后身体虚弱，不能上朝，颇为倚重他的乾隆皇帝甚为着急，多次派御医为钱维城医治调理，可效果均不明显，与钱侍郎交往甚多的王圣一听说后，根据钱维城的病情和体制情况，建议以汤疗为主，遂亲手煲制了一款以滋阴补虚为主的汤饮，钱侍郎饮用不到十天就可以上朝了。以至钱维城赞道：“王君圣一善医，其制药精，汤饮尤最，饮者多愈，求之日益众。”

大喜过望的钱侍郎立即把这款汤谱配方敬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了解原委后，指令太医院和御膳房对王圣一的汤谱配方进行仔细研究，均认为其不仅有滋阴补虚之功效，而且经常饮用，更能祛病康健、延年益寿，为此，乾隆皇帝特意下旨予以奖赏。

自此，无论是皇帝后妃们的日常养生汤饮，还是隆重庄严的太和殿国宴、皇帝的乾清宫家宴、空前绝后的“千叟宴”、闻名中外的“满汉全席”，汤饮炖品的配方绝大多数来自于王圣一和他的鹤年堂，王圣一被养生学界尊称为“御用汤圣”，鹤年堂炖品为“皇家第一炖”。

清宫《御膳房》、《皇帝用膳底档》、《皇帝用药底薄》收录了大量的王圣一及其鹤年堂供奉的汤饮炖品以及沐浴药方、面药方、代茶饮药方。

王圣一的莫逆之交、清乾隆年间太医院院使、《医宗金鉴》总修官刘裕铎更是推崇备至：“王子圣一汤饮谨遵古方，随证化裁而不拘泥，药味精当药量轻灵而疗效颇佳。”而原广东高廉道尹、后升任吏部左侍郎的清代乾隆朝重臣谭尚忠说的更是详细：“鹤年堂主人王君圣一者，儒而医者也，讲求名业，既三世于兹，鄙时俗之诡，随慨然有作，选材必精，办制必慎，遵古修和”。

刘一峰祖籍浙江鄞县，世代业医，为岐黄世家。祖父刘永泉于清道光年间受聘于京师久负盛名的育宁堂药铺，并任四明会馆主持之一，清室太医院御医等。其父刘辅庭早年在北京同仁堂药铺任经理，才学渊博，深受乐家器重；晚年入清室太医院任职，并著有《种杏老人杂记》一书。

刘一峰1897年考入北京宣武门南堂的法文专科学校，学习法文。1899年，15岁时考入京师大学堂。1902年，考入邮传部铁路传习所学习铁路会计，后成为京汉铁路局的高级官员。后来以5万银元入主京城著名国药店西鹤年堂。

刘一峰曾经说过，“我一辈子不懂政治，还是在实业界发挥微薄能力吧”。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北京市国药业的发展振兴中去，既没有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筹集军饷，也没有替日本人做过过事，更没有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

刘一峰先生曾被推选为国药业公会主委。针对职工文化水平较低、制药配方口传心授、制药规格不够统一和车间卫生条件欠佳的情况，他竭力设法扭转国药业的落后面貌，提高职工的文化业务水平。刘一峰积极倡议创办药学讲习所，很快就得到同业的大力支持，遂于1939年至1942年开办了两期(每期两年)药学讲习所。在培训中除讲解药理和制药规程外，更要阐明商业道德，使他们领会到国药行业不仅是为了赚钱，而是治病救人。通过培训学习，不少学员业务进步很快，使中药在炮制上有所提高。

刘一峰在制药方面聘用鹤年堂过去的老师傅，如耿溪宾、金甲三等为指导；在业务经营上聘用刘温亭、祁月波为分号的经理，并施行了有成效的改革，为进一步使中药科学化打下了基础。过去老药铺使用“龙门帐”，为改变这种情况，刘一峰采用新式簿记，使“帐管货”、“帐控制钱”。为此，鹤年堂还专门成立稽核室。另外，还修建了宿舍与洗浴室。宿舍建成，致使门市、后厂分外清洁，一改旧观。1942年，刘一峰为实现中药科学化，成立福民药厂(后改名福民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但因财力及技术力量所限，他改革中药的志愿在解放前终未能实现，直至1955年并入公私合营三星药厂。

刘一峰先生任国药业同业公会主委时，主持了《配本成方》的修订工作。1953年，以北京市同业公会名义，整理、修订、编写了《北京中成药暂行配本》，使具有北京特色的各著名老药店配制成药方面的处方、工艺基本得到统一。1954年，在市卫生局领导下，重新制定了《北京市国药成方暂行配本》，使北京的中成药配本进一步规范，各中药厂的生产也逐步走上正轨。

鹤年堂已经挖掘整理了108种药膳、138种药粥、36种药酒、82种药汤等，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宫廷秘方和民间验方，组合成益寿药膳、滋补肺阴药膳等不同系列产品，像明嘉靖年间的“长生不老鹤年春酒”、万历年间的“秘制鹤年四宝酒”等都是鹤年堂独有的产品优势。继承历史，开创未来，如今的鹤年堂正蓄势待发，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三年发展战略规划，目标更是直指打造成中国中药养生行业的强势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