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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光辉 (安徽省美术家协会)
关键词 字如其人、颜真卿、书品、人品、导向意义 正文 书法不是简单的书写技巧呈现，从书写的过程、内容、面貌能流露出作者的状态、神态、心态，而书法延传不衰的密码是不断丰盈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 近年来，学界围绕“字如其人”多有讨论。如熊秉明认为艺术创作与以道德为准则的政治取向两不相涉。杨吉平则在其著作《书法批评学》中指出书法批评有技法、精神分析批评法等五种批评方法，其中就包含对历史文化与人格心理这一相互关系的考量。本文试图以“字如其人”为切入点，借以颜真卿书法艺术特征与其人格特质这一典型关系，辩证地分析“字如其人”理念是如何影响颜真卿的形象建构的。深层次探究颜真卿这类人格形象的建构，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书法艺术的意义、对书家的意义以及对当下文化艺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意义。  颜真卿《颜家庙碑》局部 一、“字如其人”的演变“字如其人”观念具有时代性,在“字如其人”文化观念的演变过程中，许慎的文论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历代文人对“字如其人”的阐释各有不同，在当代阐释中也不免受西方理论思想的影响。通观这一发展变化的过程及相关因素，对我们推动当代书法良性发展及深入研究中国书学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 （一）许慎的美学命题 古往今来，“字如其人”一直被文艺批评家、思想家、书家关注并讨论，同时“字如其人”一词也被普通民众广泛使用，可谓影响深远、受众广泛。纵观相关文论，对其研究最多的是从汉字的来源、结构、书写观念角度的美学阐释。最为典型的是许慎，其所著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语文辞书，他说“书者，如也”。许慎从字的起源结构出发，认为人的理性体验与汉字特征互为表里，书法艺术实现了超自然的本真性审美。这是一个由天到人、由人复天的转化生成过程。这里的“如”，本意即是从象形层面去理解。因此，有不少文论家认为所谓“如”，即是“谓如其事物之状也……谓每一字皆如其物状”。而从象形结构出发，人们又把“如”赋予了更多含义。例如“如同”“如若”，开始把书法字体所体现的间架结构引申为更为象形的比喻。 在许慎之前的汉代思想家扬雄，他在《法言·问神》中说“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其直观表达出书法作品与人品的关系。但整体来看，许慎系统、严谨地构建了文字研究体系，后人从“如”衍生大量类比，催生了无数意象，拓宽了书法艺术研究的理论空间。无论是从最开始出现的“字如其人”，抑或是其背后的解释张力，“书者，如也”这一论点对“字如其人”这一命题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二）“字如其人”的历代阐释 汉以降，书法、绘画、词赋体系百花齐放，相关艺术理论不断完善，如前期的扬雄、许慎。南梁时袁昂撰写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书评，开启了书法艺术人格化的品藻之风。唐宋时期，著名书法家及文论家都重视“人”与字的关系，“字如其人”论又开始兴起，如孙过庭、虞世南、苏轼、黄庭坚等。至明清之际，这一命题的“如”则更为具象化，也更为理性。如清代刘熙载《书概》所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这是“字如其人”说的集大成者。 实际上，这种把“人”与“书”或“字”联系的思维定势，和理学兴起不无关系，理学发展、稳固了儒家道德体系，在“万物同体”的宇宙观下，人们把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作品纳入人格考量体系中去，从而加强文学艺术作品与人格特征的一致性。无论是理学兴起，抑或是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中的道德原因，在书法史中，书法家人格和书法地位都相互影响：大书法家都应符合传统儒家的道德规范。例如，北宋四大家“苏、黄、米、蔡”中的“蔡”，流传甚广的说法是蔡襄，一说是蔡京。之所以蔡京未被主流认可，大抵因为蔡京品德有问题，王绂在《书画传习录》里说：“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也有学者指出宋徽宗的“瘦金体”之所以没有被太多研究者提及，也是因为中国传统审美习惯的原因，审美与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挂钩，然而作为一个误国的君主，自然就不被关注。在研究中国艺术批评史，抑或是中国古代文论时，不能不考虑传统儒家道德因素这一重要标准。 当代的文艺批评不免深受西方理论思想的影响，许多学者已经运用西方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了剖析。爱德华·霍尔在《超越文化》中所言：“人与一切艺术形式的关系比一般人的想象要密切得多；人如其艺术，艺术如其人，无法将两者分开。”这似乎可以为“字如其人”提供较好的注脚。然而实际上，随着西方艺术理论的涌入，有关艺术、美学、文学的理论正在形成中西方“传统与接受”的拉锯局面，当代学人也一直在呼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画学体系”，也因此延伸出诸如“中国心相画学”等构建中国艺术话语体系的尝试。可以预见的是，包括书法艺术与人格特质之关系这类议题，将迎来更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 综上可见，“字如其人”作为我国传统书法文化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受书家和评论家的关注。“字如其人”这一思想的演进，是基于书法实践的一种文化观的不断丰盈，是一种文化思想的不断建构。这一文化建构过程伴随着意义的共享，而共享的过程也是推动其不断演进的动力。  颜真卿《八关斋会报德记》局部 二、颜书与颜真卿关系的三点考量颜真卿的书法历来备受各界关注，不断得到专家学者推崇：一方面是因为文字的微观特征，大气磅礴、雄强刚劲、苍劲有力，给人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字的宏观特质，正大气象、阳刚雄浑、铁骨铮铮，表现出作者的性格和精神，暗含力量，透露出作者的家国情怀和品行道德。而这两个方面都与其背后的作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考量颜书与颜真卿的关系十分典型。 （一）颜书的风格流变与颜真卿的生平变化 颜真卿一生浮沉，曾为官一任，也曾领兵作战。颜真卿的书法地位无需赘言，但从其浮沉一生，可以窥见其书法艺术特征的流变。颜真卿是山东人，家族世代都精于书法。他734年中进士，两年后任校书郎。经历丁忧三年，升任殿中侍御史之后，颜真卿受到杨国忠排挤，转任东都采访判官，再后来出任平原太守。纵观颜真卿一生的书法风格，有学者以他45岁、58岁为分界点，分为从古期、变古期、以及后来的天成期三个阶段。划分的依据，无不受到颜真卿在现实世界经历的影响。 颜真卿自小寄居在舅父家中，虽然家贫但十分好学，时代以“楷法遒美”为标准，颜真卿早期作品就是典型的欧体，如他在33岁写就的《王琳墓志》，这属于其从古期。其次从任平原太守开始，颜真卿的仕途便开始了崎岖之路。进入仕途以来，颜真卿在京师、山东、陕西、山西等北方为官多年，还在南京以及西南为官，颜真卿的书法艺术不断精进，不仅学习大书法家，兼收并蓄，还留心所到之处的书法艺术特征，如有学者指出颜真卿书法艺术特征的形成就与其所任职的地方等因素有关，如颜真卿在山东任职时，其《东方朔画赞碑》已有鲜明不同，具备民间书法及篆隶特点，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当地出土了不少古代篆刻、碑刻作品。而他在南方为官期间，其作品《天下放生池碑》《竹山堂连句》则有了江南的灵气。经历着仕途动荡，颜真卿不断改变其艺术风格，这是其变古期。 经历一生浮沉，不少书法鉴赏者认为晚年颜真卿显然对人生宇宙有了更通透、更达观的认识，已然进入了天成期。黄庭坚称颜真卿书法“体制百变，无不可人”，这在其晚期书法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相对于之前的刚劲有力，突出急、露、率、挺，现在则大量使用藏、含、涩等笔法。例如，其《麻姑仙坛记》明显具有了佛、道旨趣，没有刻意追求笔画的顿挫、结构的工整严谨，却呈现出一种天然、质朴的状态。有学者认为其在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与完整。 可见，颜真卿书体的形成与颜真卿的生平浮沉变化有莫大关系。笔迹即心迹，见字如见人，书法是作者人格的投射，作者的修为一定会影响其在书法上的高度。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局部 （二）颜体的庄重与颜真卿的刚正 上文从颜真卿一生的浮沉阐述了颜真卿的风格转化，实际上与“字如其人”联系最紧密的，仍是颜体所蕴含的与其人格统一的力量。纵观颜真卿一生作品，与大书法家王羲之相比，颜真卿无论楷书还是行草，均有刚健之美，用笔丰腴，雍容大度，庄严稳重等特点。联系到颜真卿人格特质，有学者就认为有一种“崇高之美” ，这也是在历史书写、不断建构之下，文论家自然想到的理论话语。 史料记载，朱熹初学书法喜学曹孟德，讥笑刘共父学颜书，后者说“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因此朱熹“是以取法不可不端也”。这也足以证明颜体楷书与其人格庄重的联系，而朱熹又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就不难想象颜真卿在理学盛行的年代的接受程度了。 颜真卿存世楷书作品有《多宝塔碑》《东方朔画赞碑》《鲜于氏离堆记碑》《麻姑仙坛记》等。前期《多宝塔碑》写于入仕不久，他在政坛上具有满腔热血，也敢于直言进谏、痛陈利弊，故而有学者认为此帖有种蓬勃之气，稍有行书之意。而后期《家庙碑》等则端庄稳重，体现孙过庭所言“人与书俱老”的特征。通过留存的作品，可以看出颜真卿初入仕途时的青年锐气。以及晚年经历贬谪、战争等浮沉之后，心中仍存在着的那份刚正不阿。 值得一提的是，颜真卿中期楷书作品似有万千郁结之气，但严谨克制，均付之于黑白之间。此时的颜真卿正经历着数次外放，均因其刚正不阿受到排挤（如766年，受到宰相排挤，颜真卿竟在外为官10余载），屡遭贬谪、报国无门。此中真意，书法艺术观赏者联系当时情景，或许可以感受到颜真卿正直人格背后所积蓄的悲愤。借用曾国藩所言来理解颜真卿最为精妙，“顺境不惰,逆境不馁,以心制境,万事可成”。  颜真卿《多宝塔碑》局部 （三）《祭侄文稿》与颜真卿的忠烈 《祭侄文稿》被元代书法家鲜于枢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其旨趣、用笔技法，均与王羲之大相径庭。此帖背后的历史风云和惨烈故事，也成为后世艺术批评家支持“字如其人”的充分依据。 《祭侄文稿》写于安史之乱期间，又名《祭侄季明文》，顾名思义，即是追祭颜真卿从侄颜季明的草稿，一共20行，334字。安史之乱期间，颜真卿堂兄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起兵反抗，兵败被杀，颜泉明（颜真卿侄子）善后，只得到零碎尸骨，颜真卿悲愤交加，写就此千古名篇。开头至结尾，文稿充分体现了书者心境变化，从工整清晰至最后枯笔连带、甚至不再着墨。全文涂抹十余处，基本不在乎技法、章法，不拘小节、虚实相生、浓淡相宜，扑面而来的是一幅历史长卷和一颗赤诚、忠烈、破碎的英雄之心。 另一个例子则是《争座位帖》，书法家米芾曾在其《书史》中称其为“颜书第一”。卞永誉评论说：“史称其如秋霜烈日，可畏可仰，非虚语也。”联想到其本来是篇指责朝政败坏、抨击奸臣的书信手稿，则更能体现出颜真卿忠烈耿直、满腹报国之情。后世批评家认为，颜真卿的三稿（《祭侄文稿》《祭伯文稿》和《争座位帖》），成为书法作品建构颜真卿形象的一个注脚。 无论是“字如其人”，还是“知行合一”，亦或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还是“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在我国传统书画理念中，文艺作品的格调与作者的品行有密切联系，作品往往被视为表征人格与精神理想的载体。人们评价作品时往往会根据作者的人品进行判断，即便是作品胜过人品的作者也难以突破此种人文制约。而颜真卿作为书品与人品相得益彰的典型，历来备受推崇也就容易理解了。  颜真卿《争座位帖》局部 三、颜书“字如其人”的当代价值传承久远的书法艺术虽历经多个阶段，经过复杂的演进发展，但始终离不开的是其背后的人文精神。如“字如其人”“心正则笔正”，“艺品”即“人品”等观念深刻影响着书家及书法事业的发展。在世界格局剧变的当下，重新审视颜书“字如其人”的导向意义，具体来说，具有家国同构的时代意义，书品出于人品的导向意义，以及艺术审美的本真意义。 （一）家国同构的时代意义 “家国同构”是儒家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方面。孝、忠构成知识分子的一体两面。礼制与道德不可僭越，中国古代甚至把政治伦理纳入到传统道德体系。家国同构在当下仍有着现实意义，家是国的组成部分，而国是无数个家的集体集合。当下的中国，仍然有着鲜明的举国体制导向，这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体现，家国同构能够增强人们的集体意识、爱国意识，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历史上的颜真卿不是愚忠、愚孝，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担任临川内史期间，使“浇风莫竞，文政大行”。他充分遵循儒家道德体系，对孝悌、忠义尤为推崇，如他晚年书法作品《颜氏家庙碑》，是为他父亲颜惟贞而撰写、立碑的，“因事而作，质朴无华”，记载了家族情况，并重在传言、传德，这对中国社会家风传承工作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朴素情感，而颜真卿家族抵御外侮，可谓满门忠烈。然而也应看到，颜真卿不可能超越时代局限，他死后被一些地方尊其为神，接受祭祀，这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 应当看到，所谓的家国文化也蕴含着不少负面因素，例如自上而下的单边行为，使得社会缺乏公共理性的空间；愚忠、愚孝，泯灭了人的良知和个性。我们在了解颜真卿史料、作品时，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家国情怀”做到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颜真卿《裴将军诗》局部 （二）书品出于人品的导向意义 有学者考证，流传甚广的颜真卿《劝学》一诗为伪作，很有可能是后人教导孩子练习书法时写成的，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忽略颜真卿的书法、人格成长之路于当下重要的导向意义。 首先，守正创新、虚心求教的精神。颜真卿在书法学习上博采众长，他曾虚心向张旭、怀素等诸多书法家学习，他善于总结、观察、创新，锐意进取，吸收王派特征，取法硬瘦，具备刚健之气，这种风格别开生面、继往开来。此外，他还创新楷书风格，大气、沉稳，苏轼就曾评价说“鲁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这对于当下书法艺术传承弘扬、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均有重要的导向价值。 其次，需要重视书品出于人品的价值导向。由于经过多次社会思潮的变化，加之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对于人品之于书品的影响和作用不再如前重视。诸如各类赛事展览，大多只看中技法、画面，标榜技术胜于一切，内容胜于一切，以至于书法圈低俗、媚俗现象不断，甚至出现只看重头衔唯官为上。而最为重要的，对艺术家道德人品的考量却未受到足够重视，以致近年来常常爆出某某书法家挑战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的新闻事件。通过历史发展进程，要遏制此类歪风邪气，需要弘扬“字如其人”的文化观念，需要突出颜真卿这样“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典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颜真卿为典型的“字如其人”文化观在新时代具有价值导向、审美导向意义。其蕴含的经验和精神，有助于书者树立正确的思想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推动新时代书法创作、书家成长乃至书法事业发展都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三）艺术审美的本真意义 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的一个显著差别，在于前者重写意，后者重写实。学者沈尹默评价中国书法艺术“无色而有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这种对美的追求已上升到哲学高度，中国素来具有“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艺术创作、审美领域，最终要体现人的存在，如李泽厚所认为，审美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是自然与人的互相融合。通览被称为三大行书的《兰亭集序》《黄州寒食帖》《祭侄文稿》，都不是作者正襟危坐创作的书法艺术作品，要么无心写作，要么草草而就，也正因如此，其作品充分体现了艺术的本真含义。 其次，从艺术作品的受众来说，面对这些书法艺术，并结合当时背景，很少有艺术批评者不为之动容。与其说人们分析颜书大气严谨、抑扬顿挫、诡异飞动的书法特征，不如说是面对书法作品时，人们就联想到颜真卿的家国情怀。例如米芾在评论《争座位帖》的艺术特征时说：“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白珽评价《刘中使帖》时说：“观鲁公他书特大，而凛凛忠义之气如对生面。”其中“想”“如对生面”等描述更多地点出了“字如其人”内涵：实际上这是鉴赏者的“留白”与“想象”，以及结合历史形象书写的艺术感悟，不失为一种艺术审美启示。 至此，在颜真卿身上，本文讨论了书法艺术与其人格特征的联系，总结了批评家的典型观点。然而，这种客观联系却不能构成两者互相肯定的佐证。如陈方既指出：“不能把书家的全面艺术修养生硬地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似是而非地联系。否则，损害了理论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技进乎道”，“道”即修为、境界，一个人的修为与境界会影响到“技”的层面，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在今天坚定文化自信，繁荣书学创作，实现书法从高地、高原到高峰的跨越，需要充分发挥“字如其人”这类文化观念的文化导向效能。  颜真卿《勤礼碑》局部 结语人格特质是复杂的，是在后天的社会环境中逐步形成的，颜真卿留诸于史料的种种记载，已然为人们勾勒出一位拥有壮烈气节、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形象，然而历史也是复杂的，在“层累造成的历史观”下，后期的历史建构中也不乏对颜真卿的批评声音。 “字如其人”“艺如其人”等说法更多地是对既往历史之人的总结、联系、归纳，是经验主义，无法上升到规律层面，是艺术鉴赏者的“留白”与“想象”。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其中的积极意义，例如“君子如兰”“岁寒三友”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身修养追求的外化体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把外在客体内化为自身修养标准，是传统知识分子构建民族精神的重要动力来源。从颜真卿案例可以看出，其个人鲜明地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忠义、正直等特质。在艺术观赏者看来，这种人格特质又通过《祭侄文稿》《争座位帖》《颜氏家庙碑》等作品充分彰显，书法艺术与文献典故构建了一个关于颜真卿的历史叙事，而通过儒家道德体系，这种历史叙事又不断被传递给后世。在新时代，在复杂的文化境况下，这种叙事中相当一部分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具有导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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