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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下半年，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派自己的参谋长樊折桂，代自己跑了一趟南京。 干什么去了呢？向蒋介石述职。他为什么不亲自去呢？我们一会再说。 述职完成后，樊折桂给董其武带回来一份“惊喜”——蒋介石赏赐的1900两黄金、12万银元，几箱子美制电镀六轮手枪，以及大量反动宣传小册子。 董其武看了这些东西直摇头，心想这个老蒋还真“慷慨”！随后，他便通过傅作义将此事秘密报告了毛泽东。 董其武是国民党将领，为什么秘密向毛泽东打报告呢？而毛泽东又是如何答复的呢？这个看似纷繁复杂的故事背后，隐藏着国共两党围绕绥远解放开展的明争暗斗。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了最后一个年头。伴随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共产党和解放军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开始占据战略优势，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就此放弃抵抗，因为在他看来，他还占据着半个中国，仍然有反败为胜的希望，仍然在组织反动力量进行最后的挣扎。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手握重兵、持观望态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了国共双方努力争取的重点对象。 国民党方面自然希望这些将领效忠“党国”，为蒋介石死战；共产党方面，则希望通过各种方式争取他们的起义投诚，实现和平解放，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避免战争。 这些被积极争取的对象中，董其武是举足轻重的一个。 董其武是山西河津人，1899年11月出生，1924年投身军旅，后来参加了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中校副团长。北伐失败后，董其武和十多名军官一起投奔傅作义。 这些人大多是上校团长，而傅作义只是给了他们一个上尉参谋，还是编外的，被人看不起，很多人觉得受到侮辱，愤而离开，只有董其武选择了留下。 从此以后，董其武就选择了跟随傅作义。傅作义参加中原大战，他就参加中原大战；傅作义服从蒋介石，他就服从蒋介石；傅作义抗战，他就参加抗战。 说起抗战，董其武可以说是最早抗战的一批中国军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董其武的部队驻扎在内蒙古丰镇，听闻日军侵略东北，他马上给傅作义写请战书，要求支援东北，无奈当时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董其武只能眼睁睁看着东北沦陷，但他始终厉兵秣马，期待与日军决战。 后来的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中，董其武率领部队参加大小战役战斗296次，每次都是浴血奋战，绝不退让，歼灭大量日伪军，为整个绥远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提起这段抗日经历，晚年的董其武不无骄傲地对自己的孩子们说：“别的部队抗不抗日不知道，但至少我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 
随着战功提升，董其武的职位也不断晋升。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时，董其武已经升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奉命接受日军投降，而他的上司还是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老领导傅作义。 然而，在接受日军投降过程中，董其武和傅作义遇到了新问题。 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下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国民党军前往受降，但是董其武却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绥东一带都是八路军大青山游击支队靠着打游击坚守的，国民党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现在过去抢占胜利果实，双方肯定会打起来。 于是，董其武给傅作义打了报告，希望慎重决定。 傅作义也是讲理的人，同意董其武的想法，但是他们谁也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跑去接收绥东，还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份电报，称“绥远地区是八路军开的第一枪”，妄图占据舆论上风。 到了这一步，不可能和平了，双方只好兵戎相见。 傅作义、董其武都算是国军名将，打日本鬼子颇有心得，麾下兵强马壮，而我军在绥远一带的部署并非最强兵力，人数、装备上也处于下风。 几番战役后，双方你来我往，基本打成平手。贺龙、聂荣臻两部没能攻破董其武坚守的归绥等大城市，傅作义、董其武也没能突破我军合围，战事陷入僵持。最后，毛泽东下令我军转移，绥远一带恢复平静。 董其武面对解放军强大压力守住归绥等大城市的表现，受到傅作义和蒋介石的一致赞扬，获颁青天白日勋章、华胄荣誉勋章，一时春风得意。 接下来，董其武再接再厉，指挥所部参与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由于董其武军事素养较强，使得我军未能完全达到原定的作战意图。 这样看，董其武已经下定决心一条道走到黑，把自己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彻底与人民为敌，等待他的必将是被唾弃的结局。 所幸的是，毛泽东一个高瞻远瞩的论断，打造出来一个著名的“绥远方式”，也为董其武开启了走向光明的道路。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保存一部分 敌军，暂时不进攻，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其他敌人，过一段时间后，再争取把敌人这部分军队改编为解放军。 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我们党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促使了董其武部始终保持中立，并与我军开展秘密接触，而毛泽东也十分大气，接受了董其武所提的全部条件，确保了董其武逐渐向我军靠拢，并且积极做着和平解放绥远的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察觉到董其武的动向，多次催促董其武率军西撤河套，与“西北'二马”（马步芳、马鸿逵）互为掎角，阻敌西进，但董其武找出了一堆理由来拖延，蒋介石见董其武不服调动，变换手法，停发了绥远的军政费用。 这一招“釜底抽薪”，让绥远10万军队没了粮饷，军政开支短缺，军心就不稳，董其武陷入困境，多次派人与蒋介石交涉都没有效果，答复只有一句话：“让董主席来！” 董其武很清楚，一旦自己去了南京，结果就会跟张学良一样，轻则被软禁，重则军法处置。面对蒋介石的掣肘，董其武选择了节衣缩食，共度时艰，但是两个多月以后，他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只好派第111军参谋长樊折桂代自己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述职。 樊折桂很吃惊，以为董其武撑不住了要变卦，但这只是董其武的一个策略，他的真实目的是向蒋介石要军费，再拖延一段时间，等待最后的和平解放。为了实施这一策略，董其武已经通过傅作义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表示同意。 十几天后，樊折桂返回绥远，带回了蒋介石的“犒赏”——1900两黄金、12万银元，几箱美制电镀六轮手枪，以及大量反动宣传小册子。 
蒋介石给拨了钱，董其武实在没有借口再不服调动了，于是派手下精锐的第七师师向西开进到河套地区，坚守住乌不浪口和西山嘴一带，看似是服从蒋介石的调遣，与“西北二马”靠拢，实际上是在防备“西北二马”向东进攻，把蒋介石也给迷惑了。 蒋介石以为自己靠“金钱+大棒”方式，可以让董其武替自己继续卖命，殊不知董其武在收到蒋介石的“慷慨赏赐”后，第一时间将此事秘密报告给了毛泽东。 对于这位“运输大队长”的热情，毛泽东从来不会客气，早在红军时期，老蒋就经常给“送物资”，于是笑着答复说：“蒋介石的黄金银元可以收下。” 沉思片刻，毛泽东又做出进一步指示：“但是这点钱怎么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设法帮助他解决困难。”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我军秘密向董其武提供了大量援助，帮助他做好了各方面准备。 1949年9月18日，董其武组织签订了《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并于次日正式通电，绥远实现和平解放，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董其武的深明大义。 靠着绥远和平解放的功劳，董其武在起义后仍被委以重任，担任第23兵团司令，职位与起义前相当，还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回国后任第69军军长（正兵团级），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著名的国共“双料将军”。 
授衔时，董其武自觉以前有错，授衔过高，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没想到毛泽东批示说：“杨成武可以不当上将，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让董其武深为感动。 实践证明，当初率部弃暗投明是董其武人生最正确的决定，只有坚定跟党走，才能真正走向光明，这也是董其武晚年为何一直坚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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