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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之前，麻烦您点一个“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66年2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发生了一桩惊世骇俗“政治案件”，即大名鼎鼎的“人民大会堂枪击案”。 案件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当天上午周总理正在会堂中秘密接待某位外国元首，可就在这时，一枚子弹却从会堂二楼破窗而入，吓坏了服务人员，吓坏了安保，更是险些酿成了“外交事故”，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当真凶被捕后，周总理却并没有选择对其施以极刑，反倒是将此人直接特赦了！ 该案件瞬间在国内引发了争议，有人认为不管动机为何，此等举动就该是严肃处理，也有人觉得周总理的处理方式彰显了他的胸怀，无罪释放着实是最佳的处理结果。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名凶手是何身份，他为何要枪击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特赦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当然了，提到这个我们就不得不从案发当天的情况开始说起了。 1966年2月2日上午9点，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中接待外宾，会议室内唇枪舌战，会议室外庄严肃穆，没人敢大声喧哗，显然是怕在外国人面前丢了脸面，可就在这时，一声玻璃碎裂的声音却不合时宜的打破了这份肃静。 “啪嚓” 正在二楼大厅打扫卫生的服务人员低头一看，一块玻璃竟直接拍在了自己的脚下，这着实吓了她一跳，也让她倍感疑惑： “这好端端的玻璃怎么碎了呢？”  服务员不明所以只得顺着碎片四处寻找，可这不找不知道一番寻找之下竟真的让她发现了一个恐怖的真相，那就是玻璃并非自然破碎，而是受到了枪击！ 拿着那枚子弹，服务员赶忙将此事告知了会堂内的警卫，警卫不知该怎样处理又找到了门口负责安保的公安干警，一众人等就这样围在一起商议起了对策。 公安局的干警认为这绝对是敌特势力所为，这般大事应该先向周总理汇报，让他来主持大局，但对此会堂警卫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 “总理正在和外宾开会，现在去找他丢人可就丢大了，绝对不行！” 闻言警方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在一番讨论之下，他们最终决定先将此事告知警卫科科长，再找到北京市的公安机关，由两方先行办案，等到周总理开完会了再行告知。  说干就干，对于案件的侦查行动快速展开，而与此同时周总理那边的会晤也终于结束了，在外宾离开大会堂返回酒店后，众人这才将刚刚发生的枪击事件全盘托出。 闻听此言周总理面色凝重，他当即向北京市公安机关下达了指示，即尽快破案莫要造成非必要的恐慌。 得到命令后，警方的重视之心更甚，不单找来了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全权负责此案，还特地请来了几位部队中负责研究枪弹痕迹、轨道的专家，希望他们能够根据弹头、玻璃的情况分析出蛛丝马迹。 在一众专家的仔细观察下，很快这枚子弹的口径和发射枪支的型号便得到了确认，即子弹为5.6毫米口径运动步枪弹，枪支为小口径步枪。 通过这一线索，公安机关当即得出了结论，那就是这次枪击事件极有可能是国民党或是美国的间谍人员所为。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原来这都和该子弹的口径有关，要知道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建国后，我军、警察部队配枪的子弹口径基本上都是7.62毫米口径，压根就没有能够适配5.6毫米口径的配枪存在，只有美军、台湾方面有这类的枪支、弹药，所以也难怪公安干警如此笃定了。 确认了凶手的身份后，抓捕行动便快速展开了，为了防止敌特人员逃窜出市，杨奇清副部长立刻下令封锁了北京周边的全部通道，待确保凶手还在北京城内后这才开始了下一步的行动，即通过弹道分析出开枪者的所在位置。 这一方法相信很多人都在现代警匪片中看到过，认为通过弹道分析应该很快就能锁定开枪者的位置，但很遗憾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实际上经历了漫长的实验分析后，专家们不单找错了地点，还险些冤枉了好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待封锁全城后，一众枪械专家当即回到了案发现场，希望通过苏联方面的弹道分析法找出凶手开枪时的所在位置。 分析起初进行的十分顺利，才不到两小时专家们就在地图上划出了大致范围，也就是长安街的快车道附近，得到答案后一众干警不敢耽搁赶忙来到了嫌疑地点进行摸排，调查2月2日上午快车道上往来的车辆、人员名单。 在干警们的不懈努力下和附近居民的踊跃配合下，很快名单便新鲜出炉了，由于当天附近步行的人员较少，名单上几乎全都是车辆，而在这些车辆中警方果真找到了一辆携带有42把5.6毫米口径步枪的运输卡车。 卡车是北京地质学院名下的，警方亦是当即找到了校领导核实情况，据该校校长表示当天为了校内即将举行的军训活动，他们的确是引进了一批5.6毫米口径步枪，这批枪从通县运回校区也确实路过了长安街快车道，不过车上运输的也只是枪支而已，根本没有子弹！  按理来说既然车上没有子弹，卡车随行人员的嫌疑应当被立刻排除，可实际情况却不然，由于2月2日当天只有这一辆车带有嫌疑枪支，北京市警方并没有采纳校长的说法，而是继续展开了细致的调查。 因为警方认为车辆上没有配发子弹，不代表车上人员没有私自携带子弹的可能，于是他们先是提审了卡车随行人员，随后又对42把枪支相继进行了硝烟检测，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警方将能用的方式都用了却依旧是一无所获，人员没有任何作案动机、枪支也没有近期开火的痕迹，完全没有任何嫌疑。 这下子北京市警方“傻眼”了，一个想法也在他们的脑海中悄然出现： “会不会是那群专家搞错了？案发地根本就不是长安街快车道呢？” 带着这个疑问警方赶忙找到了专家核实情况，但对方的态度也很坚定，其中一位去过苏联留学的专家更是不容置疑的说道： “结果肯定是没有错的，苏联那边都是这样判断射击弹道的，只可能是你们的办案流程出了问题！”  说罢，见干警面露不悦他又补充道： “你也不用这样看我，有这个时间莫不如再去审问一遍地质学院那些人，说不定是他们用什么方法抹去了枪械的使用痕迹呢？” 闻听此言杨奇清虽然有些不满却也没多说什么，在吩咐手下干警继续调查后便准备离开现场，然而还没等走出大门呢，一个声音却叫住了他： “杨部长我有不同意见！我觉得射击地点可能并非长安街，而是再远一些的居民区内！” 说话这人不是旁的，杨奇清也认识，他正是北京刑侦界的一名后起之秀陈建华！ 陈建华1940年上海生人，时年26岁，他自小成绩就十分优异，高中时曾蝉联过多届的奥数竞赛冠军，高考时他又以出色的成绩考入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应用力学专业，这个专业这个成绩，陈建华本该去到中科院工作，可为了实现幼时的梦想他却义无反顾的加入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成为了一名刑警。  入职警队后，陈建华一刻未闲，得知警队乃至全国在枪弹痕迹方面有所欠缺后，他当即提出申请，希望从繁华的市中心调到城郊靶场，对弹道、枪械痕迹展开实验，这件事整个“警圈”都知道，杨奇清自然也是有所耳闻，因此当听到陈建华发话后，他也是顿时来了兴趣：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呢？” 闻言陈建华亦是解释了自己这么说的原因，他说： “我是事后才抵达的现场，在现场我有了几个重大发现，第一是玻璃的破碎程度太诡异了，正常来说子弹射入玻璃应该呈现出大且分散的裂痕，可现场玻璃的裂痕却是致密的，就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呈弧线坠落而入的。 “第二是两层玻璃的弹道偏离程度，如果单看外部的那一层玻璃，那么各位前辈的结论应该没错，可实际上这枚子弹不单打穿了第一层，还通过第二层坠入了大会堂内部，这说明什么？说明子弹应该是从更远的地方射来的！”  陈建华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人民大会堂的玻璃有两层，子弹打穿一层玻璃和两层的动能、距离是不一样的，专家们只看了第一层却忽略了第二层，这才导致判断出现了误差。 陈建华的解释很有道理，也说服了在场的绝大多数人，可不知是面子上过不去，还是真的存有质疑，那位去过苏联留学的专家竟当即反驳道： “这只是你个人的推测罢了，苏联的判断方法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难道还不如你个毛头小子吗？” 此话一出现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所幸就在这时一直关注着案情发展的周总理站了出来，他对着大家伙说道： “就让这小伙子试一试嘛，实践出真知，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既然周总理都发话了，现场众人也只好点头答应，并跟随着陈建华去到北京西郊靶场展开了实验。  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实弹射击后，果不其然陈建华的猜想得到了验证，子弹还真是从更远的地方射过来的，大致位置正是长安街后的居民楼附近。 见此情形，那位“海归专家”终于是心服口服了，他一边竖起大拇指一边对陈建华说道： “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我看你小子行，比我行！” 闻言现场的众人都不禁失笑，只有一个人不然，此人是北京市公安局一位资历极深的老干警，当看到实验结果后他面露难色，纠结了好一会后才和杨奇清汇报道： “杨部长，有件事我务必要提醒您，长安街后面的居民楼里住的可都是领导干部啊，搜查他们的难度着实不小，您看要不要向周总理请示一下呢？”  对此杨奇清深以为意，他也是听从了对方的建议当即找到了周总理汇报情况，他本以为周总理也会很纠结，结果没想到周总理却罕见的发了火： “干部怎么了？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调查，哪怕是我自己，哪怕是毛主席也是一样！” “是，保证完成任务！” 只是意外酌情特赦接到命令后杨奇清再没顾虑，立刻派出了市局的全部警力，对长安街后的那片居民楼展开了调查。 调查的进展很缓慢，200多户人家、近千人的工作量忙的一众干警是焦头烂额，普通百姓还好，遇到一些军官家庭他们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一些阻力，倒不是军官们不配合工作，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颁布禁枪令，几乎每一个军官家中都有配枪又或是之前在战场缴获的枪支，这些枪是他们的命根子，是他们荣誉的象征，现在警察要收枪自然会引起对方的不满。 可以说若不是周总理给出的“尚方宝剑”，在调查过程中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乱子，好在过程是坎坷的，结果还是比较圆满的，经过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摸排后，涉案枪支被找到了，枪击人民大会堂的嫌疑人也终于浮出了水面。 此人并非是之前警方推测的敌特人员，他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初中生，也就是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李达的儿子李迪民。 一个国家干部的未成年儿子为何要枪击人民大会堂呢？带着这个疑问，杨奇清亲自对李迪民展开了审问。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李迪民并没有狡辩而是十分委屈的解释了案发前后的经过，他说： “警察叔叔，我哪敢打人民大会堂啊，我当时只是想打鸟而已...” 原来据李迪民坦白，案发当天他正在家中写作业，窗外的麻雀却一直叫个不停，吵得他心神不宁，于是一怒之下他便翻出了父亲当年缴获的配枪，装弹、上膛、瞄准、扣动扳机一气呵成，并朝着麻雀们射了过去。 李迪民的把式有模有样，但这个精准度却是惨不忍睹，别说击中目标了他连根毛都没打到，子弹更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见此情形李迪民十分尴尬，害怕被嘲笑也一直没敢告诉外人，他哪里知道自己一时冲动射出的子弹居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当听杨奇清说子弹打中了人民大会堂后，他也是吓得哭出了声： “警察叔叔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真的是在打鸟，能不能不要枪毙我啊，求求你了我再也不敢了...” 听到李迪民的话，再看到他不争气的模样，杨奇清是又好气又好笑，他也大致听明白了事情的经过，无非就是个孩子打鸟，子弹打飞了误打误撞飞进了人民大会堂罢了，于是待吓唬了李迪民一番，告知他“你完了，今天晚上就会把你枪毙”后，他便转身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 听闻事情的真相居然这般“离奇”后，周总理亦是笑出了声，而看到他并未生气，杨奇清这才试探性的询问道： “周总理，既然是一场意外，那也只是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处理呢？是追究他们家的责任，还是就这么算了？” 对此周总理给出的回复是： “算了吧，他也不是故意的，一个16岁的毛头小子批评教育一顿就好了犯不上追究责任。” 说罢思索了一阵后周总理又补充道： “哦对了，这次案子破的漂亮，干警们忙前忙后五六天应当嘉奖，尤其是那个陈建华，你一定要重点培养！” 是的，就这样随着陈建华等人受到褒奖，随着李迪民接受批评教育后被无罪释放，这起看似扑朔迷离却又十分戏剧化的案件这才终于落下了帷幕。 不过案件结束了，关于案件本身的讨论却仍在继续，世人关注的方向有两个，其一是李迪民受到的处罚会不会太轻了，其二是新中国对待枪支的管理是不是太松了？ 先说前者，听闻有人质疑李迪民的判罚结果后，周总理立刻给出了回复，他的大体意思是： “法律是有温度的，一场意外用不着上纲上线，况且他也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不是？” 既然周总理都这样说了，关于李迪民的事情也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可后者却不然，听到民意又考虑到枪械造成的安全隐患后，周总理当即做出了指示，安排北京市公安局出台了关于枪支管控的最新规定，希望彻底杜绝这类事情的发生。 在周总理的亲自呼吁下，北京市的枪支登记行动快速展开，不到一个月警方便查出了超过一万支的小口径枪械，完成了枪支管控的任务。 自此北京城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不过中央的脚步却依旧没有停下，反而是借此机会将枪支管控条例开展到了全国。 这一过程是漫长且坎坷的，从1966年开始，国家足足进行了长达三十年的管控，这才终于在1996年之际全面杜绝了民间持有枪支的情况，使得如今的我们过上了绝对安全的生活，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李迪民非但不该受罚，反倒是全面禁枪的“功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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